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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政策为何永远失败

谢选骏:美国对华政策为何永远失败
   
   《美国高估了自己 对中国如意算盘落空》(2018-02-19 美国之音)报道:
   
   奥巴马政府时期两名主管亚太事务的高级官员在美国最新一期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感慨,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都失败了。美国一直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接触和威慑)来影响中国的进程,但是,无论美国是抡起“大棒”,还是拿出“胡萝卜”, 美国都无法影响中国的发展轨迹。

   
   美国过高估计了自己改变中国进程的能力
   
   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曾经担任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厄利·拉特纳(Ely Ratner)在今年3/4月出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说,美国一直期望能够决定中国的进程,但是总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
   
   两人写道,二战后,美国派特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前往中国斡旋,期望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和平协议;韩战期间,杜鲁门政府期待阻止毛泽东的军队跨过鸭绿江;越南战争期间,约翰逊政府相信中国会限制在越南的参与,但是,上述种种期待都落空了。
   
   两位作者又说,尼克松政府对中国下注了最大的和最乐观的赌注。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认为,与中国友好,可以在中国和前苏联之间插入楔子,同时让中国更亲近美国。总之,美国人认为,凭借美国的实力和霸权,美国可以把中国塑造成为一个让美国喜欢的国家。但是,他们指出,自尼克松迈出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第一步后,越来越多的记录清楚地显示,华盛顿再次对自己可以影响中国进程的能力太自信了。
   
   坎贝尔和拉特纳说,无论美国祭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没有像预期地那样改变中国。外交和经济接触并没有带来中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开放;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区域制衡也没有能够阻止中国试图改变美国领导的体系的核心努力;自由的国际体系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可以诱惑或是制约中国。中国在追求自己的发展道路,而这个进程中,美国的一系列期待落空。
   
   两位作者警告说,这样的现实应该足以让美国擦亮眼睛,重新审视美国的对华政策。虽然做出这样的改变可能会给现在的双边关系带来风险,但是,要想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更持续的对华措施,美国必须要诚实地审视美国曾经的预想为什么会出错。
   
   市场力量并未能让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
   
   坎贝尔和拉特纳说,美国以为与中国进行更多的商业互动将会缓慢而且稳固地促进中国经济自由化。他们说,自老布什政府时期之后的几十年,正是这个理念,不但让美国在1990年代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在2001年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2006年与中国举行高级别的经济会谈,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还与中国商讨双边投资协定。
   
   但是,两位作者指出,事与愿违的是,21世纪初以来,中国经济自由化发展似乎停滞,取而代之的是富裕后的中国进一步走向国家资本主义。持续的经济发展非但没有带来经济的开放,相反帮助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合法化他们的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
   
   美国人相信债务、低效和经济发展的进一步需求会促使中国做出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对经济进一步控制。他们不仅巩固了国有企业,而且还推出2025 中国制造的行业政策,在每个领域,包括太空、生物制药和机器人方面推出全国技术龙头老大,而同时却不让在华的外国企业获得公平的竞争平台。
   
   坎贝尔和拉特纳说,虽然美国现在意识到了这种歧视的存在,一些人仍然担心如果采取保护和制裁措施会影响两国关系,并影响可能的商业利益。 两位作者认为,美国川普政府所做的只是在蝇头小利上锱铢必较。美国现在应该意识到与中国做生意经历的不是短期的沮丧,现在看起来应该是越来越持久的伤害。
   
   新技术的发展让中国政府的控制之手得到加强
   
   坎贝尔和拉特纳在文章中写道, 美国人相信经济增长不仅会带来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也会促进政治的进一步自由化。 美国因此希望通过分享技术,加强投资和贸易、增加民间交流,并接纳更多的中国留学生来完成这个进程。但是,他们指出,在中国,交流技术的发展只是加强了政府的控制之手。
   
   两位作者写道,虽然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让世界对中国采纳选举民主的希望一点点黯淡,但是,仍然有人相信中国政府会允许一个更强的公民社会,允许更大的媒体自由的存在,但是,由于担心更大的开放会威胁国内稳定以及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存亡,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为了抵制全球化的影响,政府加强了对民众的控制和限制。信息科技的发展没有让民众更加有力量,反而沦为政府对民众的监控工具,使得政府更有能力控制信息和监控民众的行为。
   
   中国不仅在抵制西方的价值观,中国还逮捕宗教领导人、学术领导人、社会活动分子以及人权律师。
   
   中国设立网络“防火墙”阻止政治活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根据民众的社会、商业、社会以及网络活动,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来惩罚公民,中国的人脸识别软件以及无处不在的监控让公民几乎无处躲藏。
   
   美国亚太的军事威慑力促使中国加快军事改革
   
   坎贝尔和拉特纳说,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亚太的外交和军事力量足以让北京认识到北京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须挑战美国在亚洲领导的安全体系。除此之外,美国也一直很小心,不与中国陷入对抗,但是两位作者说,对北京来说,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军事存在对中国的利益构成他们不能接受的威胁。
   
   北京认为,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军事存在对中国在台湾、朝鲜半岛、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利益都不利。两人援引中国学者王辑思的话说,中国人强烈的相信,华盛顿试图阻止崛起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完成自己的目标并提高自己的地位。
   
   两位作者指出,中国开始在一点一点地削弱美国在亚洲领导的安全体系。中国不仅发展出可以拒阻美国军队进入该地区的能力,并企图分裂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
   
   坎贝尔和拉特纳说,美国的力量以及外交接触没有能够说服中国放弃打造自己的世界级军队。美国在伊拉克和其他地方展示力量只能促使中国加快军事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在着手进行军事改革,而这项改革将让中国军队更有打击力,也能在中国国土之外的地方投射力量。
   
   他们说,中国正在建造的第三艘航空母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部署以及中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无不显示中国越来越成为与美国一样强大的军事力量,而这是前苏联垮台以来没有看到的。
   
   他们还说,中国领导人不再坚守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的教诲“韬光养晦”,而是强调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了。
   
   北京试图建立自己的区域和国际秩序
   
   坎贝尔和拉特纳说,中国是美国建立的二战后的秩序的主要获益者之一,因此,美国人相信,中国应该觉得维护现有秩序,使其继续发展与中国自己的进步休戚相关。
   
   坎贝尔和拉特纳说,在一定领域,中国也确实努力在维护这个秩序。比如,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中国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并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并参与伊朗和朝鲜核项目的斡旋,而且中国也成为联合国反海盗和维和行动的主要贡献国。
   
   但是,两人指出,中国还是感觉到了美国领导的体系的威胁,中国在一步步建立自己的体系来取代它。中国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银行、新发展银行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发展计划。这些机构和项目让中国可以设定自己的议程,并汲取自己的力量。中国的这些机构和项目与现行体系的标准和价值不同,比如,中国明确表示,不像美国和欧洲,中国不要求受援国必须进行管理改革等。
   
   他们还说,中国在一步一步改变亚洲的安全平衡。中国采取很小的措施,不至于引发美国做出军事回应。 中国公然拒绝接受联合国仲裁法庭对有关南中国海案的裁决,亚洲国家因为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再加上对美国能否致力于亚洲心存疑问,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没有做出有力的回应。
   
   中国谋求取代美国的地位
   
   坎贝尔和拉特纳说,在中国谋求上述种种的同时,美国却被反恐活动以及中东的其他问题所牵制。
   
   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事以及华盛顿政局的混乱,中国认为美国的衰落势在必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呼吁中国在2050年时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成为世界领导国,他还表示,中国的发展模式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
   
   两位作者因此得出结论,华盛顿现在面临着现代史上最有力和最可怕的竞争者。要接受这样的挑战,华盛顿首先要放弃对中国一厢情愿的期待,接受以前对华战略失败的事实。第二,美国需要专注自己以及亚太盟友的发展。
   
   他们说,川普政府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对美国以往的战略进行了拷问,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是川普的政策--聚焦双边狭隘的贸易问题,放弃多边贸易协定,质疑盟友体系的价值,并将人权和外交放在第二位,这样的做法只能是走向对抗而不是竞争,而相反,中国的做法是竞争而不是对抗。
   
   美国仍然有力量制衡中国
   
   美国重要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亚洲研究主任易明随后撰文说,坎贝尔和拉特纳这样评价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有失公允,这相当于把洗澡水和孩子甚至澡盆一起倒掉。
   
   她认为,美国没有能力控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结果,就像美国没有能力控制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果。她举例说,美国甚至无法影响自己的盟友菲律宾和泰国的发展,也无法影响小国古巴的政治进程。她说,美国能做的只是创造机遇并适当控制一下,最终,一个主权国家决策者才能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
   
   她还说,中国也不是一直表现不佳。她说,美国可以继续对中国产生积极影响。她指出,由于美国的压力,中国在气候变化、抗击埃博拉病毒以及制裁朝鲜方面做出了更多。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和中国非政府组织,政府之间的互动,中国在环境法、经济法以及更大的社会政策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改变。
   
   她还指出,政治进程是一个长期的计划,现在这个计划还没有结束。她说,中国的许多人:包括高级官员、亿万富翁、文化名人以及公民社会的积极分子在内,他们并没有接受习近平的专制做法。而且,她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也会出现不同的领导人,而且这些人会有自己的政治意愿。 她说,中国曾经出现过赵紫阳和胡耀邦,也许五年后有不同的领导人出现掌舵,这个人可能是李克强,也可能是汪洋。她说,美国不该忽略这样的看法,不同的领导人会对内政和外交政策产生不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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