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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段议论深化了而不是否定了这一主旨,进而揭示了一个新的命题:“不加知而使贤者炀己则必危;而今已加知矣,虽则炀己,必不危矣!”表明了作者的一贯思想:君主对臣下必须“有术以御之”。经过这样的转折利用,原有“炀己”倾向的臣下,对当权者个人的权位就不是一种威胁,而成为一种正面的辅佐力量了。
   
   可以看出:这两段议论并非有人所认为的是两派后学的各自发挥,而是一种重重深化的论理术的实际运用。这种双层议论的否定之否定,较之单层议论的肯定或是否定,更显得曲折深入。它充分利用了“史”的部分所提示的启示力量,使同一个故事具有了更深一层的内涵。
   
   特别有意思的是,第一类以论带史的故事,都是正面材料;第二类以史引论的故事,则作为反面材料来使用。作者对前者的态度是肯定的、赞许的;对后者的态度是否定的、非议的。基于这个区别,产生了一个微妙而深刻的差异:第二类型所援引的历史故事,几乎全部属于春秋时代或更古的时代。而第一类型所援引的历史故事,绝大多数属于战国当代。这标志着两种不同的“时代精神”,也表明韩非对后者有所偏爱。韩非,毕竟是战国精神的人格化身。
   
   《十过》篇可能是个例外,从体例上说虽属第一类型,但其援引的十则故事却被视为过恶──因而竟有九则属于春秋时代。只有一则例外地属于战国时期,作者是借用它来批判自己祖国(韩国)的腐败现象,可算一个特殊的例外。对史料的这种精细选择,说明史论结合法到了韩非手中,已是相当完善、相当系统的论理方法,甚至在史料的取舍上也显得如此富于规律性。
   
   史论结合法的第三种类型,也是运用得最多的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以史入论”。它的主要特徵是用些生动妥贴、感染力强的历史故事,穿插于长篇政论之中,使本来平直刻板的政论波澜迭起,妙趣横生,仿佛令人感到了远古的智慧,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入作者早已为你安排好了的思路,只要一旦步入这思想的胡同,你就无法不走下去而一直走到作者构造的语言王国。
   
   《韩非子》的长篇政论,如《说难》、《五蠹》、《显学》、《奸劫弑臣》、《说疑》等篇,都广泛采用了历史故事,它们与短篇政论极少穿插历史故事的特点,形成鲜明的对照。
   
   《说难》在这方面成就更为突出。它的“论”部五百余字,而“史”部也有四百字左右。“史”部又有两段:第一段述“郑武公伐胡”的故事,辅之以“宋有富人”寓言;第二段述“弥子瑕有宠于卫君”的故事,两段之末都附有作者的议论,其效果是,在无形之中,将两个故事化作一个完整的论政过程。这种形式的史论结合法,似乎比前两种类型更为直接。它既非驳斥批判故事中人物的言行以显示自己的见解;也非借助于故事中人物的言行以建立自己的学说;而是使史论完全融汇贯通,从而形成一气呵成的整体。
   
   《显学》第三大段的开头,就采用了这一手法:
   
   “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宰予之辞,雅而闻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
   
   本段旨在说明片面性认识的危害。连孔子这样的智者,只凭一点片面的印象也无法对事物的真值作出准确判断(“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这个故事穿插得是那样巧妙,以致使人难以分辨哪是故事,哪是议论。在《显学》的结尾处,作者又再次运用这一手法论证自己的观念:“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显然,这两个小故事只是为“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这一思想结论提供历史根据。先巧妙地埋设下两个“史实”,作为上述结论的有力伏笔。这种论理术造成的传统是如此强大,以致后人专门为此制作了一个名词以供概括之用:“借古讽今”。所谓借古,即借古之史事;所谓讽今,即针砭今之非理。二者合,即“以史入论”=“借古讽今”。
   
   《五蠹》的情形更其明显。除了开头长篇的历史追述外,还有三段史论结合的实例以资运用。第一段用“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的故事说明“世异则事异”的道理。
   
   第二段用舜舞干戚而平服苗民,共工之战却要用武力争胜的故事说明“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的道理,并引出──“故曰:事异则备变”──的结论。读来很觉生动。
   
   第三段用子贡为鲁国向齐国进行游说失败的故事,说明“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道理──典型的以史入论、借古讽今。三段史实的后面都继之以作者的议论。和《说难》的情形相似,其作用是使故事情节化为论理过程。
   
   《奸劫弑臣》中这类例子更多。最长的故事达二百八余字,零星的则不胜枚举。因为“奸”、“劫”、“弑”这类不幸事变在历史上的宫闱深处发生得特别频繁,古代史官又对此特别留意,故而引用起来俯拾即是。同样,里面的故事作为论证过程也达到了引人入于胜境的功能。《说疑》一气列数了五十四位历史人物,并根据论证的需要被分作五大类,以此“历史”作为其学说的注脚,言之凿凿,有根有据。
   
   史论结合的论证方法由来已久。
   
   《殷书·盘庚》中有“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的记载,这可视作“史论结合法”的文献萌芽。《周书·无逸》追述了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勤奋兴邦的故事,并与后来诸殷王的故纵生活作了鲜明的对比,然后又援引周的太王、王季、文王“不遑暇食”的生活风范,说明“无逸”即力戒懒惰,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最后警醒当权者说:“呜呼!嗣王其鉴于兹。”显然,这已属于比较显著的史论结合法的例子。至于《孟子》“言必称尧舜”,《庄子》“以重言为真”、《荀子·成相》中大量的谈古道今……都可看做是史论结合法的较早试验。
   
   本来,在言谈和文章中广用历史故事,是先秦诸子的普遍风尚,《韩非子》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多方运用并非信史而是作者选择加工过的历史寓言式的材料,从而形成系统的史论结合法。和《韩非子》差不多同时问世的《吕氏春秋》也广泛采用了史论结合法,但它的类型基本上偏重于“以史入论”一种。
   
   较之《韩非子》所具备的三大类型,显得颇为单调。这表明《韩非子》更寓于创造性。对这一创造的原动力的研究表明,《韩非子》有系统地以论为主、以史为辅地运用了这一论理方法,为的是迅速地创立鼓吹新中国专政的理论体系。
   
   《韩非子》的这一经验,对后世政论散文的发展,有一示范作用。即如刘向的《说苑》、《新序》也采摭既成的历史故事,然后再按自己的思想意图分门别类:作者的思想由各类的标题表现出来。刘向的《说苑》、《新序》这两本书是把历史故事的寓言意向,全部溶化到故事的叙述中去,不再另用宣言。因而,从此演化出一种新的论理方法:“史中涵论”。而韩婴的《韩诗外传》则明确地用“传曰”来为历史寓言破解题意,这也是出于解说诗经的需要。因为所谓《韩诗外传》,正是对韩婴其人对《诗经》的系统解释,这种解释比毛诗更加接近修齐治平的政治挂帅。
   
   当然这些形态不同的发展除了《韩非子》的影响外,也受到《吕氏春秋》、贾谊《新书》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当把它看作中国论理术的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趋势。韩非的历史寓言,则是扮演了一个承先启后的角色。
   
   好。言归本题“韩非子的狗官立场”。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经四》中的“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其大意为“只听说官吏虽然胡作非为而仍有自行守法的民众,没听说民众作乱时仍有自行依法办事的官吏”。这很有名气,说出了“吏治”的重要,但是言过其实,却也变得有失偏颇了。
   
   在我看来,好的官吏经过充分的训练,就像狗一样忠诚,不可胡作非为。同时,狗一样的官吏在民众作乱的时刻,仍要自行依法办事,不可一同作乱或以暴易暴。
   
   由此可见,韩非子时代的官吏大地缺乏良好的职业训练,这就使得韩非子的吏治理论也跟着发生了错误。结果呢?韩非子的吏治理论缺乏狗官标准,向饿狼现实让步了。韩非子对付这些饿狼官吏的办法,不是去训练他们,而是要让君主变得比他们更加凶恶阴险——结果就让整个社会竞赛沉沦,直到秦始皇并吞六国。
(韩非子的吏治理论缺乏狗官标准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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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0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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