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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支那与大东亚圣战

谢选骏:印度支那与大东亚圣战
   
   (一)
   
   印度支那(英文:Indochina,法语:Indochine):简称印支,亦称中南半岛或中印半岛,指东南亚半岛,东临南海,西濒印度洋,因位于印度—中国之间,而被近代欧洲人方便记忆式命名。印度尼西亚(Indonesia)之名也是类似来的,该区域本来小国林立没有统一过、没有共名,荷兰在这些区域殖民建国,就称呼为印度岛国(尼西亚nesia表示岛国)或东印度群岛。

   
   广义的印度支那半岛即中南半岛,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的马来亚部分和新加坡。欧洲用“印度支那”即“印度中国”这一词汇称呼现在的中南半岛。
   
   中南半岛的南部也称“马来半岛”。狭义的中南半岛通常特指曾经是法国殖民地的“法属印度支那”,包括今日的越南、柬埔寨(旧称高棉)、老挝三国,简称“越老柬”;广义的中南半岛则指“东南亚半岛”,包括越老柬三国及缅甸、泰国(暹罗)、马来西亚的马来亚地区及新加坡、槟城、马六甲等地。
   
   “印度支那”一词是音译自法文“Indochine”,表示位于印度与中国之间并受两国文化影响的区域。中国、东南亚、欧美等地的华人普遍使用“中南半岛”一词,主要是因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支那”发展成为侮辱中国的词语,在于右任的倡议下,改用“中南半岛”,意思为“在中国以南的半岛”。
   
   但是在国际以及学术领域(尤其是地理学、地质学界),仍使用“印度支那”一名-如印支构造期就是用“印度支那”的缩写“印支”命名的。
   
   “印度支那战争”在西方语言中是用来称呼越南战争的。印度支那战争简称印支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在亚洲印度支那半岛越、老、柬三国以越南战场为主体的两次局部战争,即印支三国的抗法战争(1946年至1954年7月)和抗美战争(1961年5月至1973年1月)。在共产党扩张的同时,也是印度支那人民反对西方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
   
   谢选骏指出:“印度支那”的称呼明明说出了中国的影响,但华人却不敢用,这是因为自卑感作祟。须知,不是“支那”这两个字侮辱了华人,而是华人自己的不争气,弄脏了“支那”这两个字。过去的华人不敢用“支那”这两个字,就像韩国人现在不敢用“汉城”这两个字一样,是没有出息的表现。当然,日本人也有类似的表现,例如他们不敢用“倭”这个字,而改用“和”这个字来称呼自己,因为他们在学会了中文以后,觉得“倭”这个字不如“和”这个字高贵,因为他们看懂了“和为贵”这个成语。
   
   
   (二)
   
   《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说,
   
   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日语:大東亜戦争肯定論)来自日本极端民族主义作家林房雄于1963年所出著作的标题,该理论主张日本对外扩张的战争(二战期间,日本方面称其为大东亚战争,其中包括中国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为争取亚洲解放的战争,而不是侵略战争。他认为:日本出兵亚洲欧美殖民地是为“驱逐西方列强势力”,“实现人种平等自由”;战后,东南亚各国纷纷争取独立也是间接受到大东亚战争的启发与鼓舞所致。
   
   这一套思想于70年代开始逐渐为日本人所吸收,并且在1980年代日本借助经济实力跻身政治大国后逐渐抬头,成为众多右翼政治人物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也在同一时期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概念,厘清日本被污名化的历史责任,其后,一股反左翼思潮、主张由日本观点看待战争历史的运动迅速兴起。
   
   1985年的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40周年,中曾根康弘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参拜靖国神社,首开二战后首相“正式参拜”的先例。
   
   早期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日本学者,会刻意忽略掉对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的行为,而著重于强调日本海军与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海域上所进行的舰队决战,意图将所谓的“支那事变”(1937-1941)与大东亚战争(1941-1945)进行切割。至于立场同情毛泽东的日本左派人士,则会在坚持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为一场侵略行为的同时,将太平洋战争视为一场“帝国主义国家”战争看待,而允许在一定程度上,把与欧美国家对抗的日本军兵视为殖民地的“解放者”看待,并且与日本右派人士炮口一致的谴责美军在战争末期对日本本土的轰炸。
   
   1990年代以后,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者开始对中日战争进行新的诠释,即指出日军于中国的军事行动并不是侵略的行为,而是基于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大陆蔓延,乃至于保护日本的经济生命线的一种“进出”。
   
   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者认为,日本于1931年出兵攻占中国东北的行动,除了阻止苏联势力向南扩张外,最重要的一大贡献就是协助东北居民实现了自己取得“民族自决”的愿望,在溥仪的领导下将满洲国建设成了一个满、汉、蒙、朝、日五大民族能够和谐相处的“王道乐土”,而当年的东北地区也是整个东北亚地区最繁荣的一个经济体,日本所遗留下的诸多基础建设直到现在都让当地百姓受惠无穷。
   
   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学者也认为,日本军队于1937年以后出兵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受到共产党反日宣传的刺激,中国境内不只出现了抵制日货的现象,甚至旅居当地的日本百姓也遭到暴民的攻击。
   
   而在1937年7月发生卢沟桥事件之后,由日本所扶植训练的通州保安队更于当月29日向该城镇内的日本军民进行无差别屠杀,导致两百三十五名日本人惨死,这场通州事件迫使东京方面决定以更为强硬的态度来保护自己子民在中国境内的安全,以迫使蒋中正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屈服。
   
   然而,蒋中正在西安事变后,却开始采纳联合共产党的路线,对日本在华的军事行动采用越来越强硬的姿态,迫使日本政府只能够采取推翻南京国民政府,另外立一个亲日政权的方式,才能够确保自己的国家利益在中国得到保障。
   
   除了保护日本侨民外,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者也认为,日本军队“进出”中国,同样也帮助饱受国共内战之苦的中国民众摆脱战乱,不仅逐渐恢复自五四运动后遭到抛弃的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过上稳定与富足的生活。
   
   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在于由日本所扶持的汪精卫政权,成功的在日本军队协助下由1941年从欧美国家手中收回租界,这不仅让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大亚洲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实践,同时也逼迫美英国家必须透过与重庆方面签署平等新约的方式来稳住蒋中正的国民政府留在抗日阵营中,因此中国能够摆脱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一个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得到日本方面的协助。
   
   在这样的新战争观点中,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与新四军被视为给“大东亚新秩序”带来不稳定的乱源与土匪武装,而领导中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的蒋中正,则被描述成了“西方白人帝国主义的走狗”与“亚洲人的叛徒”。
   
   前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田母神俊雄就认为,日本并不是发动战争的侵略者,而是为蒋中正还有罗斯福两人所设计联手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幸受害者。
   
   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人士认为,所谓的珍珠港事件完全是日本在美国罗斯福总统苦苦相逼的情况下所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因为日本在遭受美国石油禁运的打击下,如果不及时对东南亚的欧美殖民地发动攻击,以取得当地天然物资的话,就必须要屈服于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压力,从包括中国东北在内的一切占领区中撤退,几乎等同于无条件投降。
   
   其次,美国与英国不仅透过滇缅公路这条所谓的“援蒋路线”,对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提供战略物资,甚至还意图联合荷兰一同成立ABCD包围圈(American, British, Chinese, Dutch),这看在日本政府眼中已经构成了十足的挑衅。
   
   1941年3月,美国政府正式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而陈纳德将军所领导的飞虎队也于当年8月在云南昆明成立,一再的刺激日本人往对美国宣战的道路走去,事实上除了派遣一百架P-40与三百名来自陆军、陆战队与海军的空地勤人员在陈纳德指挥下组织所谓的飞虎队加入中华民国空军外,美国还有将B-17轰炸机派驻到中国与菲律宾,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轰炸的计划,因此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者认为这些事迹都已经给足了日本对欧美各国发动自卫战争的正当性。
   
   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人士认为,日军攻占香港、马来亚、荷属东印度、菲律宾、缅甸、新几内亚与索罗门群岛等英国、荷兰与美国的殖民地,有力的支援黄种人的独立与解放运动。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大败美英荷三国军队的优异表现,给予亚洲民族主义领袖与主义对抗的决心。这场战争在相当程度上,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了战后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
   
   赞成该理论的人认为印尼的民族主义者苏卡诺便是日军发动大东亚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原先遭到荷兰当局拘禁的他于1942年日军进攻苏门达腊期间获释,并且在第16军司令官今村均的协助下号召了一批独立运动的参与者,包括其得力助手穆罕默德·哈达成立了人民力量行动中心这个自治组织;他们在得到日本占领军的大力支援后开始大力推广印尼话,于三年内拥有一万三千个岛屿、一百二十种语言、在荷兰人三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之前从未统一过的殖民地,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官方语言。
   
   战后,翁山接受了日军情报机构南机关领袖铃木敬司的建议,于曼谷组织了缅甸独立义勇军投入“解放国土”的战斗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大量的和尚用于搜集英军与中国远征军在当地活动的情报,并且协助日军切断滇缅公路,进而捕捉遭到击溃的英军与国军主力。取得了南方战意的胜利之后,日军陆续协助巴莫与翁山将军成立缅甸国,扶植劳威尔成立了菲律宾共和国,又帮助了苏巴斯·钱德拉·鲍斯建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来声援仍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人民争取独立,同时还得到了东南亚唯一的主权独立国,即泰国的支持,这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者看来,充分体现了日本平等对待亚洲民族的诚意。
   
   1943年11月5日到6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于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邀请汪精卫政权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满洲国的总理张景惠、泰国的代总理旺·威泰耶康·瓦拉旺亲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的首领钱德拉·鲍斯、菲律宾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劳威尔与缅甸国总理巴莫出席,被视为近代史上第一次全部由亚洲国家所参与的国际性会议;与会各国最后通过《大东亚共同宣言》,表示要将东亚各国自帝国主义中解放、建设共存共荣秩序、相互尊重自主独立、反对种族歧视。
   
   到了1945年3月,即将战败的日军推翻了统治法属印度支那的维琦政府,从而促成了越南、寮国与高棉分别在保大皇帝、西萨旺·冯与诺罗敦·西哈努克的率领下脱离白人统治独立建国的结果,因而可以被视为日本推动亚洲独立运动的另外一大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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