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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与中国政治有何区别

   谢选骏:中华文明与中国政治有何区别
   
   网文《关于中华文明分期和第四期经典》(东海一枭(余樟法) )说:
   
   台湾吴展良教授在《第三期中华文明的经典体系与经学的建构》(《文化纵横》2017年8月号)一文中,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分为三期,摘要如下:


   “第一期是封建时期,虽然有天子,可是其下各国相当独立,有数以百千计的国家,共同组成一个依中央礼制所建构的天下型国家。第二期是大一统的帝制时期,从秦一直到清末,大体上实行或企图实行由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郡县制。第三期则是民国与共和国时期。”
   这个分期法不妥当,我认为应该如是分期:尧舜禹是古典大同王道时期,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为中华文明第一期;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历史进入古典小康王道。夏商周是小康王道的封建时期,为中华文明第二期;汉唐宋元明清为小康王道的郡县时期,为中华文明第三期。
   第四期刚刚开始,民国与共和国时期只是进入第四期之前的过渡期。
   
   中华文明的背后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主统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儒家经典。三期文明背靠的都是儒家文化,然经典依据有所不同。尧舜禹夏商周汉唐侧重于六经(乐经缺失,实为五经)。尧舜禹夏商周,作为六经诞生期,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实践诞生理论,理论指导实践,相得益彰。汉唐为五经实践期,五经指导政治实践。宋朝始,重心从五经转向四书,宋元明清都侧重于四书,先四书而后五经。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四书》是直接的“圣人本意”的。他有一个比喻很形象:“《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所以要先读《四书》,后读《五经》。同时,朱熹又对五经都有微词。他说《易》《诗》:
   “易非学者之急务也,某平生也费了些精神,理会易与诗,然其得力,则未若语孟之多也。易与诗中所得,似鸡肋焉。”(语类一百四)
   他说《春秋》:
   “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语类卷八三)
   他说《书》:
   “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如金縢亦有非人情者,“雨,反风,禾尽起”,也是差异。成王如何又恰限去启金縢之书?然当周公纳策于匮中,岂但二公知之?盘庚更没道理。从古相传来,如经传所引用,皆此书之文,但不知是何故说得都无头。且如今告谕民间一二事,做得几句如此,他晓得晓不得?只说道要迁,更不说道自家如何要迁,如何不可以不迁。万民因甚不要迁?要得人迁,也须说出利害,今更不说。吕刑一篇,如何穆王说得散漫,直从苗民蚩尤为始作乱说起?若说道都是古人元文,如何出于孔氏者多分明易晓,出于伏生者都难理会?”(语类卷朱子语类卷第七十九)
   可见朱熹精于四书而疏于五经,对五经重视程度不够。因此,理学的思想原则和命题,与五经既大体相同,又别具特色。
   但四书五经毕竟都是正经,原则不二,精神一致,所以,中华一二三期文明精神完全一致。而民国与共和国时期就大不一样了。民国弃了儒家文化,另辟三民主义蹊径,已去中国化;此后复抛弃三民主义,另行马路,更非中华。儒家是中华之魂,中华是儒家之体,两者同命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实践中道,才有王道政治;只有独尊儒家,才有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的重建与儒家文化的复兴同步。故中华文明第四期,只能说刚刚开始。关于第四期的经典,我的看法与吴教授大同大异。大同是同以四书五经为根本经典,以佛道和自由主义经典为辅助性经典;大异是对于古代诸子、西方百家及启蒙派名家著作的选择。吴教授主张,将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经典和鲁迅、陈独秀、胡适等西化派的著作选择性纳入“发展中的现代中华新经典”。那样的话,将正邪善恶杂烩在一起,用来指导国家建设,难免思想混乱精神分裂。
   我以为,中华文明第四期的经典可分为正经、副经和辅经三类。正经即主体性经典,当然是四书五经。副经,从自汉朝至民国历代圣贤大儒的代表性著作中选取。如董仲舒、二程、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等大儒的代表作和他们编订的著作。辅经,辅助性经典,从齐法家、佛家、道家和自由主义四家经典中选取。
   注意,要纳入中华文明经典的范畴,是需要相当的文化道德资格的。也就是说,其价值观念和标准要有相当的正确性正义性,要有一定的文化品位和道德资源。古今中外各家各派的经典浩如烟海,但具有这个资格的颇为稀有,也就齐法家、佛家、道家和自由主义四家的代表作,可以择优纳入。
   说明一点,在中华文明前三期中,唯独齐法家,在春秋时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正面作用,其它诸子百家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基本上都是负面的。例如,暴秦昙花一现的强盛和统一,是秦法家作祟;五胡乱华,与佛道凌驾于儒家同步。
   佛道两家情况比较特殊,作用有正有负,在两可之间。概乎言之,儒家衰败的时候,它们仿佛抱薪救火,负面作用急遽上升;儒家兴盛的时候,它们或可锦上添花,起一定的正面作用。(2017-11-3余东海首发儒家网)
   
   谢选骏指出:上述两种观点虽有不同,但是所谈的都不是中华文明,而仅是中国政治。例如,吴展良的“第三期中华文明”就齐全是从政治制度的分期来分析中国历史的分期的,所以分中国历史为封建、帝制、共和等三期。再如,余东海谈论“中华文明”的时候,确实比吴展良较为全面深入,但是也仅仅停留在经学的层面,完全没有涉及“文明”的其他方面。文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只是一家一派或各家各派的经学,更不能仅仅局限在政治制度——而是比这些事物的总和还要深广久远的社会生活的总体。这就是“中华文明”与“中国政治与经学”的基本区别。
(2017/11/0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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