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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清统治者为什么推崇理学?

   
    元、清统治者为什么推崇理学?
   
   
   


   
   
    有识之士都知道儒家理学弊端深重,说是宋、明亡国的祸首,均不为过。然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儒家理学成为官学,并非中国本土王朝始作俑,而是蒙古统治者手上,才第一次成为官学的。
    儒家理学(又称道学)发端于北宋,兴起南宋末年,但并未成为宋朝官学,直到蒙古入主中原后的1265年,元世祖忽必烈在燕京设立国子学(相当于社会科学院),任用理学家许衡为“国子祭酒”,主持国子学事务。而蒙元的国子学的学制体系,都是许衡按照朱熹的教育思想确立 的。理学在蒙元的官学地位自此正式确立。
    1287年,元朝正式建立国子监学,由许衡的学生耶律有尚任祭酒,一切也都遵从许衡的体系进行教学。1291年,元朝又在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了小学,自此从京师到郡县,元朝统治的各地都设立了学校,以理学的父子君臣的纲常伦理,对汉族学童少年进行洗脑。
   
   
    满清窃据中国后,儒家理学的官学地位登峰造极,康熙五十一年,贼鞑子伪康熙下诏,追尊朱熹为孔庙十哲之一,标志着程朱理学成为了不仅是官学,而且是圣人之学。
    乾隆五年(1740年),贼鞑子伪乾隆下诏,宣称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把理学上升到辨别君子、小人的社会道德行为准则的高度,即汉人都必须遵奉理学,否则就是“小人”。
   
    那么,为什么满、蒙殖民者对儒家理学会那样的推崇呢,以至于明显超过了对孔孟的推崇?
   
   
    原因就在于儒家理学对满蒙的殖民暴政统治有用而“无害”:
    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创造者,嘴上遵奉孔子,实际抛弃了孔儒的基础,那就是民族主义。
    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是建立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孔子本人毕生提倡“尊王攘夷”,而元、清汉儒尊狄夷为王,显然是与孔子背道而驰的;孔子的名言:“狄夷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论语‧八佾》)”就是这句话令侵宋的金兵恨之入骨,在山东差一点就要掘孔子墓泄愤。
    很明显,在孔子眼中,“华夷之辩高于君臣之义(吕留良语)”,入寇中华的狄夷,不配做中国人的君主。
   
   
    而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对孔子的民族主义思想,却是完全淡化,只是一味强调忠君的纲常,并把忠君拔高到“天理”的地步,而绝口不提孟子的民本思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
    由于厉行“以猛治国”的暴政,朱元璋当然容不得孟子;而作为少数民族殖民伪政权的统治者,满、蒙皇帝既害怕孟子的民本思想,更害怕孔子的民族主义。
   
    儒家理学淡化的是满、蒙最害怕的东西,鼓吹和拔高的却是满、蒙最需要的东西,对于这种学说,元朝和清朝统治者,怎么会不喜爱呢?
   
    综上可知:理学是偏离孔子和孟子的伪儒学,曾国藩、李鸿章、骆秉章、叶名琛等以汉人人血染红顶子的奴才、刽子手,都是伪儒;顾炎武、王夫之之外,清朝只有一个真儒,那就是吕留良。
   
    现在还鼓吹儒家理学的人,不是脑残,就是做梦都想当王沪宁第二的伪类,如东海一枭之流。
   
    由此可知,什么是儒家的精华,贼鞑子统治者忌惮的东西,就是儒家的精华,也就是孔子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华夏正教提倡儒家,主要提倡这两样东西。
   
   
   
   
   曾节明 2018.1.29丁酉癸丑辛酉于阴寒纽约州
   
   
   
(2018/01/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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