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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文革与大文革


   谢选骏:小文革与大文革
   
   
   网文《从心理学看习近平的恐怖政治——习仲勋与当今维权律师的命运》(茉莉)说:

   中国刚度过漆黑的一周。“天津大审判”如同一场卡夫卡式的荒诞噩梦,又如奥威尔的讽刺小说《1984》之翻版。昔日优秀的律师、坚定的维权人士,在被告席上面对煽动颠覆的指控,一个个认罪、忏悔、谴责他人、赞美并感谢审判他们的官方。
   曾是中国政治犯的笔者从未见过这种“人人诽谤自己”的法庭奇景,禁不住泪流满面。身在广州的艾晓明教授说,她的“心都虐碎了”。由于这种大肆张扬的“官媒审判”戏目已经多年罕见,海内外一片错愕愤怒。人们惊呼:“这是一场骗局!是在侮辱中国民众的智力!”“这不是审判,是披着法庭外衣的文革批斗会。”“审判维权律师彰显中国打压人权进入新阶段。”“中国正在面临‘极权恐怖政策的复兴’。”
   深感困惑不安的人们寻找原因,但对这种畸形严酷的政治现状,传统的政治分析已经不敷使用。集大权于一身的习近平做出这个政治决定,不仅出于自身权力与利益的考虑,在其中起作用的,可能还有他本人的病态心理。习仲勋一家在文革时期所遭受的那些苦难与折磨手段,在他家二儿子掌权的这几年,竟然在很多同胞身上一一重演。
   难道这些还不足以让我们意识到,有一个“受虐—施虐—循环往复”的诅咒之链,如同巨大的魔咒笼罩在中国人头上?当年习家那个受虐的可怜孩子,长大后变成狂妄的施虐者,这一切绝不是偶然。为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心理学作为补充,来深入认识习近平时期非同寻常的恐怖政治。
   新一轮打压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至今为止,海内外媒体和研究者大都停留在政治学的分析上。对于这场在盛世出现的残暴的人权镇压,有人认为,当局有两个目的:一是惩罚活动人士,二是利用其来强调习近平的主张。还有人说:审判过程满足了投射国家权力、把人权倡导者诋毁为敌人的需要。
   分析家们的疑问是 ,为什么前一届胡温政府执政时期,自由派感觉要宽松一点,而在习政权治下,却发生了一个彻底反自由主义的逆转?专家们将之归结为执政者的一种恐惧,说是由于当前经济放缓、内部政治斗争激烈,使得习政权担心,公众对官员的极端腐败及滥用职权的愤怒,有朝一日会爆发为得到国外支持的公开反抗。
   这样的政治分析当然是很有道理的,既得利益集团确实是为了维护权力不择手段。但我们还是不能完全肯定,习政权受到的压力与威胁就真的就比胡温时期更大,以致他们不得不使用如此可憎又可笑的文革手段?
   传统的政治分析建立在人是自利性的判定上,即统治者做出的政治决定,一定是对他自己有利的,是一种理性算计的行为。然而在这场大审判里,人们没有看到习政权有什么理性,看到的只是厚颜无耻的欺诈,疯狂的倒行逆施。由此引起针对习近平本人的恶评如潮,无论国内国外,他已树敌众多。
   在习政权的镇压中充满了精神病态的非理性成份,损人而不自利。按照政治心理学的解释,领导人的政治行为有时只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例如,毛泽东早年曾受过知识分子名流的轻视,他掌权后实行的仇视践踏知识分子的政策,被认为是为了满足其报复心理。
   由此可见,在政治个体研究中,引入心理学作为的分析手段是何等重要。在心理怨恨的作用下,文明与理性有时会不起作用,政治人物的个性心理特质严重影响他们的政治决策。
   其实,早就有人注意到习近平的心理问题。包括笔者在内的多位评论者都曾在文章中提到,习近平很可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有人甚至直指:“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儿子,而是毛泽东的孙子。”其理由是:习近平曾因其父的“反党”问题惨遭毛泽东的迫害,但他却不肯清算毛泽东的罪恶,反而对毛的政策情有独钟。这就像1973年发生在斯德哥尔摩银行里的抢劫案:受害者对加害者产生了强烈的爱的情感。
   受虐的孩子为何长大成为施虐者
   然而,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人只是出于自我防卫机制,对加害者产生感情并为之辩护而已,他们并不模仿加害者去迫害他人。习近平的症状比较奇特,身为当年的受害者,他在上台的这几年却高举施害者毛泽东的旗帜,对他不喜欢的人实施毛式政治迫害,制造文革式的恐怖。
   幸好有生态学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认识人类的新角度。在秘鲁鹈鹕鸟繁殖栖息地,研究者发现,成年鸟儿去邻居鸟巢啄咬那里的雏鸟,而那些没有被啄死的雏鸟成年后,就像曾向它施虐的成鸟一样,残忍地攻击其他雏鸟。这种“暴力的怪圈”现象在人类被称作“虐童”。当然人类是有理性的动物,人类的“虐童”现象远远不像野生鹈鹕鸟那样普遍。
   现代心理学家都一致承认:童年经历对一个人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有的影响是正面的,例如,因为童年曾遭受过苦难,有些人会终身致力于消除产生苦难的根源,世界上一些献身于崇高事业的人权、环保人士就是如此。但也有少数受过虐待的儿童,由于心理创伤过于深重,长大后变成施虐者。很不幸,习近平就是其中一个。
   196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被毛泽东、康生迫害,全家遭株连。当时才九岁的次子习近平成了“黑帮子弟”,遭受了可怕的歧视、欺凌和折磨。文革中,习近平曾被红卫兵追赶羞辱,被戴上高帽批斗,被威胁说要枪毙他。他挨饥受饿,被逼流浪,还曾被抓到北京少管所作为犯人关押。后来他下乡在陕西最贫困的窑洞村,被变相劳改了七年。
   令这个少年的情感唯一源泉枯竭的一个事件,是他在落难时曾被自己的母亲告发。据媒体报道,当年习近平被关押时,有一次趁雨天跳窗逃回家,想让妈妈给饥饿的他弄点吃的。但他没有想到,之前被迫在他挨斗时举手喊口号打倒他的妈妈,见儿子逃回家不但没给他东西吃,反而冒着大雨告发儿子去了。绝望的习近平只能痛哭着从家里逃走,第二天又被抓进少管所。
   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个非同寻常的事件是“不带血的心灵杀手”,它的后果几乎是毁灭性的。精神虐待打击的是人的生命内核,会扼杀孩子对亲人的最后的一点信任感以及自我尊严感。遭受过如此精神虐待的孩子大都会人格破碎,陷入严重的心理危机。如果没有及时获得爱之温暖抚慰或者专业的心理治疗,那么,这个孩子很可能从此就带着残破冷酷的心灵生活。
   亮剑报复的快感获心理解脱
   从那之后,习近平学会隐藏起他对世界的仇恨与报复心理,一味低调贱化自己,原本不讨人喜欢的他在乡下学会了如何“来事”。他貌似忠厚地与群众打成一片,十次争取入党表现政治进步,终于在险恶的环境里咬着牙活下来。当年,父亲习仲勋曾老泪纵横地对一个叫杨屏的小朋友说:“你近平哥哥可是九死一生啊!”
   2000年,在接受《中国时报》采访时。习近平这样谈他对政治的认识:“几乎不曾有过权力的人,那些一直距离权力很遥远的人,往往认为这些东西是神秘、新奇的”,“但我穿过表面的东西——权力和鲜花,荣耀和掌声——去看,我看到的是看守所,是浮躁的人际关系。对政治我有更深层的了解。”
   心理学家一定会从这段话里认识到:这个昔日受虐的孩子,其心理痼疾从未痊愈。因为父亲平反后重登高位的缘故,习近平在文革后仕途一帆风顺。虽然被前妻抛弃,但他后又娶得美貌的歌唱家做妻子。可是,这一切外在的显赫的成功都帮不了他,他那在成长阶段受到损伤的人格仍然支离破碎。
   在共产党高层权欲熏心、勾心斗角的世界里,没有人教给他爱与自爱、重建人格的课程,他无从获得有关自我尊严、尊重与理解他人的人生智慧。长年积蓄压抑的痛苦与仇恨无法化解,在大权在握之时,他终于有了机会惩治他人,以寻求报复的快感,获得自我心理解脱。于是,我们看到这位红二代出手狠毒地“高调亮剑”。
   十五年前,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曾给“敬爱的爸爸”习仲勋写过一封拜寿信,其中有这样感人的句子:“您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且要求我也这样做。我已把你的教诲牢记在心,身体力行。” 但对这位曾被生活严重欺骗、已不知诚实为何物的儿子来说,父子关系只是他自己所说的“浮躁的人际关系”中的一种。事实上,他在攫取最高权力之后,处处违背父训,走到“从不整人”的父亲习仲勋的反面。
   习家在文革所遭迫害今日重演
   国际人权组织可以拟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证明习近平上台后对中国公民所实施的各种严重的人权侵犯,此人现已被视为一个恶名昭彰的“整人霸王”。如果我们将习家在文革时期所遭受的迫害,与当今709维权律师所遭受的折磨做一个比较,可以发现二者惊人的相似性。
   第一,突然袭击。1962年9月,如同晴天霹雳,因为一本叫《刘志丹》的小说,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等人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立案审查长达16年之久,涉案几万人。2015年7月,几百位中国律师、维权人士及其亲属,突然毫无预警地遭到公安当局大规模逮捕、传唤和刑事拘留。
   第二,捏造罪名。1963年,习仲勋被毛泽东捏造多项罪名,其中主要一点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习仲勋当年出访东德时,曾用一个双筒望远镜遥望柏林墙,这件事在文革中被指控为“里通外国”。 2016年,多位为维护受害者的权利的律师和人权人士,毫无根据地被习政权指控为“颠覆国家政权罪”。
   第三,公开羞辱。1967年,习仲勋多次被造反派揪到群众集会上去批斗,要求他交代“反党罪行”。如前所述,年幼的习近平本人也曾被公开揪出去批斗过。2016年,多位被抓捕的709律师在电视、微博等媒体公开亮相,低头认罪。
   第四,酷刑折磨。文革中,习仲勋在“拼刺刀会”的批斗会上,遭到造反派的毒打,他的一只耳朵被打聋,被折磨得精神失常。2016年,多位入狱的律师和人权人士被证实遭受了酷刑,例如谢阳和余文生等律师。当今的酷刑不仅是毒打,还有其他种种变态的折磨方式。据香港铜锣湾书店的李波私下透露,中国审讯官强迫他吃一种中药,使他头疼如同爆炸,不交代就不给解药。
   第五,逼人互揭。当年为打倒习仲勋,毛与康生动员了一大批习仲勋的老战友出面揭发。揭发习仲勋的人中有原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高岗的妻子李力群等人,后来证明都是莫须有的罪名。2016年“黑色一周”前后,在媒体现身的多位维权律师,被逼公开揭发指责昔日合作的同事与上司,并攻击曾帮助过他们的组织和个人。在法庭上,他们如同背书一样背诵各种不实之词。
   第六,株连亲属。当年习仲勋受迫害时,其妻儿都在劫难逃。妻子齐心在干校被审查七年之久,几个尚未成年的孩子都被剥夺上学的权利,被迫劳动,大姐习和平不堪迫害自杀而死。习仲勋在关押期间曾有四年不准见妻儿,当他于1972年再见到妻儿时,竟然连两个亲生儿子都不认识了。今天,一些709维权律师在被捕一年多之后,仍然不允许见家属。他们的案件开庭时,其亲属被禁止旁听。一些律师的妻子也被迫害,被殴打,被限制人身自由并被切断经济来源,甚至连孩子也被禁出国。目前,仍然有律师的妻子带着年幼的孩子奔走在逃亡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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