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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理学其实是自尽学

    儒家理学其实是自尽学
   
   
   
   


   
    儒家理学的核心信条是“存天理,灭人欲”,反映出其反人本的一面,也就是戴震抨击的“以理杀人”,用理学创始人之一程颐的话来说,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反人本,也就丧失古儒(孔孟)的人道主义,这就是满清“大儒”曾国藩、李鸿章、骆秉章、叶名琛血腥残忍的根源。
   
   
    理学的另一大属性是反功利的“牌坊”属性,即其最高境界不是为了成功,而是莫名其妙的“成仁”(也即名节),又是营造出一种深厚的“面子”文化,这也是中国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文化根源。
    宁可失败,也不能失面子。此种失败主义的特点,在蒋介石身上隐约可见,而崇祯皇帝朱由检,则荣登理学失败主义的经典。崇祯在有生路的情况下,能议和不议和,能迁都不迁都,能妥协不妥协,能逃走不逃走,最后竟选取了自寻短见的“体面”选项,把南明推落群龙无首的境地,说穿了还是为了那个“面子”。
   
   
    在“名节”牌坊文化的刺激下,出现了许多人打仗、做事没本事,自杀起来却又不怕死的奇葩现象,史可法和刘宗周就是两个典型:
   
    1645年初,南明江北军阀高杰遭汉奸许定国诱杀,其麾下十万能战明军愿意投靠史可法,但史可法却以高杰曾经“做贼”(曾是李自成部)为由,拒收高杰之子做养子,拒绝接纳高杰军,导致十万明军后来投向满清,而史可法镇守的扬州兵力严重不足。诚可谓作茧自缚。
    1645年四月,贼鞑子多铎大军兵围扬州,危在旦夕,明朝总兵刘肇基献计:扬州地势低洼,乘现在大雨水涨掘开运河,水淹清军,不愁多铎部不破。结果却不史可法以殃及城中百姓“不仁”的理由拒绝,由是困守孤城,坐以待毙,结果扬州城破,八十万汉民惨遭屠杀。
   
    何所谓“不仁”?说穿了,史可法是担心自己的个人“名节”。
   
   
    1645年六月,多铎部满洲正白旗侵占杭州,严令剃发易服,晚明理学泰斗刘宗周闻讯闭门不出,在家中绝食,宣布要“护发而死”,绝食二十天,终于饿死。期间,有门生劝他:“死而有益于天下,死之可也;死而无益于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轻弃之?”;也有人劝他不要自杀,去投奔浙东抗清义军,刘宗周均予以拒绝。 而贼鞑子多铎闻之,竟未上门逼迫,放手让刘宗周自尽;贼鞑子多尔衮闻知刘宗周死,竟假惺惺地下令厚葬,并为刘立祠堂。
    满清鞑虏对反剃发汉人恨之入骨,凌迟惨杀决不手软,却为什么那样礼遇刘宗周呢?这是因为刘宗周的护发自尽,不仅对满清毫无威胁,反可用作牌坊秀,显示贼鞑子虏朝的“尊儒”,满洲殖民者其实巴不得不愿剃发的汉人,都像刘宗周那样去自尽,也省却了自己辛苦镇压的代价。
   
    刘宗周口称“殉国”,实际上是“殉名”,真不愧是理学大儒。
   
   
    由此可见,受理学毒害的人,不仅丧失了实用精神,也丧失了人世间生存的常识,理学信徒不明白:
    只要活着,就仍然有机会,死才是最彻底的失败。这也是满清特别表彰史可法和刘宗周的根本原因。
   
    南宋丧失了北宋委屈求存的韧性,而晚明则完全丧失了立于世间的常识,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理学影响的必然的结果。
   
    中国要想复兴,必须摈弃理学糟粕文化。
   
   
   
   
   
   曾节明 2018.1.29丁酉癸丑辛酉晚于阴寒纽约州
   
   
   
(2018/01/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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