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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有能力分成二十多个强国吗?

谢选骏:印度有能力分成二十多个强国吗?
   
   《印度会分裂成二十多个小国吗?》(2017-09-25 高学思)这样写道:
   
   从“最没前途国家”到“未来超级大国”,独立后的印度到底经历了什么?昔日那个摇摇欲坠的国家,如今真的欣欣向荣吗?

   
     1 序曲
     满目疮痍中的重生针对性
   
     1947年8月15日,印度国旗第一次飘扬在德里红堡(地位相当于我国的紫禁城)上空
     “当午夜的钟声敲响,全世界都在沉睡之时,印度将会获得新的生命和自由!”
     1947年8月14日晚,尼赫鲁发表著名演说“命运之约”。
     第二天,英国殖民者宣布正式退出次大陆,一个新的、独立的印度诞生了。
     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眼里,这是一个最不可持续、最没前途的国家,它贫穷兼且落后、复杂而又混乱。
     “很快印度将会分崩离析……印度的多样性堪比欧洲,没有人能够将这个次大陆整合成一个国家”,一位英国将军这样写道。
     邱吉尔则更为直接地抛出了自己的预言:“(我们走后)印度将会陷入中世纪的野蛮与困顿之中。”
     的确,从任何角度来看,这个新生的国家都危机重重。
     当时,印度的建国元勋们从英国人那里接手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混乱局面:
     第一任总理尼赫鲁需要妥善安排文盲率近九成的三亿多国民,其中绝大部分缺衣少食,生活在赤贫状态;
     “圣雄”甘地正奔走于东印度的大城小镇,试图平息一场因印巴分治而引发的大规模宗教仇杀;
     内政部长帕特尔则面对一张星罗棋布着五百余个土邦的印度地图眉头紧锁,思考着怎么将复杂混乱的“地理名词”印度,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而出身贱民家庭的印度宪法主要起草人安贝德卡尔也清醒地知道,独立并没有解决残酷的种姓歧视,虽然英国殖民者走了,千千万万种本土的压迫仍在印度上演。
     如何让新生的印度生存下来,是当时这四位建国元勋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
   
     网友将四位印度的建国元勋PS到了一百卢比的纸币上,从右向左分别是甘地(本就印在纸币上)、尼赫鲁、帕特尔和安贝德卡尔
     2 建设
     尼赫鲁:“现代化所带来的好处和苦痛,我们必须同时面对。
     总体来说,这是一件好事。”
     在废墟中蹒跚前行
     建国初期,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印度的经济、科技及教育等方面都亟待实现现代化,当时的总理尼赫鲁正是现代化最坚定的推进者。
     早在英国留学期间,尼赫鲁就对社会主义心驰神往。印度共和国成立后,他立即师从苏联,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并亲任主席,开始实施“五年计划”,希望能够尽快改变印度积贫积弱的局面。
     然而,印度经济发展却不尽如人意。信奉“计划经济”的印度政府为了全面监管经济发展,设计了一个繁杂的“许可证制度”,几乎涵盖了经济活动的每一个步骤。
     举个例子,一家私企在正式进行生产之前,要获得八十余个政府机构的批准。
     这一制度严重地降低了效率,损害了经济活力。
     在尼赫鲁及其女英迪拉执政时期,印度经济发展长期“龟速”,年均增长率仅为3.5%,远远落后于同期的东亚诸国,被国际媒体揶揄为“印度式增长”。
     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多年里,除了农业领域的“绿色革命”基本消除了饥荒以外,印度人民的生活水平进步并不算大。
     不过,这个阶段的印度还是集中力量办成了一些大事。比如,1951年创立了当代印度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印度理工学院(IITs)。
     尼赫鲁将一个英属印度时期的拘留营作为其第一所校区的选址,那里曾关押过许多印度独立运动人士。这样的安排,估计是为了让在此读书的年轻学子时刻都不能忘却“落后就要挨打”的屈辱历史。
   
     印度理工学院
     以印度理工学院为代表,一批高等院校的设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工人才,使印度在一些重要领域里取得了不小的突破:
     1974年,代号为“微笑佛陀”的核试验取得成功;
     次年,印度的第一颗卫星发射升空。
     这一时期对原子能和空间技术的研究,为日后印度逐渐发展出核武器、洲际导弹等“大国标配”奠定了基础。
     到了1984年,尼赫鲁的外孙、英迪拉的长子拉吉夫当选为印度总理。这位时髦的公子哥开始对长期笼罩在本土保护主义下的印度经济进行改革。
     拉吉夫热衷于引进外来的技术与投资,当时,他最为心仪的就是在美国方兴未艾的信息科技产业,至于英式社会主义理论、苏式武器装备,似乎都不如美国的硅谷更有吸引力。
     拉吉夫的经济改革计划在此后几任政府手中得到了延续。
     1991年,时任财政部长的曼莫汉·辛格制定推出了一系列新工业政策,鼓励“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全面开启了印度经济的新时代,创造了一个更加市场导向的、更具活力的经济环境。
     从那以后,印度这头步履蹒跚的大象才真正长出了翅膀,年均增长率跃升到了8%左右,增速在主要国家中仅次于中国。
     发展中的痼疾积重难医
     根据普华永道2017年的最新预测,到2050年,印度将会成为第二经济大国,GDP(PPP)将会达到44.1万亿美元,仅次于中国的58.5万亿,而高于美国的34.1万亿。
     但是,这个预测不一定可信,我们需要找一些其他更为可靠的数据来观测当前印度的发展水平。
     从高水平科研的最佳衡量指标NatureIndex来看,印度(901)虽显著低于中国(6481),但也明显高于其他新兴大国俄罗斯(371)或巴西(237),对其邻国巴基斯坦(22)更是有着压倒性的优势;
     在钢产量和发电量两个数据上,印度目前分别位于世界第二和第三位,其绝对数值约相当于我国在2000年左右的水平;
     在最大的短板基础教育方面,其青年(15-24岁)识字率刚超过了90%,与我国八十年代初水平相当。
     我们应该承认,经过七十年的发展,印度的现代化建设还算蛮有成效。最近印度建成的通过身份编号与个人的虹膜、人脸、指纹信息相结合的“生物身份识别系统”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但是,必须指出,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今天的印度经济仍旧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制造业的疲软和基础设施的落后;
     由于近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由技术密集型产业驱动,因此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数以千万计的无业青年已经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仍有四分之一的印度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之下,显著的贫富差距令经济发展成果大打折扣。
     正如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所说:“一小部分印度人享受着和加州一样舒适的生活,而其他大部分印度人则像是在撒南非洲受苦。”
     3 宗教
     甘地:“我是一个印度教徒,同时也是穆斯林、基督教徒,你们也应该是一样。”
     圣雄之血“维和”时效有限。
     1947年秋,当印度民众欢呼雀跃、庆祝国家独立之时,“圣雄”甘地却正在加尔各答进行绝食抗议,以阻止肆虐当地的暴力行为。
     约一年来,在穆斯林领袖真纳宣布要用“直接行动”争取独立建国之后,印度西北部和东部——印巴分治的边界线两侧——的宗教冲突与屠杀此起彼伏,造成了数十万人的死亡。
     这令甘地极度失望。他一直坚信:独立后的印度应该是一个包容的、统一的、能将次大陆所有居民拯救上船的“诺亚方舟”。无奈,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积怨实在难以调解,终于还是因为分治建国这个导火索集中爆发了。
     推崇非暴力思想、倡导田园生活的印度国父“圣雄”甘地在收到了冲突双方的“和平宣言”后,甘地结束了近一周的绝食。
     他不愿接受任何政府职位,从加尔各答回到了德里,继续宣扬非暴力精神。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他的理念,在一些狂热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看来,甘地的行动是对穆斯林的姑息和偏袒。
     终于,悲剧发生了:1948年初,在甘地前往晚祷的途中,一个印度教极右翼青年开枪将其刺杀。
     “如果我被杀了,也许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就会和谐相处。”甘地曾经的预言竟然一语成谶。
     悲痛中的尼赫鲁在向国民的演讲中谴责了失去理智的宗教冲突,而冲突中的双方得知独立印度的国父竟死于自己人之手,终于清醒冷静了下来——甘地之死给印度人上了惨痛的一课,绝大部分国民都意识到了宗教和谐的重要性。
     独立后的印度再也没有发生前述那种规模的宗教冲突,大体来说,印度宗教矛盾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巴基斯坦国父真纳所害怕的,印度教徒通过民主制度对穆斯林的全面压迫并没有发生。
     2004年,一项调查发现,72%的印度穆斯林对印度民主的运转状况感到满意,比印度人总体的满意度(69%)更高。
     到了2007年,印度有了一个穆斯林总统、一个锡克教徒总理和一个天主教徒的执政党党魁,而他们领导着的是印度教徒占绝大多数的国家。
     甘地的宗教和谐梦似乎已经实现。
     但是,现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仇恨再次爆发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又重新激化并快速蔓延开来了。
     当时的总理拉吉夫在两次涉及宗教的裁决中,面对伊斯兰和印度教极端势力的不合理要求,放弃了世俗主义的原则:
     允许穆斯林保守主义者依照伊斯兰教法,剥夺离婚后妻子的抚养费;
     默许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一处争议位置(当时是一座清真寺)上建设罗摩神庙。
     拉吉夫不负责任的决定再次打开了宗教冲突的“潘多拉魔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在90年代明显加剧。
     2002年,宗教仇恨在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终于集中爆发:
     一群穆斯林暴徒点燃了印度教朝圣者所乘坐的火车,造成百余人死伤;接着印度教徒则发动了大规模的复仇行动,在3天左右的时间里,约有2000人惨遭杀害,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
     这次事件是印度建国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最严重的一次宗教冲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正是如今印度总理莫迪。有学者认为,那时,莫迪以及其印人党政府面对屠杀无所作为,至少可以说是纵容了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血腥报复。
     这不禁令人们对2014年莫迪登上总理宝座后的作为保持警惕。
     3年来,在印度世俗主义的大环境下,莫迪及他的印人党政府至少表面上做到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大多数印度人也都似乎被莫迪“发展主义”的宏大构想所迷住,暂时放下了宗教仇恨。
     但是,印度教沙文主义和伊斯兰极端势力在一些地区仍然十分活跃。从历史经验上来看,这些宗教极端倾向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时代不会占到主流,但如果一旦社会局势不稳或发展受挫,则有蔓延泛滥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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