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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内在的中国文明与外在的文明开化


   谢选骏:日本内在的中国文明与外在的文明开化
   
   日本内在的中国文明是从先秦两汉开始的汉化运动开始的,到了隋唐已经具有规模和体制了。
   

   日本外在的文明开化则是从明末开始的欧化运动开始的,到了清末已经具有规模和体制了。
   
   日本其实比现在的中国更加具备“中国文明”。至于福泽谕吉、陆奥宗光等人,虽对日本的欧化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能改变日本拾人牙慧的历史命运——只是把模仿对象从中国变成了欧洲。所以日本这一外在的文明开化,并不比日本在内在中华文明,更具超越性质。日本依然摆脱不了学生和属国地位。
   
   《日本从何时觉得比中国文明?》(2015年11月30日 和讯网)说:
   
   陆奥宗光是甲午中日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外务大臣,《蹇蹇录》是他在1895年甲午战后写的回忆录,书中所述涉及从朝鲜东学党起义到三国干涉还辽期间的日本外交史,披露了大量日本高层在甲午战争中的外交决策内幕。虽然陆奥宗光撰写此书的出发点是炫耀自己的事功,其中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不乏粉饰之辞,但作为事件的亲历者,这本书也保存了甲午战争前后东亚及欧美各国的外交活动资料。
   
   日本从何时觉得比中国文明?
   
   近期,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蹇蹇录》,澎湃新闻采访了本书译者、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徐静波,请他谈谈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东亚观。
   
   澎湃新闻:近代以前,在传统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下,日本如何看待中国、朝鲜,以及其自身在东亚的地位?
   
   徐静波:其实,大约在17世纪初开始,以传统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华夷秩序就逐渐呈现出瓦解的趋势。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西方人开启的大航海时代,改变了既有的世界格局,也逐渐改变了日本人的世界观。
   
   16世纪中叶以后,西洋人依循大航海时代开拓的海路,陆续将势力伸展到东方,带来了那一时代欧洲的知识和宗教,尤其是地理发现的新知识(比如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开拓了日本人认识外部世界的视野,对传统的华夷秩序,也产生了质疑和异议。
   
   在1709年出版的西川如见(1648-1724)所著的《增补华夷通商考》中所附的“地球万国一览之图”中,“唐土”虽是一个大国,却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且并非居于世界的中央。这部在京都出版的著作后来多次重版,被许多文献引用,在江户时代后期广泛流传的《地球万国全图》、《地球万国山海舆地全图说》等都明显受到它的影响。顺便说及,创始于利玛窦的世界各主要地区的汉文译名,整个江户时期乃至明治中期在日本都一直被作为权威的译名。
   
   另一个原因是,18世纪下半叶,经过一百多年的锁国之后,日本本土的思想和文化越加成熟,因而诞生了由本居宣长(1730-1801)等确立的“国学”,对外来的风靡朝野的儒学和佛学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弹。崇尚日本本土古典的“国学”,不仅是研究日本古典的学问,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贬斥外来思想、抬举本国民族精神的“日本”意识。
   
   在与外来的(这里主要是指来自中国的)强势文化的对抗中,“本朝”或“日本”的主体意识第一次明确地觉醒了,由本居宣长、平田笃胤(1776-1843)等倡导的“复古神道”,在内在的精神理路上,与“国学”完全是同属一脉的,它强调的都是日本作为一个“神国”的独特性。
   
   江户时代虽然采取了锁国政策,却在18世纪中叶前后,在与荷兰开展的有限的贸易中,接触到了西洋的近代医学和其他科学知识,形成了以西学为主体的“兰学”。虽然江户时期以朱子学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一度成为幕府的官方意识形态,但对于儒学的怀疑和批判也一直没有停息,再加上与中国王朝之间的官方联系完全处于断绝状态,对于日本而言,事实上朝贡体系早已不存在。
   
   19世纪中叶出版的《坤舆图识》和《地学正宗》,亚洲的部分分别降到了22%和9%,对中国的称谓也一直是“支那”。1857年刊行的《万国一览》,按国家的强弱和人口的多寡为基准,用相扑的名位排列法进行了排序,东西两边的大关(当时相扑中最高的级别)分别是俄国和英国,“满清十八省”则被排在了很下面的表示行将退役的“年寄”一列。由此可知,中国的地位在日本人心目中的逐渐陨落,并不始于19世纪末期的甲午战争之后,实际上在大航海时代以后就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有意思的是,虽然处于锁国状态,但是日本与朝鲜却保持了长期的以“朝鲜通信使”为形式的官方往来。但日本对于朝鲜,在骨子里一直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
   
   江户时期的日本人在与中国人、朝鲜人、各色西洋人以及东南亚的土著居民交往的经历中,在对世界了解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国际意识,同时也形成了比较清晰的日本人意识。这一意识主要是在与他人的比较和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中产生的。
   
   澎湃新闻:实现近代化之后的日本,其东亚观有何变化?
   
   徐静波:清朝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引起了日本朝野的震惊,因此当1853年、1854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将军两次率领黑船舰队来敲打日本国门的时候,江户幕府不敢盲目地将其拒之门外。
   
   早年的一批知识先进在欧美诸国的游学和历访,尤其是1871年11月至1873年9月代表了明治政府最高层的岩仓具视出访团在海外历时近两年的深入考察,使得社会的精英阶层看到了包括日本在内的欧美圈之外的国家与欧美国家之间在物质和精神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于是,以先进的欧美诸国为楷模,一场以思想启蒙运动为引导的思想层面的革新,以自由民权运动为政治实践的社会变革,以及由政府主导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建国方略在全国范围内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广泛推行。
   
   经日本朝野近三十年的励精图治,日本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水准乃至医疗卫生等软实力的层面与近代工矿业、铁路交通、军备实力等硬实力方面,都接近、达到了欧美“文明国家”的水准,同时,以神道为核心的日本传统文化也在日本国家向近现代演进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它在民族认同意识和民族凝聚力上的巨大魅力。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和朝鲜等国家因固守旧习、拒绝变革而导致的国运日衰。这极大地激发了日本人的“优等生”意识和对外扩张的欲望,事实上,自丰臣秀吉时代起,对外扩张的欲望就一直未曾泯灭,1874年的出兵台湾,1875年的染指朝鲜,1879年的吞并琉球,就是这样的意识和欲望的前奏。
   
   日本在饱尝了西方列强压迫的苦楚的同时,却也衷心地羡慕他们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做派。以“强”、“大”国家为根本旨归的“大日本”情结,也由此在大部分日本国民的心头萌生。
   
   在对待东亚邻国的态度方面,在明治中期(1885年前后)大致形成的既彼此乖离而又相互交错叠合的“脱亚论”和亚洲主义是最主要的两种主流意识。“脱亚论”的倡导者是福泽谕吉(1853-1901),这一点我在下面再展开。以“东亚同文会”等为代表的亚洲主义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思想集合体,它本身也呈现出斑驳的色彩,但倡导以日本为盟主携手中国等东亚国家来共同振兴亚洲以抵抗欧美白种人势力扩张大概是其基本的主调。而每当日本的利益与中国发生冲突时,张扬国权又是它的基本归宿。在这一点上,它与“脱亚论”可谓殊途同归。
   
   陆奥宗光在他的《蹇蹇录》中,几乎毫不掩饰日本对中国的鄙视,在他的感觉中,日本俨然已经成了一个熟悉国际规矩、遵守国际规则的文明国家,而中国则对于“文明世界”中的基本作法相当生疏,也缺乏所谓国际法的常识,因此在日本胜利的背景下,他傲慢地拒绝了中国的第一次媾和代表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陆奥宗光的对华态度,更接近“脱亚论”者。
   
   日本从何时觉得比中国文明?
   
   澎湃新闻:明治维新后,日本成为中国以及周边国家学习的对象,这对日本的自我认知和对外决策有怎样的影响?
   
   徐静波:严格来说,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虽然受到了中国的关注,但中国还不屑于将其视作学习的对象,中国对日本态度的重大改变,主要始于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从甲午惨败中,看到了日本励精图治以后的强大,于是在1896年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后来又有受日本影响的“戊戌变法”。
   
   朝鲜则在1880年代,就产生了一批考察日本新气象后主张向日本学习的“开化党”,其领袖人物是金玉均(1851-1894),但后来其发动的受到日本支持的政变受挫,金玉均等也逃往日本。
   
   至于西方,一开始是把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同样看待的,但明治维新带来的新气象也使得西方国家对日本刮目相待,明治时期留下来的一大批西方人士的日本考察记是其明证。
   
   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彻底改变了西方对日本的感觉,明治以后日本一直试图修改与西方国家的不平等条约,但西方列强对此不加理会,日本的这一努力直到甲午战争后才显出了效果。本来已经自我感觉不错的日本人,直到甲午战争以后,才觉得自己已经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了,于是对外扩张的欲望进一步被刺激起来,甲午战争时期出版的德富苏峰(1863-1957)的《日本膨胀论》就是典型的代表。
   
   在陆奥宗光的《蹇蹇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非常在意欧美列强对日本的态度,也十分留意西方舆论对这场战争的报道和评价,日本也试图通过甲午战争来向欧美各国显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强大国力,以及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存在感。
   
   澎湃新闻:甲午战争中,日本国内“文明日本”对“野蛮中国”的舆论是如何产生的?
   
   徐静波:说到“文明日本”的概念,我们首先要来说一下福泽谕吉。
   
   福泽在晚年的自传中回忆到,他少年时的精神学养主要是来自以中国古典为中心的东亚传统知识体系。但在他接触到了西洋文明后,他将这些传统的东方思想归入了负资产的范畴。“洋学”,即西方近代知识成了他审察和评价日本和世界的基轴。
   
   福泽20岁时进入兰学家绪方洪庵开设在大阪的“适塾”,在这里接触到了荷兰语的文献和近代西方的理化学科。1858年他来到江户游学,在已经对外开放的横滨亲身感受到了欧美文明,并且了解到当年的海洋强国荷兰业已陨落,如今的世界通用英语,于是发奋自学英文,希望汲取世界新知识。
   
   1860年2月,他作为随员乘坐“咸临丸”前往美国,福泽也成了近代第一批游历西方的日本人,在美国待了四个月之久,直接体会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实相。1962年又去欧洲游学,行踪遍及英、法、德、俄、荷兰、葡萄牙诸国,考察了欧洲的银行、邮政、议会、法院及工厂等,在伦敦恰逢世博会,集中见识了西方文明的成果,1867年2月,再度访问欧洲,由此服膺西方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1866年撰写的《西洋事情》,差不多是第一本向日本读者全面介绍西洋文明的书籍,以后又将美国的独立宣言译成日文刊发在杂志上,1875年刊行的《文明论之概略》,成了明治日本的主要精神脉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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