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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吏治理论缺乏狗官标准

谢选骏:韩非子的吏治理论缺乏狗官标准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经四》说:“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说在摇木之本与引网之纲。故失火之啬夫,不可不论也。救火者,吏操壶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则役万夫。故所遇术者,如造父之遇惊马,牵马推车则不能进,代御执辔持策则马咸骛矣。是以说在椎锻平夷,榜檠矫直。不然,败在淖齿用齐戮闵王,李兑用赵饿主父也。”
   

   其大意为:
   
   君主是依靠严守法令,责求臣下完成任务来建立功业的人。只听说官吏虽然胡作非为而仍有自行守法的民众,没听说民众作乱时仍有自行依法办事的官吏,所以明君致力于管理好官吏而不去管理民众。有关的解说在摇树要摇干、拉网要拉纲的故事里。所以失火时主管官员的作用是不能不弄清的。救火时,主管官员自己提壶赴火,只能起一个人的作用;如果拿着鞭子指挥,就能驱使上万的人去救火。所以对待法术,就像造父遇到惊马一样,别人牵马推车还是不能前进,而他夺过缰绳和马鞭代为驾奴,就能使几匹马一齐奔驰向前。因此这种说法可以借榔头、砧石用来整治不平,榜檠用来矫正不直的道理加以解释,不然的话,失败就会如同淖齿在齐国掌权而杀死齐闵王,李兑在齐国掌权而饿死主父。?
   
   ……
   
   
   《韩非子》包含了许多生机盎然的历史故事,记载和描绘了各类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他们各具个性的语言,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五花八门的思想言行等等,在作者的精心安排、巧妙穿插之下,都成了论证韩非思想的插话与佐证。作者通过这些人物之口,或借助于这些人物的活动,有力地揭示了自己的思想与观点。在这些故事的前面或后面,作者又往往直抒胸臆,用以点破或阐发故事中所暗含的“微言大义”。我们把这种论理方法,叫做“史论结合法”。
   
   史论结合法有多种表现形式,因内容的需要而在所变化,而每一类型又都有不同的用途,效果也因之而异。它把文学手法和历史题材杂糅在一起,冶文、史、哲于一炉,阐述了作者的社会改革观念。除了少数几篇笔记性的论文之外,史论结合法到处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它活跃了文章的气氛,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也使作者的思想显得含蓄,从而获得普遍的社会历史意义。
   
   史论结合法的第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以论带史”。它的主要特徵是作者先道出自己的思想(即论,韩非自称为“经”),然后列举若干历史故事(即史,韩非自称为“说”)以为佐证,这些故事解释并深化了“论”中的思想,并用故事的生动性和读者群对故事的熟悉或是爱好,去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例如《内储说下·经一》:
   
   “权借──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下以为百。故臣得借则力多,外内为用则人主壅。”
   
   这是“经”部中的“论”。接下来就是“经”部中的“史”,构成“经”部向“说”部的过渡:
   
   “其说:在老子之言失鱼也。是以故人富久语,而左右鬻怀刷。”“其患:在胥僮之谏厉公。与州候之一言,而燕人之浴矢(屎)也。”
   
   在“说”部中,用五个故事(即史例)连环来阐发经义(即论点):前两个故事讲从“权借”受益,后三个故事讲从“权借”受害。而这五个故事分别采自以下的典故,造成人物寓言:
   
   (1)《老子》上六章:“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里借用老子的话说明统治者不可离开权柄之“渊”,否则权势即将枯败。
   
   (2)靖郭君做了章国的宰相,他经常和以前的朋友聊天,朋友因此致富,因为能和宰相谈话这本身就是一种资本。另外,他也曾赐给侍从一些小礼物,但侍从因此权重,因为礼物虽轻,但却是宰相所赐,侍从可以仗势欺人了。韩非用这故事说明权势和“吏势”在生活中和政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晋厉公为了夺回失去的政柄,听从胥僮长鱼矫的进谏,诛杀了郤氏三卿(郤錡、郤犨、郤至)。胥僮认为过于宽大,将招后患,劝厉公乘胜“尽之”,将栾书、中行偃等“分裂势力”一鼓荡平,但厉公却不忍下手,结果终为诸卿所害。
   
   (4)佞臣州侯,做了楚襄王的宰相,权倾一时,独断专行,反倒引起君王的猜疑。襄王向近臣了解州侯的行径,但因州侯的威势太大,连近臣们都说他的好话,襄王因而为权臣所蔽。
   
   (5)燕人李季经常出门旅行。他的妻子与人私通时,他却突然回来了。眼看奸情即将败露,他的妻子心生一计:令奸夫裸而出逃,却嘱咐家人都说未见有人裸体跑出。由于众口一词,又由于所见甚怪,李季竟中了奸计,相信自己所见不真,而为了祛除这“幻象”的不吉,他还心甘情愿地用“五牲之矢(屎)浴之”。整个故事富于戏剧性。
   
   纵观五个故事连环,作者首先以《老子》“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教义,说明所谓“权借”──权力的暗中转移,是当权者的最大危险。然后用靖郭君的故事说明“权借”现象的无所不,提请人们留意于此种危险的悄悄降临。接下来用晋厉公故事说明反“借”现象必须坚决、彻底,否则,当权者必将面临末日。最后,分别用州候和燕人的故事说明了“如出一口”的舆论,在权力争夺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语言魔力。作者以此明确地揭示了:舆论是权力的一种形态,权力可以制造舆论,而受到操纵的舆论也可以产生更大的权力。他用泼辣的笔调描述了“燕人”遭到众口烁金的谎言欺骗,并被浇了一头大粪的遭遇;指出舆论为政治家造福,同时却对人民构成严重危害,从而强烈地暗示:当权者应极度重视操纵舆论一如操纵其他权力工具,以免反过来被舆论伤害。
   
   仅此五则故事作为连环,从不同角度阐明了“权借”现象的多方面特徵,对“权借”现象的审判,通过故事中的生动形象,得到了言外的宣读,从而使读者获得了身临其境的感觉,由此唤醒了生活体验方面的共鸣。这不仅使其理论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广泛的启发,也给有意运用权借术或有意反对权借术的人们,提供了具体而详尽的历史经验。
   
   《外储说》也遵循着这种论理方式。如《右下·经五》用了四个故事从不同角度来说明“因势之理,则不劳而成”的道理;从法家的立场尤其是从韩非自己的体验去阐发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权术思想。
   
   第一个故事,用兹郑子“踞辕而歌”的轻松意态,说明“因势之理”包括“有术以致人”。第二个故事,用赵简主出税时“勿轻勿重”的决策,说明“因势之理”包括对“中庸之道”的善用,并用“薄疑问赵简主”时的巧妙对话方式,说明“因势之理”还包括察言观色,在人际交往中使用心理战术等权变。第三个寓言则以“齐桓公微服以巡民家”的故事,说明“因势之理”必须顺应自然规律才能缓和社会矛盾;当权者只有节制自己的奢欲,才能保持强大的内力。第四个故事,用“延陵卓子乘苍文挑龙之乘”而进退不得的窘态,说明“因势之理”应该勿使“民中立而不知所由”。作者于此,借善御者造父的口以圣人自居,叹息天下的骚乱失度。他暗示只有建立新国家的全面专政,以独裁君主的无上之境,才能消弥战乱。
   
   这些例子告诉人们:“储说”中的历史故事,决非可有可无的装饰品,也不仅是某个论点的附注,故事本身已经化为系统论点的一部分。如果略去这些历史故事(史)不读,只读“经”(论),作者的思想脉络是难以捉摸的。思想的本质寓于语言的细节──许多重要的差异往往通过貌似不重要的细微差异显示出来。这一点在《韩非子》的史论结合法里体现得明显不过了。
   
   史论结合法的第二种类型,我们姑且称之为“以史引论”。它的主要特徵是先描述一个历史故事,然后从中引出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思想结论。这个结论表面上是针对故事中人物的思想、言论、行为而发,但却具有广泛的社会批评意味,这种类型主要出现在《难》篇中。
   
   “难”,顾名思义是诘难,即反驳、批判。历来将《难》分成四篇,其实并不精确。在我看来,四篇《难》其实一体。它共含有二十八单元,每单元基本上独立,各由一“史”一“论”两部分组成。这里的“史”不是史家笔下的“信史”,而是思想家意欲一吐为快的那个结论的引子兼靶子。这里的“论”,亦不是史学家的客观评论,而是法家立场鲜明的政论。总之,目的不是论史,而是借史以寄寓作者自己的思想。于此,历史成了寓言,成了富于中国色彩的寓言故事。
   
   例如:其中第一单元的前丰部分(史),以舅犯与雍季两人截然对立的意见为引子,导出晋文公的奇怪行为:“用其谋而后其赏,不用其谋而先其赏”。随后,故事结束于仲尼的议论中:“文公之霸,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这史部算是后面论部的伏笔,整个单元的重心最终还是落在后来居上的论部上。
   
   在论部,作者以独立而鲜明的立场展开了思想批判。首先,从逻辑上予以驳难:“季雍之对,不当文公之问。凡对问者有因,因大小缓急而对也。所问高大而对以卑狭,则明主弗受也。今文公问以少遇多,而对曰‘后必无复’──此非所以应也。”指出雍季的回答实为一种偷换命题的诡辩。继之又从思想上对文公展开诘难:“且文公不知一时之权,又不知万世之利。……万世之利在今日之胜;今日之胜在于诈敌而已──‘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赏也!”明确指责了晋文公之愚,并批判了孔子对文公的赞扬,在锐利逼人的批判高潮中一举结束了论部。
   
   可以看出,史论结合的驳难方法使文章的气势波澜四起,运用这个手法,作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这样针锋相对的批驳,是有意识地利用驳论效果以强化读者的印象与感受。如果不用史论结合方法,而直接陈述急功近利的思想,那就不免显得浅薄、俗气,并失去其思想的尖锐性和针对性,也难于把法家重典治乱世的急迫感发挥到如此充分的境地。
   
   被列入《难四》的那部分诘难文字另有一个特点,即每一单元都在一段史事之后发表议论。如最后一个单元,叙述一个侏儒见灵公并以“说梦”的方式劝其摒退雍锄、弥子瑕等佞臣,而起用司空狗一类的贤臣,结果获得了成功。然后,作者运用“炀己”的理论对这个受到称颂的故事进行反诘,所谓“炀己”是指臣下势力对君主地位潜在威迫。通过对“去其所爱而用其所贤”理想模式的深刻剖析,韩非指出,“用贤”有时不仅达不到好的效果,反会给当权者个人招致失去屏障的危险结局:“夫去其所爱而用其所贤,未免使一人炀己也。”这也许可以揭示,朝廷里为什么常常是小人得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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