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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业良教授论中国知识分子犬儒化

    犬儒化现象由来已久,西方国家也有这种现象,但产生的文化、制度背景有很大差异。海外民运重要的领袖胡平先生就曾写过知识分子犬儒化的文章,一针见血,今天重看还是非常有力。胡平先生有关言论自由和知识分子犬儒化的文章,对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现象进行了及时的揭露和鞭笞。从古至今,我们讲到知识分子都是高风亮节,铮铮铁骨,从学识,人格上让人敬仰的“士”,能称上“士”就是要有骨气,要有高尚的人格。但犬儒化的知识分子有什么,除了比别人多读几本书以外,还能保存知识分子最关键的那些精神风骨吗?如果没有,空有知识分子的名称又有何用?现代中国有过真正的知识分子如陈寅恪先生,他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北大最著名的是开风气之先或者说北大是中国思想的发源地,但如果北大放弃了自由思想和独立的精神和兼容并包的校训,那么北大也就是没有灵魂的北大。但北大校庆活动已经不提这些,连我这样的不同声音都无法容忍,容纳。今天中国所有的大学已沦为中共的党校,在这种制度下,大学不再是思想自由的泉源和学术的象牙塔,而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知识分子犬儒化在中国这种大背景下显得格外突出,如果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犬儒化,中国就没有希望了。一个国家的进步性,体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宽容上,从而引领社会的发展。旧时代知识分子被称为“智识分子”,但今天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是“知道分子”。他们只是比其他人多读了几本书,有个博士,博士后头衔。知识分子应该掌握最紧要/核心的知识,不一定要多么高深莫测,有可能就是常识。记忆力再好,复制能力强也只是把经典复述出来,像照相机似的学术人物,有人说钱钟书先生能把《红楼梦》倒背如流,当然他本人没有接受这种说法,但即使能这样又能说明什么。今天不需要这种复述知识,因为很多知识可以在网络上查到,也可在图书馆查到,关键是知识要对社会有促进、引导作用。如果仅仅谄媚统治者/专制者,努力的方向是助纣为虐,这些人再多的知识只能说明他们是“知道分子”。犬儒化现象在中国当代已经形成,当然也有秉持正义的知识分子,但凤毛麟角。敢于公开真实表达自己想法的知识分子非常少,大部分人是战战兢兢,把真实的想法藏在心里边,在公正场合不敢说真话。他们躲避直白的真实表述,因为内心恐惧,共产党历年来的整人运动使他们噤若寒蝉。
   
    对服务于中国体制的知识分子也要细分,像王沪宁这样才高八斗,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在八十年代就很受高层官员的赏识,年轻时有机会参加高层会议,在进入中央前就是上海市政府智囊圈里的人,他和周小平这种不学无术的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王沪宁这类人物的悲剧色彩在于他们一旦被官方所用,个人存在的价值就消失了,成为党的人,成为国家高层智囊,就不能公开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不能公开出版专著,不能说和官方主流不一致的东西,发表带有个性化的文章。王沪宁给三代最高领导人当过智囊,编撰了所谓领袖言论如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社会和谐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的“中国梦”,体现了御用文人的无奈。领导人喜欢什么你就得提出来什么观点,不喜欢的没办法拿出来,也不会被接受。当年我在复旦的时候和王沪宁有过交集,当时他很受学生欢迎,是可以和学生讨论问题的中青年学者。在1999年,我们有过最后一次见面,我当时始终问他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中共能够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但王沪宁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我只好说,如你认为有可能政改,你就点头;如不可能,你就摇头。他摇了摇头暗示中共高层不可能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都没有准备政改,到习近平时代也只有忽悠了。尽管王沪宁已经位居高位,但政治地位还没有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高。御用文人地位高是虚幻的,随时可能被打入冷宫。郭沫若一生就很悲惨,两个儿子在文革时死了,他一句话都不敢说。王沪宁的悲剧在于没有正常人的婚姻生活,如果不在这个高位他可以自由的去选择自己的配偶。对于御用文人我们要区分主动为恶还是被动为恶,主动为恶的经常出些坏主意,危害到很多人的生命,财产,如中央编译局前局长衣俊卿,就是满口伦理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又如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房宁,言论极其左倾,帮助专制制度愚弄人民;还有北大的毛左孔庆东等等。
   
    中国知识分子犬儒化很大程度说明社会制度、环境,包括传统专制文化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往往存在两种价值观的交锋,一种是禀书直言,刚直不阿,铮铮铁骨,历史上有,穷困潦倒一生;另一种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接受犬儒主义生活方式,在世俗中获得物质和他们所谓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王沪宁失去自由选择的机会和空间,一切都为他人做嫁衣,为最高统治者服务,没有个人价值的体现,如果中国知识分子以他为榜样注定成为悲剧性人物。


   
    为帝王,专制者服务会有什么有价值呢?只能是帝王的附庸,谈不上为众生服务,没有前途和出路。人文社会工作者在中共统治下方面贡献微乎其微;理工科几乎跟在人家后面模仿,又有多少原创的发明和创新?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改革开放后学习西方学术,但仅仅把表面的东西学到了,内容上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相反还为维护专制统治辩护;研究经济的学者看起来用很先进的分析工具,但都是为中共强权统治服务,不是为了搞市场经济而自由探索,不敢揭露经济政策的错误和失败。面对准市场经济的掠夺式发展,严重的腐败现象,很少有学者愿意触及,即使有也很委婉,不敢直截了当的批评。最近我听说北大的同事正在进行“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的课题,这种主动献媚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完全是把专制者的胡编乱造的东西进行吹捧,编织理论蒙骗大众。
   
    犬儒化现象会产生了负面的社会激励,或者叫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特别会让年轻的学人感到如果与统治者对抗,批评统治者,批评这个制度就难以在这个社会生存,如果想得好处就得为统治者服务,采取合作的态度。没有批判精神,只会唱赞歌,这种谄媚的学者是歌德派学者,是歌功颂德的意思,人多了就会产生示范效应,会引导全国年轻知识分子不追求真理,追求学问,而是追求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投机行为,这将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8/01/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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