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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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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派支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谢选骏:美国自由派支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本来,我以为在中国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到了美国早就变成了垃圾;谁知道世纪之交的美国正流行马克思主义,不仅大学,就是中学,甚至美国民主基金会也被马克思主义统治着。这可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思想贫乏的欧美社会,毕竟提出了一种批判性的思维。虽然这种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不会演变为列宁主义(因为列宁主义已经让位给了它的老祖宗伊斯兰主义了),但其实也救不了西方的命。自由派除了走向反自由之外,别无出路。但是美国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却救了中国共产党的命——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以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的,他们鼓吹,只要中国经济上现代化了,政治上就会民主化,所以大力支援了共产党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牛仔裤总统里根是不可救药的自由派》(谢选骏)说:
   
   电影演员罗纳德·威尔逊·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1911年2月6日-2004年6月5日),五十多岁竞选上任第33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1967年-1975年),七十岁竞选上任第40任美国总统(1981年-1989年)。1962年他正式注册为共和党员时,已经五十多岁了。排除其投机考虑之外,基本上,这种“转向保守”是一种生物衰老现象,并非真的。骨子里,里根还是一位不可救药的自由派。我记得,他是第一个穿着牛仔裤出席正式场合的美国总统。当时引起的震惊,可以说是撼动了世界、倒了美国的牌子。他像一个街头流氓那样的做派,严重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从牛仔裤总统里根,到大开黄腔的总统川普,其间其实有迹可寻。那就是不断地下坠,日益偏离传统价值——说这样的人是保守主义者,简直笑死人啦!
   
   《哥大教授:自由派控制了美国大学却勒死了自由主义》(书摘于2017-11-14)说:
   
   学生对身份认同的痴迷已经使他们不大可能参与到自身之外的世界之中。
   
   唐纳德·特朗普当上了美国总统。这个重大事件彻底把美国校园闹翻了天。在他胜选后的那天,有些教授举行了教室静坐抗议活动,有些学生要求请假,现在很多人已经参与或者一直加入游行示威中,或者出席喧闹的市政厅会议。这让像我这样冷漠的自由主义中间派的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但是,需要发生更多的事,而且要快。我们高等教育界的所有自由派都需要照照镜子,询问自己我们是如何把国家引入到当今这种如此不堪的境地。我们需要承担起自己的那一份责任。
   
   任何参与过共和党政治的人都会告诉你美国大学校园里的种种愚蠢做法,右派媒体福克斯新闻为了动员自己的支持者,不遗余力地将其无限放大。但是,我们的责任不仅仅在于容忍了控制言论、限制辩论、欺负保守派并将其妖魔化的种种企图,从而给右翼媒体提供攻击自由派的口实,鼓励了一种在特权阶级之外的民众看来琐碎无聊得有些滑稽的抱怨文化。我们的责任还在于把自由主义思想扭曲到了一种令人看不清面孔的地步。
   
   在罗纳德·里根于20世纪80年代当选总统以后,美国自由派面临的挑战是提出有关国家共同命运的新鲜的和真正的政治愿景,让美国社会适应新的现实,遭受过去失败路径的惩罚。
   
   但是,他们没有做到这些。
   
   相反,自由主义者投身于身份认同政治运动之中,没有意识到我们作为公民的共同体意识和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因素。罗斯福自由主义及其支持的工会的形象是紧握的双手。而身份认同自由主义经常出现的形象是一个棱镜,它将一束光线反射成五彩缤纷的彩虹。这说明了一切。
   
   当然,在美国右派看来,身份认同政治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最近的事件提醒我们意识到这种政治还没有死。引发冲突和导致抗议者死亡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游行不仅是针对少数民族的,而且是针对大学及其所代表的一切。
   
   1933年5月,纳粹学生在夜晚冲进柏林大学校园,他们要去焚烧图书馆中的“腐朽”书籍。白人种族主义组织者在冲进托马斯·杰斐逊校园寻找刺激的时候在“引用”这个先例。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同一主义(identitarianism),是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人士打着平等和普遍正义的幌子一直在争取的东西。
   
   在里根时代令人吃惊的是明确的左翼身份认同政治的发展,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两代自由主义政客、教授、学校老师、记者、运动积极分子和民主党官员的信条。尤其是在越来越激进化的右派面前,这对美国自由主义的前景一直是灾难性的。
   
   自由主义者将关注的焦点特别集中在少数派身上有很好的理由,因为他们最有可能被剥夺公民权。但是,在民主社会中有意义地帮助他们的唯一方法是赢得选举和各级政府长期行使权力,而不仅仅是做出空洞的承认和“赞美”姿态。
   
   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方法是提出有吸引力的主张,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但是,身份认同自由主义恰恰做了相反的事,强化了极右派的政治画面,即竞争性身份群体的战争。
   
   左派的身份认同政治首先是有关民众中的庞大阶级——黑人、女性、同性恋者——通过动员民众意识到这些群体在历史上受到的冤屈,并试图纠正,接着通过政治机构的工作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
   
   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已经被考虑自我的虚假政治所取代,其自我就是现在大学校园中形成的越来越狭隘和具有排他性的定义。主要的结果是让年轻人重新关注自我,而不是将眼光投向与他人分享的更广泛的外部世界。
   
   身份认同政治使他们没有准备好用非身份认同的术语思考公共利益,以及要获得这种利益必须做什么——尤其是说服与他们差别很大的人一起努力工作,这一艰巨却并不引人注目的任务。自由主义身份认同意识的每个进步都标志着有效的自由主义政治意识的退步。
   
   很多校园政治应该受到谴责。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在自由主义和进步政治中的积极分子很大程度上来自工人或者农村,往往是在地方政治俱乐部或者在车间工厂形成的。而今天的积极分子和领袖几乎完全都在学院和大学里,主要是自由主义的专业领域,如法律、新闻和教育的成员。如今发生在校园的自由主义政治教育尤其是在精英层次,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地理位置上,基本与国家的其他人都脱离关系。这不大可能发生改变,也就意味着自由主义的前景基本上取决于高等教育机构中发生的事。
   
   回顾20世纪80年代和罗纳德·里根的选举。共和党积极分子着手传播小政府的新个人主义福音,并将其能量转向赢得县、州和国会的选举上——自下而上的战略。你看到从前的新左派积极分子同样走在路上,但采取了不同路径,在生锈的多肤色的大众巴士校车上争取黑人权益。因为没有能颠覆资本主义和军事工业联合体,他们向美国各地的大学城进军,希望在大学实践不同种类的政治,旨在改变受教育者的世界观——自上而下的战略。两个群体都取得了成功。
   
   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左派退却是战略性的。早在1962年,《休伦港宣言》(the Port Huron Statement)的作者就写到“我们相信大学是被忽略的影响领域”。大学不再是孤立的学习领地,它们成为美国经济生活的核心,是进入后工业职业的管道和认证机构,也是通过研究和塑造政党精英而进入政治生活的途径。
   
   《休伦港宣言》的作者——“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SDS)举例说,新左派应该首先试图在大学内组建起来,他们能够自由地辩论,提出更具野心的政治战略,同时招募追随者。最终目的是进入更广泛的世界,“着眼于更少怪异色彩却更加持久的正义斗争。”
   
   但是,随着美国生活的激进转变的希望逐渐消退,他们的冲天豪气开始减弱。许多返回大学校园的人,将精力投入在将沉睡的大学城变成社会进步和环境上自我维持的社区。
   
   这些大学城仍然和美国其他地方不同,仍然是令人愉快的生活之地,虽然已经丧失了很多乌托邦光环。很多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新消费主义文化的圣地,周围是高科技办公园区和越来越昂贵的住宅区。在那里,你可以逛书店、看外国电影、买维生素和蜡烛,上高档餐馆吃饭,随后是浓咖啡,或许还可参加研讨会让情绪放松一下。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生活场景,除了无家可归者涌入,没有平民的任何迹象,那些人的工作就是让居民觉得其生活是真实的。
   
   那是故事的喜剧性一面。另外一面——英雄的或悲剧的一面,这取决于你的政治立场——是新左派的退却已经将大学变成了上演道德剧或歌剧的政治剧场。这产生了大量争议性问题如有终身教职的激进分子、文化战争和政治正确,这都不乏很好的理由。但是,这些发展掩盖了更安静却更具深远意义的变化。
   
   大故事不是左翼教授成功地将每年数百万的年轻人变成了危险的政治激进分子。有些人当然尝试,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延缓毕业生进入职业性研究生院并进而进入传统职业领域的进程。真实的故事是60年代那代人给学生传授一种基于自己怪异历史经验的特殊政治观念。
   
   那个时代的经验给新左派两个教训。第一个是运动政治是能够引起改变的唯一参与模式(从前是真实的,现在不是了)。第二个是政治活动肯定有某些对自我来说的真实意义,让妥协似乎成为对自我的背叛(这让平常的政治成为不可能之事)。
   
   可以说,这两个教训的结论是如果你想成为政治人物,你应该不是从加入基础广泛的政党开始,而是寻找一种对你来说具有深刻个人意义的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已经有众多让自我卷入的这类运动——如核裁军、战争、贫困、环境等,虽然不是关于自我的。相反,参与那些议题意味着参与更广泛的世界,并获得有关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科学、尤其是历史的知识。
   
   随着身份认同意识的高涨,参与以议题为基础的运动开始有某种减弱,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对自我最有意义的运动是关于自我的运动,这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正如康比河公社宣言(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的女权主义者在其影响力很大的《1977年宣言》中所说:“最深刻和潜在的最激进政治直接来自我们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与努力终结他人的压迫完全不同。”
   
   这种新态度对美国大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关心全世界工人阶级命运的马克思主义逐渐丧失了迷人的光环。身份认同族群的研究现在似乎是最紧迫的学术和政治任务,很快就出现了投身于这些的院系、研究中心和讲座教授的泛滥成灾。
   
   这有很多积极的影响。它鼓励学科扩展研究范围,纳入从前被忽略的大族群的经验如女性和黑人。但是它也鼓励了对族群差异和社会边缘群体的单一性痴迷,以至于学生总是拥有对历史及其当今国家的遭到扭曲的认识。这是显著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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