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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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责备贤者,勿责备小人

   可责备贤者,勿责备小人

   为什么“《春秋》责备贤者”?因为小人之错、盗贼之恶容易辨别,而贤者之过不易辨别。而贤者权重位高或影响远大,若有过失,后果或流弊很严重,故需要特别明辨之,求全责备之。

   孔孟在高度赞肯管仲、伯夷、柳下惠的同时,分别批评管仲不知礼、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都是对贤者的责备。宋朝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新唐书》在《太宗本纪赞》中依据春秋之法评价唐太宗:

   “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然《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叹息于斯焉。”

   《新唐书》在赞肯李世民功绩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他的三大缺陷: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和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朱熹对唐太宗的批评就更高标准更严厉了。关此,东海《宋儒与理学》一书(待出)有详论,兹不赘。

   “《春秋》责备贤者,不责备小人女子。注意,这里的责备,是求全责备、高标准严要求之义。纪昀说:“《春秋》责备贤者,未可以士大夫之义律儿女子,哀其遇可也,悯其志可也。”

   小人女子若有大恶,堕为乱臣贼子,《春秋》当然绝不客气,但也是片言而决,绝不多言,因为没有必要。王夫之《读通鉴论》效仿《春秋》精神,“于大美大恶、昭然耳目、前有定论者皆略而不赘”。他在《读通鉴论-叙论二》中解释:

   “故春秋之作,游夏不能赞一辞,而岂灌灌谆谆,取匹夫匹妇已有定论之褒贬,曼衍长言,以求快俗流之心目哉?庄生曰:“春秋经世之书,圣人议而不辩。”若华督、宋万、楚商臣、蔡般,当春秋之世,习为故常而不讨,乃大书曰“弑其君”。然止此而已,弗俟辩也。以此义推之,若王莽、曹操、朱温辈之为大恶也,昭然见于史策,匹夫匹妇得以诟厉之于千载之下,而又何俟论史者之喋喋哉?

   今有人于此,杀人而既服刑于司寇矣,而旁观者又大声疾呼以号于人曰:此宜杀者。非匹夫匹妇之褊躁,孰暇而为此?孟子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惟其片言而折,不待繁言而彼诈遁之游辞不能复逞。使圣人取中肩之逆、称王之僭,申明不已,而自谓穷乱贼之奸;彼奸逆者且笑曰:是匹夫匹妇之巷议也,而又奚畏焉。”

   王夫之认为,大奸大恶如王莽、曹操、朱温之流,罪恶昭彰于史书,已成历史定论,千载之后匹夫匹妇都能怒批痛斥之,论史者没有必要喋喋繁言,哗众取宠。

   王夫之没预料到的是,后世居然会有不少学者史家为历代暴君恶棍乱臣贼子翻案,而且成效卓著,以致匹夫匹妇对它们变诟厉为赞美。所以今时今世,责备贤者固是圣贤大儒本分,抨击盗贼并将被颠倒的是非善恶重新颠倒过来,更是正人君子当务之急。2017-12-2余东海首发儒家网

(2017/12/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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