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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科院『前身』学部文革简史)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跨出反对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一步


    七月十八日,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回到北京。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下令撤销工作组,并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此后,学部开始批判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工作组的结果,使林聿时、吴传启成了『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左派』,完全掌握了学部文革的领导大权。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文化革命的《十六条》公布。当天,《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彭定炎写大字报起来反对林聿时、吴传启,我终于跨出了大胆的一步,我加入了彭定炎的行列,成为最早反对『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八个人之一。从这一天开始,我发现,我获得了行动的充分自由,我不再参加哲学所文革小组和我所在的『研究组』召开的所有会议,也没有人对我发号施令了。
   我们八个人除了彭定炎和我外,还有赵忠良、郭官义、付乐安、李甦、李敏生、张林珠。我们成立了一个『红旗战斗小组』,作为哲学所的『少数派』,我们也有一间办公室。由于我们八个人,都没有当『头』的想法和能力,大家在一起,会开不起来,总是聊天,连学毛选一套都免除了。上班一会儿,有家的回家,我经常步行到东单、王府井闲逛。
   反吴传启震动了整个学部。学部政治部文革小组的宿炳辰、毕求自,法学研究所文革小组的叶维钧、高崇福,带动他们单位起来『造反』,把目标指向吴传启。历史所王恩宇、付崇兰此时已是学部文革『左派』,支持林聿时、吴传启。从此学部开始形成两大派。我们的『红旗战斗小组』也增加了几个人,其中有徐崇温、柳树滋、杨少春。
   八月中旬,在学部大院临时建起来的『大席蓬』。八月二十六日,在『大席蓬』有几百人参加的一次辩论大会上,我上台讲话,被哲学所的张浩揪着头发拉下台,并轻微受伤。我们一派的人,立即把我送到同仁医院,医生还开了证明,这成了『八·二六事件』。当时,哲学所几个人写了一张揭露我『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贴满了一号楼後面平房的一面墙。最重要的错误言论是,『怎么能说打乒乓赢了,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那输了怎么办?难道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失败?』
   就在我被打的第二天,在林、吴的支持下,学部成立了第一个造反派组织『学部红卫兵联队』,队长是邹永图。反吴派在宿炳辰、毕求自、叶维钧领导下,成立了『学部红卫兵总队』,队长是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戴念祖,文革中,他改名为戴念东。
   

陶铸的四点指示


   文革中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九六六年的九月十二日至十七日,在学部大院的『大席蓬』内召开了七天辩论大会,『联队』、『总队』两大派一对一发言。哲学所的徐崇温一天中作了八小时发言,就像吴传启列举杨述『三反』言论一样,把吴传启文章中的言论一一列举,说吴传启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大辩论造成了学部文革更大的分裂,两派如同仇敌。
   在文革前,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三人用“撒人兴”(即三人行)的笔名在《新建设》和《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有关哲学史的文章。在文革初期,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反对吴传启当然要小心翼翼地不涉及关锋。『总队』从吴传启的文章中摘录了几百句话,抓住吴传启曾经说过『裤子都赔光了,还有什么政治』之类的话,断言吴传启是『三反分子』。『联队』则坚持认为,吴传启与关锋一样,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攻击吴传启,实质上『老保翻天』,打击文革中首先起来造反的『左派』。
   在辩论会进行的同时,吴传启、林聿时通过关锋,要求陶铸出面保吴传启。九月二十日,陶铸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发出了四点指示,中心内容是肯定吴是『革命左派』,『中央宣传部对他是信任和支持的』,但也指明,群众对吴传启的问题可以辩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抛出陶铸。最先得到内部消息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冠英等人于十二月十九日贴出批判陶铸的大字报,指控他在文革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样得到内部消息的吴传启、林聿时,指使『红卫兵联队』到中宣部大院贴出『打倒陶铸』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而我们一派在宿炳辰、毕求自、叶维钧领导下,不辩文革风向,凭感觉办事,为了与『红卫兵联队』唱反调,到中宣部大院贴出『谁反对陶铸,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十二月二十三日,后来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秘书长的哲学所周景芳联名五十余人贴出《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到底站在哪一边?》的大字报,同时动员学部其他研究所也贴出反对陶铸的大字报。在吴传启、林聿时策划下,学部红卫兵联队,与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兵团等联合成立了『首都批判陶铸联络委员会』。
   我们一派的人,远比『红卫兵联队』人少,大多数人是行政人员,不会写文章,写大字报也不容易。我学数学物理出身,当时也写不了文章。明明陶铸在九月二十日作出了保吴传启的四点指示,在我们一派贴了『谁反对陶铸,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大标语後,自认理亏,而『红卫兵联队』说,『四点指示』是『陶铸反革命两面派的阴谋』,因为四点指示中有一点是『群众对吴传启的问题可以辩论』,这表明,陶铸明里保吴传启,实际上『支持总队继续整吴传启的黑材料』。
   

伊林•涤西和联动的启示


   我在大学时代的专业是理论物理,专业下有『专门组』,我进入的『专门组』是基本粒子物理学。我之所以在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後,放弃数学物理,而报考哲学研究生,就是为了用科学来分析研究中国政治。我强烈的信念是,凡是不理解的事物,都可以理解,政治也不例外。看到文革中变动不停的政治,我完全看不清当时发生了什么 。我并不关心学部的文化革命,我利用学部分裂为两大派出现的、无人管我是否上班的自由,几乎每天上街,从建国门步行到王府井、天安门、西单,到处搜集各种街头印刷品,包括传单、小报、油印资料。我在一份传单中看到北京十一学校举办联动展览,就跑到十一学校去参观。那次参观搜集到了当时全部联动资料,包括联动创作的许多讽刺江青的诗和顺口溜,以及揭露联动如何『反对中央文革』和打人情况的资料。联动在声明中说『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六0年前的毛泽东思想』,使我十分惊讶,我从来没有想到毛泽东思想可以分为『六0年前』和『六0年後』两部分。我第一次看到批『专制主义』是在联动的《中央秘字00三号》文件中,该文件宣布『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两个主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这是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与专制制度相联系的起点。我自然科学出身,过去怎么会去注意什么『左倾右倾』和『专制制度』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见到了一份署名伊林•涤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伊林•涤西引用了斯大林《论反对派》一书中许多托洛茨基的话,说林彪的许多言论与托洛茨基差不多。我这时开始知道,可以从历史现象来理解文化革命。第二天,我到王府井和西单新华书店买斯大林的《论反对派》,没有买到。几天後,在科技大学时常去的公主坟新华书店买到了这本书。我在大学时代是不会去读斯大林著作的,也不关心什么苏联历史。在这时,我认真地把《论反对派》一书中托洛茨基许多『极左言论』摘抄在卡片上,锁在『红旗战斗小组』办公室书桌中。当文学所的陈全荣、张大明记载有怀疑中央文革关锋、戚本禹的日记被抄出而遭受毒打时,就在北京开始风传陶铸要倒台的第二天,哲学所文革小组派人就查抄了我们『红旗战斗小组』办公室,我的桌子被人抬走。这一天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心急如焚,担心我摘抄的『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极左的语录』一旦被人发现,就会成为『反革命』罪证。因为,斯大林批托洛茨基的那些话,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影射林彪。在哲学所同事的帮助下,我到林聿时办公室大吵大闹,终于要回了我的书桌。在文革中,从此就不再记任何笔记。
    随着陶铸垮台,我们一派一些人被看作是『反中央文革』,受到批判,『红旗战斗小组』和学部所有反吴传启的组织被勒令解散,『总队』土崩瓦解。
   

从北京到广州的大串联


    大串联是文革中的特有现象。就是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在文革初期,离开自己的学校,在全国范围内到处流动的现象。最早的串联是北京学校校际交往,後来,愈来愈多的外地学生到北京串联,接着,北京学生到外地去串联,把北京的『革命火种』传播到外地,不是学生的人也四处串联,或者介入各地的文革,或者到处游逛、看热闹。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八月三十一日,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人数有五十万人之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了有关大串联的文件,自发性的大串联得到了正式肯定。学部不是学校, 学部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学生。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中央发出结束串联的通告,到这时学部还没有人离开北京到外地串联。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我们一派因被指控为『反对中央文革』而被摧垮。这时我想到独自一人到广州串联。当时,乘火车已不要票,但有人告诉我,在北京站有学部另一派的人在守候,防止我们一派的人外逃。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傍晚,没有人可以告别,我从建国门外宿舍沿铁路步行到北京站附近,发现到车站附近就无法再沿铁路行走,有铁丝网和围墙隔开。在一处,围墙外地面垫得很高,许多人在翻越围墙,轻易就可以进入站内。我当机立断,跟着几个素不相识的人,进入了火车站。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翻越围墙的行动,我也记住了这一天的日期。
    在火车上,每节车厢超员二、三倍,走道上、茶几上、椅背上都坐满了人,椅子底下、行李架上都躺着人,上厕所只能从椅子靠背的木板上和人的肩膀上踩踏而过,上下火车只能穿越车窗,大家十分友好合作。当我来到广州时,才发现自己举目无亲,好容易找到广东哲学研究所住了下来。因为没有床,只能睡在铺有草垫的水泥地上。
    当我睡着时,有人叫醒了我。原来是我在北京哲学所同一研究组的同事陈一陞,他与我属于『敌对派系』。陈一陞正在广州筹建『首都批判陶铸委员会驻广东联络站』,因为是同事,他对我很客气,但要我明天回北京,接受审查,不能在广州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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