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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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歪理邪说是文化人的天职

   批判歪理邪说是文化人的天职

   吴元士将恶由浅至深分为四个层次:人性之恶,制度之恶,文化之恶,信仰之恶。这个区分颇为独到。

   其实信仰与也属于文化,制度则背靠文化,即制度背后必有相应的文化支持。这里说的文化,包括各种学派宗派各种思想、主义、学术、意识形态等。

   文化问题首先需要文化解决。高优正善的文化,是对治和去除包括信仰之恶、制度之恶、人性之恶在内的所有人类之恶的最高端武器。尤其是政治恐怖主义和宗教恐怖主义这人世间两大恶的背后,都有相应的文化作祟。文化去恶,是最根本的去除和解决。

   文化有高优正善和低劣邪恶之别。高是高级,优是优秀,正是正确、正义,善是善良、完善。弘扬高优正善的文化以遏恶扬善,是文化人的第一责任和天赋使命。遏恶与扬善相辅相成,辟邪遏恶就是最好的扬善。如果说政治家的职责是通过义刑义战惩罚罪恶,文化人的的职责就是通过义理批判清算邪恶。

   历代圣贤君子,无不以批判邪恶为己任。“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是因为孔子在《春秋经》中明辨是非善恶、严批邪说恶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意谓《春秋》一书,上以宣明三王之大道,下以辨察人事的纪律,分别嫌疑,明晰是非,判定犹豫,表彰善人,痛斥恶人,尊敬贤人,贱视不肖,存留已亡之国,继续已绝之世,敝者补之,废者起之,这些都是实施王道的重大事项。

   不良的、错误的、邪恶的文化,统称邪说。很多恶制恶法、恶行罪行包括政治和宗教恐怖主义的背后,都有邪说的支持。故邪说的泛滥往往会造成巨大的人道灾难。邪说堪称人世间最大的灾难源。

   孟子指出:“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在这里指出了邪说泛滥之后果的可怕,以距杨墨、放淫辞、辟邪说为己任。在《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也提及詖辞、淫辞、邪辞、遁辞等四种言论的深度危害:生发为思想,就会影响政治;落实于政治,就会危害到政事。即使圣人重生,也无法否定这个判断。

   孟子充分认识和高度评价自己辟邪说的重要意义,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将自己距杨墨、辟邪说的努力与大禹治水、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和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他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后来韩愈称赞孟子“功不在禹下”,其实是孟子的自我赞肯。

   对于杨墨的错误和流弊,宋儒有过中肯的评判。《近思录》记载伊川先生语:

   “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终则不可救。如「师也过,商也不及」,于圣人中道,师只是过于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则渐至于兼爱,不及则便至于为我。其过不及同出于儒者,其末遂至杨墨。至如杨墨,亦未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推之便至于此,盖其差必至于是也。”

   二程认为圣学无偏。若过或不及,就会出问题,甚至流为异端。杨墨也并非全然无父无君,但其流弊就会无父无君。

   其实,杨墨虽非正学,有违中道,流弊深重,但本身不无可取之处。墨家“摩顶至踵以利天下”,利他主义非常真诚;杨朱派“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后面是“杀一人而得天下不为也”,利己而不损人,利己主义很有底线。而今世易时移,比杨墨之道错误得多、邪恶得多的邪道恶道不少,我们这个时代的儒者,比孟子的责任大得多,沉重得多。

   注意,中国古代诸子、西方现代百家中,高优正善者不少。但高优正善之最,非儒家文化莫属。因为儒家的世界观、生命观、人性观、价值观和政治观最为正确,大中至正。也只有儒眼,才能对古往今来各种文化体系的错误和不足洞若观火。理由和证据何在,请听下回分解。2017-11-26余东海首发于儒家网

(2017/12/1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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