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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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转物时观世界,向无心处得天真---近日微言集

于转物时观世界,向无心处得天真---近日微言集

   【内斗】内讧是所有邪恶势力的共性和宿命。邪恶的特性是极端狭隘,只能求同,不能存异,不容异议,包括内部的异议。故其盛衰存亡的过程,都会不断发生背叛、分裂和内斗。它们对待敌人固然极端冷酷毫无底线,内斗起来同样你死我活毫不容情。恶必苦、必弱、必亡,自相残杀是要因之一。

   【内斗】内斗是邪恶势力的共性。反过来,经常发生恶性内斗、动辄自相残杀的势力,往往是邪恶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邪恶之徒是小人之尤,更加不能存异,不容异议,不能和谐共处,更加容易发生争斗。或者外争,或者内斗,或者外争内斗同时开展。

   【共勉】有朋友为儒家和东海受到排斥诋毁愤愤不平,毫无必要。于右任一幅对联值得朋友们铭记: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一时的得失,世俗的毁誉,根本不足挂怀。关键是做好自己,在计天下利、弘中常道的努力中不断扩大提升自己。让自己成德成贤,是对诋毁最好的“报复”。

   【共勉】儒家受到排斥诋毁,或许也有自身的原因。自身思想中不中正,仁义充不充沛,努力充不充分,何以人心不附、德望不足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反思和自我批评。注意,这里说的儒家自身,指的是当代儒家包括东海,是“我们”,可不是指先圣先贤和儒家文化。

   【历史眼】清末儒家群体,问题很严重。不仅保守派迂腐颟顸,即使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也是问题重重。康有为本人,为人骄狂浮躁,思想颇多偏倚,德智颇多缺漏。改良的大方向虽然不错,但具体方法、措施、手段和他们的智慧能力才干都不配套,成事不足,自误误国。

   【历史眼】德智不是万能的,孔子德智高圆,然在鲁国和列国所图不遂,复礼不成,不能重造国家、人民之命,失败原因在外。德智不足是万万不能的,王安石、康有为之失败,自身要承担重大责任,他们的学术和德智都存在重大缺陷。王安石要负全责,康有为要负半责乃至以上。

   【答客】或问:“五百仁义之师,战场正面对垒就能胜十万残暴的虎狼?”答:一般不行,未必绝对不行。刘秀昆阳之战,以数千人破王莽数十万大军。然仁义之师不可能凭空而来,仁义之师必有仁义之将、仁义之帅、仁义之君和仁义之政。仁义之帅和君一般不会置自己军队于问者所说的险恶境地。

   【解惑】两军相逢勇者胜,而仁义之勇胜过野蛮之勇。故在双方军力、武器、条件相近的情况下,仁义之师必然胜过虎狼之旅。《尚书•泰誓上》云“同力度德”,孔传:“力钧则有德者胜。”如果在“同力”的情况下,虎狼之旅胜过仁义之师,所谓的仁义之师就要打个问号。

   【历史眼】古来以少胜多的战例不少,典型或著名的有: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项羽攻秦的巨鹿之战,刘秀抗王莽的昆阳之战,东晋抗秦(前秦)的淝水之战,李世民歼窦建德的虎牢之战,李愬淮西平叛的蔡州之战,张巡保卫城邑的雍丘、睢阳之战,岳飞抗金的郾城之战,虞允文的采石之战等等。

   【历史眼】古来大量以少胜多、以少少胜多多的战例,胜利方或为仁义之师,或是正义之战,或者道德度高于对方。这些事例从军事和战争层面有力地证明了道义的大用。道义不仅广得人心、多得支持而转弱为强,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可以激发将士们的战志,从而以寡敌众、以弱胜强。

   【历史眼】元士说:“德相当,力强者胜;力相当,德高者王。”这是道德定律和历史规律。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所以“得道”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德到高处大处,力量也会水涨船高,各种人才、资源都会逐渐流动集合过去。一时强弱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德,此之谓也。

   【历史眼】一再有人以国共两党之胜负,来质疑或否定“得道者助”、“德高者王”、“仁者无敌”之定律,是因为他们都犯了一个错误,误以为国党和孙蒋是得道者、德高者和仁者。其实国党的文化品质、道德品质和政治品质都非常有限。毛氏者,民国之罪人也;孙氏者,中华之乱人也。

   【历史眼】世人多视刘备为仁义的象征,曹操为奸贼的典型,是受了小说的影响。论文化品质和政治道德,这两人虽然相差,却也无多。刘备虽然学过儒,但深杂申韩,孔明又是杂家,蜀汉在敬天保民和礼乐制度方面并无优势。同德度义,双方德性没有本质差异,而论名义、势力和军力,曹操的优势非常明显。

   【历史眼】隋文帝父子都不是好东西。文帝本非善类,积恶已深;炀帝变本加厉,迅速自灭。明君之明有两种:一种是仁君之明,一种是枭雄之明。枭雄往往早中期明智、高明,晚期昏庸、昏乱。隋文帝和他的勋臣都可归于枭雄类。因为明智,所以能够统一中国,繁荣一时;因为昏乱,所以坚而不久,迅速衰亡。

   【教育】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以居仁由义为最大的快乐、成就和利益,这是仁者的修养。但仁者毕竟是少数。作为仁者和教师,要将他人引领上仁义之道,就有责任和义务把仁的好处、义的利益讲清楚。这本身就是开智和教育的需要。孟子见梁惠王说“何必曰利”,接着讲的就是仁义利国利君之大利。

   【教育】古之学者为己。儒学是为己之学,为己必然利己,道德利己、道德上成就自己也是利己,而且是最根本的利己。儒家道德之根在此,士君子的道德追求特别强烈、持恒和真诚,根本原因也在此。假如道德追求在根本上是不利于己的,追求道德就有违常情和人性、因而是不可普及不可持续的。

   【教育】利他利己是良知的一体两面,利己性又是更加根本的,故有“杨近墨远”之说。孟子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赵岐注:“墨翟之道兼爱,无亲疏之别,最为违礼。杨朱之道为己爱身,虽违礼,尚得不敢毁伤之义。”(《孟子正义》)杨墨都有违于孔孟之道,然比较而言,杨朱派离孔孟之道较近。

   【教育】儒家与利己主义不同有二:一、儒家利己但不许主义化,利己利他并重;二、儒家更强调道德利己,即道德成就,利益可以兼顾,不许挂帅。因为重在道德,故很容易超越各种外在性利益。当义利产生冲突的时候,为了成德,甘愿放弃利益。必要时甚至可以放弃生命。

   【仁君】仁君必然聪明、高明,严格地讲,仁君才是明君。仁君敬天保民、仁民爱物之仁,必须也必然落到政治、制度、法律、政令中去,体现为仁政礼制祥刑善法。这样的仁君也就是圣王。所以圣王崇拜,理所当然,礼所当然。圣王所在,必有圣贤君子集团与之俱起,官德必然良好,政治必然王道或者趋向王道。

   【感恩】今天是习先生去曲阜参访座谈四周年。此事当时被遮蔽,意义也被忽略了。我说过,习先生最大最得人心的功勋不是反腐打虎,而是有所尊孔。他将“孔马对立”转向孔马并立,终结了百年反儒恶潮,让儒家摆脱了“政治不正确”的魔咒,为儒家复兴和中华重建提供了最基本的“政治许可证”。

   【感恩】习先生比很多嫌他骂他不好的人好。这句话有点拗口,却是实情。习先生主要的好有二:一是反腐打虎动真格,二是对孔子有所尊重,对儒家不乏温情。这第二点,不仅好于朝廷和官方多数人,也好于体制外、反对派的多数。最坏的人不是贪官恶吏,而是反儒派。反孔反儒是百年人祸的两大根源之一。2017-11-26

   【法眼】商人执教鞭,是大坏事,但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邪教徒执教鞭。商人和邪徒,皆不闻仁与义,然商人只拜权力和金钱而已,邪教徒则推崇邪知邪见,崇拜权力暴力,信仰暴君暴民,比商人危害大得多。邪教徒拜金可怕,邪教徒不拜金,会更加可怕、更加疯狂而更要人命。

   【商人】历代儒家王朝,对商人从政从教都有严格规定,基本禁止。商而优则仕,商而优则教,古来唯有马邦。马邦人先后有过两个针锋相对而同样奇蠢的观点:前三十年认为无产阶级品格最好,越穷越光荣;后三十年认为富人不会贪钱,富人参政从政可以先富带后富。

   【法眼】在现中国,论德论智,官员群体、知识群体都异常低劣,普罗大众亦空前低劣。侏儒队里选高人,或许商贾群体还略高一筹。至少在我的朋友、熟人圈中,在做人做事和对待文化的态度方面,商人相对比较靠谱。知道尊重和附庸风雅,在普遍反风雅的社会难能可贵。

   【高端】称王阳明为政治家、教育家、军事家、文学家、诗词家、书法家等,外行话也。这种种家都是儒家的延伸。所有的家加起来,都不如儒家两个字有分量。儒家为文化最高端最高段,笼罩涵盖政治、教育、军事、文学、艺术等一切。凡真儒醇儒,只要愿意去做,做什么都不会差。

   【高端】政治、文学、教育皆儒家老本行,凡是真儒,必善为政、为文和教学。军事是政治的延伸,自然也是儒家关注的重心。诗词书法之类,皆为儒家所游之艺,属于文化之低端。擅长低端者未必高得上去,甚至玩物丧志,小技妨道;立足高端者境界眼界皆高,随意游玩就可能游到艺术的高远处。

   【私塾】私塾读经,应该只读儒经,禁读佛道书籍。佛道为出世法,诸多理义观念偏离或背离人生、社会常道。古来一些儒生,本来学儒未成,立足不稳心眼不明,读了些佛道书籍,自陷混乱,沦为杂家。何况少年儿童,刚刚开始就杂入佛道,百无一利,徒增困扰。

   【态度】或问东海何以对首都驱逐低人事件不关心不表态。答:儒者关心政治关心社会,但并非任何社会问题和恶性事件都要去关注和发言,个人时间精力有限故,无必要故。对于那些已经掀起轩然大波的事件,匹夫匹妇和学术界影视界广大名家都已经拍案而起大声疾呼了,东海就没有凑热闹的必要了。

   【救人】救救孩子,先要救救父母,救救大人,救救政治人和文化人,救救那些因被鲁迅们蒙启而反孔反儒的蠢人。蠢到反孔反儒的地步,蠢到信奉“仁义道德吃人”的地步,至矣尽矣,蔑以加矣,禽兽不如矣。他们和他们的孩子,被违仁背义无道缺德的东西所吃,原是咎由自取。

   【答客】或问:汉武帝之前,也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官学的内容是什么?答:汉初文教不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中兴太学以养士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前124年)置博士弟子员50人,创建太学,这是汉朝中央官学之始。汉代地方官学始于汉景帝,少有维持者,无足轻重。

   【豺狼化】程颐说:“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反儒则不仅是礼一失再失的问题,而是完全反礼而动、背道而驰。故反儒的结果不是为夷狄为一般禽兽,而是直接变成禽兽中最凶恶的豺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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