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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姦古今談

   
   ——王亞法
   
   前一階段,在偉光正的宣傳刊物上,“通姦”一詞的出鏡率頻仍,若在網上查閱,例子舉不勝舉,幾乎所有的中共貪官都有通姦現象,不但男官通姦,女官也通奸,可謂官場男女皆通姦,一時間,一個吹噓了幾十年的偉光正,被“海外反華勢力”罵作“通姦黨”,實在叫我等愛黨五毛,臉上好無光彩。
   按中國現有的法律,通姦不算犯罪,因為在《刑法》中沒有對通姦作出有罪的規定,充其量只是道德方面的瑕疵,筆者時有竊思,法律不作認定,是不是受當年蘇聯共產主義“共產共妻”革命傳統的影響,百思不解。


   不過在封建時代,通姦是大罪,“早在秦朝,已立有極刑惩处的有关条款。
   司馬遷在《秦始皇本纪•卷六》中有:“有子而嫁,倍死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浩诚,夫为寄之,杀之无罪……”。以上是我從《百度》中摘錄來的,不過條目作者的解釋:“在这个刑法中,僅對“私通”定以極刑,且可“人人得以誅之”,格殺勿論。可以不告而殺,私刑亦合法。” 的評語,與《史記》的記錄有出入,我查獲原著,後人的夾縫評註的大意為:夫死有子,棄之而嫁,有夫而棄子不養,與人私奔者,這兩種是死罪。不是“人人得以誅之”,格殺勿論。可以不告而殺,私刑亦合法。”可見秦律是雖苛刻,但沒有那麽絕對。
   到了漢朝,亦延續秦法,犯姦必殺。而漢文帝似乎又仁慈了些,除了殺頭,又添了較“和缓”的肉刑:宫刑。
   到唐朝,因為五胡亂華的時代背景,北方游牧文化的影响和倫理道德的改变,法律也有所調整,似乎對通姦者的處罰有所緩和。按唐律: “诸姦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 疏議曰:“和姦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二年。”
   宋朝延襲了唐朝的法律。
   元朝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於是又重新允许私刑,本夫不僅可以捉姦,且可當場殺死“姦夫淫妇”。除這些以外,还有一些新的補充規定,如《元史》一百零三卷《刑法志》中说:“諸和姦者杖八十七。” 并且还規定,女性在挨打時,要剥光衣服。(“去衣受刑”)以示羞辱。也就是说,女人的惩罰,要比男人更重。
   朱元璋推翻了元朝,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作了一系列的改革,但在处罰“私通”問題上,沿襲了元朝的法律,除允许本夫捉姦(《问刑条律》刑律二人命)外,并可在當場殺人无罪。(《明律集解附例》九•刑律一,人命“殺死姦夫”)。而通姦的处罰: “無夫姦杖八十,有夫姦杖九十。” 比元朝還多了三杖。不僅如此,还沿襲了對女性的“去衣受杖”, “其妇人犯罪,應决杖者,姦罪去衣受刑。”
   明朝時還有一種對姦婦施行“騎木馬”的處罰,筆者多年前參觀加拿大多倫多博物館,看到一件“騎木馬”的刑具,模樣與馬鞍相似,只是在在馬鞍的中部裝了一個木陽具,施刑時,將淫婦強行坐在驢子或馬上,遊街示眾,以儆效尤。
   清朝的法律沿襲明朝和元朝,允許私刑,允許捉姦,并可當場殺死通姦男女,(《大清律例》二六、刑律,人命,“殺死姦夫”)。 通姦也和明朝一样,“杖九十”( 《大清律例》三二、刑律,“犯姦”)。一杖不少。
   这里还须补充一笔的是,自明朝以来,又多了一种叫“刁姦”的罪名,大约与现代的“诱姦”一词含意相近。明朝規定:“刁姦者,杖一百。”多了十下板子。清朝的规定是:《清律小注》“刁姦者,不論有夫無夫,俱杖一百。既有夫有弃而外淫,故加一等(即有夫者加二十杖)”。罰后,姦婦可由丈夫轉賣,却又標明不准賣給姦夫。在這一点上,明、清两代是一致的。
   辛亥革命之后,民國政府颁布了《暂行新刑律》,第二百八十九条對“通姦罪”作了以下规定:“和姦有夫之姓者,處四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其相姦者,亦同。” 所谓“有夫之姓者”,即有夫之婦。而这个法律规定巧妙地利用“法定有罪”的原則,形成了“网開一面”,即不規定地規定了未婚女子不存在通姦罪。中国畢竟没有皇帝了,一九二八年七月的《刑法》又作出了新的規定:“有夫之婦与人通姦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姦者,亦同。”此罪的处罰又减了一半。直到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颁布的《刑法》中,才在“通姦”上出现了对等的处罰:“有配偶而与人通姦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与其相姦者,亦同。
   儘管民國對通姦罪的處理有所寬鬆,但在偏遠地區,仍然處罰甚重,尤其在信息閉塞的山區,筆者早年曾經聽前輩編輯項宏揚先生,講敘過一件他童年時親眼所見之事。他是安徽歙縣山區人,幼年曾見族中一女通姦犯處極刑的過程。行刑處設一石柱,石柱上方開一大孔,犯人五花大綁,頭套布袋,押至石柱前,劊子手將繩索套其頭上,然後將繩索兩頭穿過石柱洞孔,打成死結,再用一木棍穿過繩索,迅速旋轉絞動,但見犯人痛苦扭動,粗聲出氣,慢慢癱下,嗚呼哀哉。
   到了中華紅朝,通姦也有尊賤之別,尊者如老毛,据茅於軾先生説,玩弄婦女有千餘人之多,次尊者,上面有文件,進城後可以休掉山東小腳妻,娶上城裡白凈妹。我認識的一位老幹部,曾跟我聊起山東的一個軍人村,説當年妻子爭相送郎當兵,戰爭結束後,死了的當然不談,活著的在城裡都成立新家,抱擁新人。
   韓戰結束後,民政部為解決村裡男女的平衡問題,把韓戰中的傷殘軍人送往村中,許多孀寡,爭相搶奪,揀手腳較完整的背回家中,其狀甚慘。
   文革結束後,我被派往中國人民解放軍駐紮在杭州留下的硬骨頭六連整理連史,在整理資料時,發現戰旗上有一個叫“田四光”的名字,被一張紙條覆蓋住,採訪時我多次追問才知道,田四光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第六連的一位戰鬥英雄,有天下第一好漢的稱號。田四光是內蒙人,出身十分苦寒,參軍前母親給他收留了一位討飯的女孩作童養媳。田四光在在戰爭中出了名,建國後被送往北京開群英會,這時他認識了一位文工團的女青年,產生愛意,不料這事給組織知道,被戴上了一頂“忘恩負義陳世美”的帽子,作為典型,在軍中屢遭批判,最后飲彈自殺,死於非命。後來一位首長私下告訴我,原來那位文工團的女子已被比他更高級別的長官看中,他是奪人所好,自找苦果。
   對民間,中共取得政權後,對通姦的處罰稍有進步,叫法也變得文明,改叫“作風敗壞”,或叫“流氓阿飛”,或叫“生活作風問題”,改革開放前,凡惹上此條者,經黨委書記簽字,就可以將犯事者送往監獄勞動改造,輕則遭受單位的批判,或監督勞動,戴帽為“壞分子”,在中共統治的前幾十年裡,如此冤鬼不知凡幾。
   五十年代初,上海曾進行過一次打擊流氓阿飛運動,判處了一大批資本家子女,送往新疆勞改,家父的朋友,我呼其“蔣家叔叔”的,就被送往新疆,客死異鄉,罪名是“軋姘頭,滬語對通姦的叫法”。另一位就非常有名了,是南京路王開照相館的“小開(滬語——老闆的兒子)“,因與多名紡織廠女工跳舞,“軋姘頭”被作為典型,公審槍斃,殺雞駭猴,震極一時。
   文革中以“生活問題”被揪斗的比比皆是,離奇故事,多如牛毛,筆者信手拈來一件軼事,讓大家開懷暢樂。
   那天上海文藝界造反派在文化廣場開大會,一個叫錢什麽樑的文藝界造反派頭頭,在台上大批資產階級生活作風,講得風風火火,頗為激烈。不料幾天後,上海灘傳就流傳一條新聞。原來那天會後的晚上,錢某就去了一位叫劉什麽玉的演員家裡私媾。劉的丈夫姓焦,是一位頗有名氣的演員,也是一位頗有心計的人。那天他去北京出差,要妻子劉某送他往火車站,劉某信以為丈夫出差了,便約錢某晚上幽會。沒料到焦某在上海附近的南翔站就下了火車,晚上回家,姦夫淫女,逮了個正着,當時正是文革初期,文藝生活除了所謂的八個樣板戲外,十分枯燥,於是這發生在在演藝圈的艷事,一時在上海市民中傳得火爆,更有好事者編出“焦某夜爬落水管”的驚險故事,因與本文無關,恕筆者在此不提也。
   改革開放後有過一次所謂的“嚴打”,上海槍斃了陳小夢和胡曉陽。罪名是流氓活動,現在看來實在冤枉。當時高幹子弟犯事者甚多,社會民憤極大,陳小夢老爸是曾是上海市委宣傳部長陳其五,胡曉陽的父親胡立教是曾是上海市委副書記,中共用這兩位失勢老幹部的子女祭刀立威,也算一例。
   到了江澤民時代,也許是寡人有疾,於是草民也添樂,北京的“天上人間”,大城市的眾多會所,小城市的澡堂、髮廊,多如牛毛,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於是操屄有了牌價,買官成為定例,和睦世界,繁榮娼盛。到了胡的時代,胡隨江規,手中無權,不敢折騰,好景又延續了幾年。
   然而,梅毒的腐爛日甚一日,終於破了皮,淌了膿水,於是偉光正瞞不了多年的隱疾,索性將“通姦”一詞寫進了紅頭文件,而且出現在CCTV的播音員口中,成為亙古未見的中外笑料。
   通姦一詞,歷史悠久,發展至今,莫此為甚,聊作笑談,到此打住。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於食薇齋北窗下
   
   
   
   
   
   
   
   
   
   
   
   
   
   
   
   
   
   
   
   
   
   
(2017/12/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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