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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变革社会,从哪里开始——“民主墙”近四十年后的再相聚


   
   牟传珩:变革社会,从哪里开始——“民主墙”近四十年后的再相聚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3月04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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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民主中国
   
    变革社会的路径其实就在我们脚下,每一个人都可以从适合自己走的第一步迈出。2018年2月21日,我与姜福祯、张霄旭、张中顺、刘景明等山东朋友,在戊戌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趁夜悄然进京,与北京异见人士一同,代表海内外《千人联署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签名人,向北京第二中级法院起诉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拒绝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长期以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依据(59)内人事福字第740号复函及其衍生文件,取消受过处分的劳动者的“视同缴费工龄”,致使众多遭受牢狱之灾的异见人士晚年,又因“工龄归零”而无法享受自己毕生劳动积累的养老金与医保待遇,陷于被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绞杀和“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绝境。此次山东、北京共同进行的集团诉讼,是当代中国异见人士首次联合状告国家部委的一次尝试。

民主墙往事历历如昨

   
    依据法律要求,集团诉讼最多只能委派五人代表。我们五人前去递交诉状当日中午,山东朋友便与北京异见人士(其中多位都是《千人联署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签名人)欢聚一堂。此次相聚有曾被誉为“民主墙上点火炬”的吕朴、何德普等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有查建国、高洪明、杨海、徐永海等经历“六四血案”以及“98组党”等新老朋友;当晚又与当年新四五论坛主编杨靖、马淑季和王金波等多年交往的好朋友相聚。我们从中午到夜晚,伴随着无尽话题的展开,民主墙时代的许多情景迅速地擦过我的大脑影屏,一幕幕历史画卷在脑海里卷扬,历历如昨······
   
    我们不会忘记,那个中华民族的多事春秋,随着“革命领袖”周恩来、毛泽东的相继死亡和“四人帮”的覆灭,中共党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中南海权力高端层陷于一时混乱的重新洗牌过程。这给民间社会的思想解放与民运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这才有了从“四·五天安门事件”到“西单民主墙运动”的历史画卷。记得1978年8月,文革后复刊的首期《中国青年》杂志由于刊登“四·五运动”参与者的文章被禁。在胡耀邦的默许下,《中国青年》编辑部将该期杂志贴在北京西单墙上以示抗议。自此,此面墙壁便演化成为人民发泄不满,张贴大字报的汇集之地。这面平凡而又伟大的墙,史称为“民主墙”。 随后,高干子弟吕朴先生在这面墙上张贴了《致宗福先的公开信》大字报,曾被誉为“民主墙上点火炬的人”。 1978年12月5日,一张以“金生”署名的题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的大字报问世,又将“民主墙”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该文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中国必须实现民主现代化。这篇大字报的作者就是魏京生,他也因此进入了世界舆论关注的视野。此后,这面“民主墙”便成为中国民间民主思想解放的策源地。公民以大字报的形式,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严肃问题,并由此吹响了向封建社会主义进击的号角。当时不少大字报直接点名批判毛泽东思想,要求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对共产党执政30年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以及要求言论、结社自由,维护人权,反对专制。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民间表达的大字报形式,开始升华为民间刊物形式和以刊物为中心的民间组织。
   
    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仅北京就有50余种非官方刊物出版,全国有100多种民间刊物分布在各大、中城市。而在青岛,则有《海浪花》、《理论旗》、《民主志友论坛》等加入了民刊运动的行列。“民主墙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的过程,充分扩展了共产党控制之外的民间争取独立思想和独立表达的空间。
   
    当时,全国各地民刊,力鼎中共打压,不屈不挠的维持下来,一改中共建制后新闻舆论工具独家垄断的局面,给深受文革专制之苦的人民以全新的氛围。但当时民刊的致命弱点在于情绪化多于理性。而我一向重视理论研究,希望创办一份以介绍、推荐各地民刊有影响的理论文章为内容的刊物,并以此纯理论刊物为中心,广泛团结朋友,共同推动民运向理性化道路上发展。为此我以“鲁基”为笔名,创办了《理论旗》一刊。《理论旗》的创刊号最先发表了我的长篇专论《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文,全面分析、阐述了陈尔晋撰写的十余万字的理论著作《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尔晋的《论》,曾在《四五论坛》被删节发表,他便带原本交我保管。《理论旗》创刊号首次出版发行了百余份,反响强烈,纷纷来信要求加印。陈尔晋同年10月30日给我来信谈到:
   
    传珩君:
   
    十月初,吕朴君因事赴青岛,我曾请他前来看您。他回来告诉他去时适值您已回烟台,不巧未遇。近日我到屹峰处,看到了您给他的信,即关于和他讨论的那封信,深感您写得很好,对《论》文思想理解得很透彻,发挥很好,亲切感人,说服力很强。屹峰赞叹不已。遗憾的是我至今还未看到《理论旗》,屹峰处虽有,我因当即离开,未来得及让他从别人那里取来一读。回京后,又听王仲同志(原《四五论坛》主笔之—)对您那篇文章十分称道。他是去文立处看到的,我因近日无暇去文立处,望你接信后速给我寄几份来。来信请寄北京东郊三间房生物制品研究所刘迪收。刘即天安门事件那位“小平头”。我现住在他们家里。而且恐怕要住相当一段时间。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团中央联合筹建中国青年研究所,十月十四日已由青年报总编钟沛璋亲自通知我,决定借调我来参加筹建工作,并于十月十八日发函联系。所以我现住在他们家一面等候回音,一面看书学习,准备写点东西。你经济上如方便,有空的话,可来京一叙······
   
    如此同时,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来信订购《理论旗》。为此,我们又紧急加印了一百份发往全国。同时收到一些讨论性投稿文章。《理论旗》第二期分别刊出了陈尔晋、吕朴、王冲、王屹峰等多人的文章以及陆庆余先生就尔晋《论》书致中共中央和胡乔木、于光远、王若水的两封信。此后便收到天津汤戈旦先生、广州王希哲寄来的文稿。那年9月,全国正酝酿成立统一的民刊协会,出版《责任》会刊。广州何求派戴先生找我与增祥协商筹组工作,青岛被推为全国四个主要理事城市。这年底,我们就遭到官方打压,不仅所在单位领导要求我停止活动,而且公安当局还给以特别“呵护”。为此《理论旗》被迫搁置了应刊出的内容,转而采取全部刊登马恩揭露当局封杀新闻舆论方面语录的斗争策略。当时青岛《海浪花》也受到压力,被迫停刊。全国各地情况类同,民刊运动再次陷于难境。
   
    我主办《理论旗》期间,周围的朋友圈子已基本形成。于是我在主办《理论旗》过程中,正式发起组织 “民主志友学社”。我为此亲自起草了学社《宣言》、《章程》等,并经大家一致认可,以学社名义正式要求官方注册和参与社会活动,并出版《民主志友论坛》杂志。当时,山东、北京两地朋友交流频繁,相互声援支持,十分默契。
   
    记得当时我应陈尔晋之邀进京,与在京的民运朋友广泛接触与交流。我最先去徐宅会见了文立。他原是《四五论坛》负责人,后退出《论坛》,创办《学友通讯》。之后,尔晋又陪我见了吕朴、杨靖、王冲、赵一凡以及《北京之春》的许多朋友们。随后,我又应邀在一木工房里出席了北京各民刊组织的协调会。入会者有扬靖、马淑季、沙裕光、何德普、孔建筑、朱锐、王湘明等十几个人,他们分别来自不同刊物。会上,我就当前时局与青岛民运情况作了专题发言,并回答个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我提出要重视建立第“三条线”的意见(此次发言被官方录音,1981年4月12日我被捕后,预审员用了相当的时间来审查这“三条线”)。
   
    记得1979年,北京当局已开始向民运人士开刀,相继抓捕了北京民刊《人权同盟》的任畹町,《探索》的魏京生以及付月华、张温和等。1979年秋形势已变得非常恶劣,不仅北京“星星艺术展”被除缔导致的“10、1”大游行遭镇压,民运老将魏京生也被判18年重刑。之后,《四五论坛》发起人之一刘清,又因组织、传播对魏京生的公审录音被捕,北京四大民刊《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今天》处境艰难,一些大专院校内的民刊也都被迫关闭或转入地下。
   
    1981年初春,邓小平在操纵全国人大取消中国人民仅有的一点“四大自由”之后,又以下达中共文件的极荒唐而非法的形式,公然凌驾宪法之上,将全国民间组织与刊物定性为非法,要求所有民间组织与刊物停止所谓的“非法活动”,并要向当地公安机关和所在单位交待问题,而且他们还要查清所有与此有关的人和事。 随后当年以“民主墙”为标志的民主运动被镇压(我曾为次发表过《我是枫叶编辑的书——民主墙时期回忆录》长文)。

“民主墙”近四十年后的再相聚

   
    “民主墙”近四十年后的今天,能走的朋友大多移居国外了,依然留在大陆坚守的已经寥寥无几了。回首当年那些热血沸腾的青年,现在已是华发上头,老气横秋了。我最先与吕朴先生相见时,相互愣了一下,想不到风华正茂,锐气高昂,被誉为“民主墙上点火炬的人”的他,竟两鬓花白,满脸沧桑了。我顿感岁月不饶人。他虽已古稀之年,但目光炯炯有神,俨然一位人权老战士的风采。但后来他沉默了多年,彼此杳无音讯。我久久看他,就像一坛老沉的酒那样耐人品味。何德普是另一位“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1998年民运“晓阳春”时,何德普又参加了北京中国民主党的筹建活动。民主党遭政府镇压,徐文立、高洪明、查建国等北京民主党人纷纷入狱,德普毫不畏惧,仍坚守阵地,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公开活动,成为北京地区民主党发言人,其风骨可嘉,令人敬佩。2001春天,我与燕鹏、孝柏等进京,德普当时开来个吉普车,风风火火地来接我们去一家火锅城共进午宴,至今仍记忆犹新。而后,我们与查建国相拥许久、与高洪明、徐永海等紧紧握手。还有杨海等许多与当今中国民主化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名字,早已神交已久。席间,我们未拘主宾之礼,20多人围桌而坐,共举一杯酒。这是人生的酿制,历史的沉甸,拿在手里很沉很沉,喝在嘴里好浓、好浓。宴会由查建国主持,大家各自介绍,轮流发表己见,畅谈时局与未来。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有许多、许多讲不完的故事。回顾与展望之后感悟,今天我们再一次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岔路口。为此大家又在探讨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变革社会,从哪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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