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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宫腐败是专制制度的致命伤

谢选骏:后宫腐败是专制制度的致命伤
   
   1911年有位历史学家甚至相当严密的计算了一番,宣布今天的苏丹仅拥有不足“一百万分之一”的土耳其血统。
   
   《1683年之后,曾所向披靡的奥斯曼帝国战无不败》(中国网事 2017-06-22“西亚病夫”往事:1683年之后,曾所向披靡的奥斯曼帝国战无不败)记载:

   
   “西亚病夫”的最初缘起,还要追溯到1683年,曾经所向披靡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在维也纳城下的惨败。在1683年之前,帝国几乎是战无不胜;在1683年之后,帝国几乎是战无不败。
   
   也是在1683年,日后的“东亚病夫”大清帝国正值鼎盛,康熙帝还沉浸在收复台湾的踌躇满志当中;法国最伟大的国王路易十四正在开创他的波旁盛世;俄罗斯最伟大的沙皇彼得大帝刚刚即位一年;英国五年后就将发生“光荣革命”。
   
   而对于1683年的奥斯曼土耳其来说,他们早已告别了那些历史上最伟大的苏丹们。事实上,1683年的奥斯曼苏丹也并没有如先王那样御驾亲征,而是派了自己的“大维齐尔”(宰相)去维也纳,直到今天,这位宰相的头颅还一直躺在维也纳的艺术博物馆里。
   
   对于帝国中后期苏丹个人素质的严重下滑,奥斯曼的历史学家们曾提出过“女祸论”——昔日苏丹们英勇善战的血液,已被后宫那些外来女奴们“一滴一滴”的稀释了。1911年有位历史学家甚至相当严密的计算了一番,宣布今天的苏丹仅拥有不足“一百万分之一”的土耳其血统。
   
   从后宫干政的角度来说,“女祸论”多少是有点道理的。奥斯曼帝国的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为后宫的娘娘们所把持,“垂帘听政”期间曾创下12年换18位宰相的记录。
   
   不仅是女人,整个帝国的后宫对苏丹们来说就是一个大牢笼,产生了很多位精神分裂的苏丹。比如说,奥斯曼帝国也有太监,按照斯坦福·肖在《奥斯曼帝国》中的说法,太监的首领“大内总管”权倾朝野,在帝国中的地位仅低于大维齐尔和大教长(宗教领袖),基本等同于明朝宦官的政治地位,搞得整个帝国和苏丹家族鸡飞狗跳。不过我很欣赏他们一个巧妙的制度安排,奥斯曼的太监们基本由黑人担任,这样从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帝国王室血脉的纯洁性——万一有“去势”不干净的太监和后宫的娘娘们有染,孩子一生出便真相大白。
   
   但正是在那些伟大苏丹们的带领下,自14世纪初开国以后,奥斯曼帝国一路从亚洲腹地的蕞尔小邦打出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军事帝国。1453年,在“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的带领下,奥斯曼的突厥武士们标志性地攻下了君士坦丁堡,亲手了结了日薄西山的东罗马帝国。到了16世纪军威赫赫的苏莱曼大帝时代,奥斯曼已建立起东临伊朗,西抵阿尔及利亚,南达埃及,北临奥地利的庞大帝国,从多瑙河到尼罗河,阿拉伯世界和巴尔干半岛尽为苏丹所有,地中海几乎成为帝国的内湖。
   
   苏莱曼大帝之后,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期事实上已然结束,但帝国的扩张惯性依然保持了上百年,到1683年,奥斯曼的疆域已达1200万平方公里的峰值。
   
   (谢选骏指出:这相当于蒙古和苏联全盛时期的过半版图:2,000多万平方公里。以及大英帝國鼎盛时期版图的三分之一:3,400万平方公里。)
   
   奥斯曼帝国令人瞠目的发家史延续了三百多年,而之后的两百多年,就是同样波澜壮阔的“病夫”败家史。让数据说话,当代土耳其面积仅为78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奥斯曼帝国在病夫年代竟然丢掉了93%的领土,这可能也创造了吉尼斯败家之最,远超曾同为“病夫”的清王朝。
   
   但这并不是说,守家有道的“东亚病夫”就比“西亚病夫”要来得高明。从地缘政治来说,晚清比奥斯曼帝国要幸运得多,清王朝在地理上毕竟离欧洲列强距离尚远,与英国和法国几次战争的实际规模其实都相当有限,对方千里迢迢的也就派出了个一两万人,清军的惨败完全是因为自身的战斗力实在不济而不是对方有多强,而沙俄虽然和清朝接壤,但战略重心毕竟在欧洲,能拿来侵略你的是偏师中的偏师了;但反观奥斯曼帝国,俄国和奥地利乃至全体欧洲列强就在家门口虎视眈眈,时刻惦记着奥斯曼的庞大家产,一出兵可都是几十万大军级别的,奥斯曼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岂是清朝所能比的。
   
   奥地利也就罢了,奥斯曼帝国运气最差的是碰上崛起中的俄罗斯,更恐怖的是,18世纪俄罗斯的两位“大帝级”沙皇——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都特别喜欢从奥斯曼土耳其身上找政绩,几场俄土战争打下来,彻底打醒了奥斯曼的天朝迷梦,在俄军的火器面前,突厥铁骑基本上也领略了后来满蒙骑兵遭遇英法联军时那种屈辱的震撼。
   
   面对西方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与晚清的洋务派一样,奥斯曼帝国内部也出现了向西方学习的改革呼声,一些“先进的奥斯曼人”第一次认识到,如果把欧洲人先进的武器装备军事制度与奥斯曼貌似很优越的政治宗教体制结合起来,就有可能通过改革战胜西方。
   
   但与晚清“顽固派”构成(道学先生加满洲贵族)完全不同的是,阻碍奥斯曼帝国变革的最大阻力竟然还不是我们现在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却是来自一群几乎完全由“外族人”构成的禁卫军。奥斯曼的禁卫军基本都是征召于巴尔干半岛的男孩,从小训练而成,理论上都是苏丹个人的“家奴”,在奥斯曼帝国早期也曾是令欧洲人谈之色变的最精锐军团,但到了帝国的中晚期基本蜕化为“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或者说,搞宫廷政变特别在行。
   
   发展到后来,基本上是哪个苏丹想搞改革,或者说想触动哪怕是半点禁卫军的部门利益,结局一定是在宫廷军事政变中下台。奥斯曼禁卫军干政的猖獗程度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另一群中国皇帝的“家奴”——中晚唐时动辄废立大唐天子的宦官。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史源远流长,早在1718年,穆罕默德三世就掀起了“向法国学习”的改革热,改革还远未进入深水区,禁卫军便以反对“法国生活方式”为借口按捺不住的发动了军事政变,据说,此时改革的唯一成果还仅仅是成立了一家印刷厂,但就为这,穆罕默德三世便被废黜了。
   
   还有更冤的,某位苏丹因为不堪忍受禁卫军的“鸠占鹊巢”,计划从伊斯坦布尔逃跑到外省。禁卫军知道后,立即就把苏丹软禁了起来,最后用“捏碎睾丸”的方式处死了苏丹,据杰森·古德温在《奥斯曼帝国闲史》中的说法,这还是普通人享受不到的待遇,是一种“专门用来处死苏丹的方式”。
   
   我个人无比钦佩的是,就是在这样的“睾丸恐怖”之下,奥斯曼帝国的一代代苏丹们还是义无反顾的奔向了改革事业,虽百死而不悔,改革决心又岂是光绪和康有为们所可比拟的。1789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的那一年,塞利姆三世上台,这位年轻气盛的苏丹感受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上台没两年就刺刀见红的提出了军事改革的大政方针,立志要训练一支新军取代只会搞政变的禁卫军。禁卫军连台印刷机都忍受不了,更别提这种把自己连根拔起的改革了,于是,禁卫军在1807年又发动兵变,以“制定的法令违反教义原则”为理由废掉了塞利姆三世。
   
   奥斯曼家族仍然没有放弃,祖先的那点血勇之气还在。被禁卫军推上台的马哈茂德二世上台后,足足隐忍了18年,在1826年一举打出“法先王”的旗号,完成了堂兄重建新军的遗志。禁卫军还是老样子,很快便发动兵变,却被准备充分的马哈茂德二世用新军特别是重炮部队彻底击败,据说击毙的4000多名禁卫军士兵被扔进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泄愤。随即,马哈茂德二世便废除了禁卫军这个延续了数百年的改革最为凶恶之敌。
   
   禁卫军没了,按说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大业再也没了阻碍,便可一飞冲天了。或许马哈茂德二世自己也想通过战争检验新军的战力与改革的成色,在废除禁卫军次年便再次卷入了与俄罗斯的战争,但战争的结果与改革前完全一样——以大败而告终。
   
   败给欧洲列强也就败了,对土耳其人打击最大的是,他们竟然连名义上的藩属国——埃及都打不过了。这是一种中国人想必很能理解的复杂感情,败给英法等欧洲列强都没有关系,但是败给如日本埃及这样的昔日小邦,却从根本上的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大清国如此,奥斯曼土耳其也是如此。
   
   在羞辱性的失败面前,土耳其人以越挫越勇的精神启动了更大规模的改革。1839年,马哈茂德二世驾崩后,16岁的儿子迈吉德一世一继位就颁布了著名的《花厅御诏》,从而开始了奥斯曼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坦志麦特”(Tanzimat)改革。这一改革的目标简单来说就是要建设西方式的国家,不仅要从军事上学习,而且要从政治、经济、法律等更为根本的方面全面效法西方。
   
   此时,奥斯曼帝国的改革的最大阻力已不是来自国内,而是来自战争不断的国际环境,毕竟,改革需要安定与和平,而奥斯曼帝国从未获得过如此长时段的时间。除了俄国和奥匈帝国之外,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那些臣属们也变得格外不安分,战火终年不断,而背后的黑手显然还是俄国和奥匈帝国。
   
   在变法图强的旗帜下,奥斯曼帝国的国势仍然不可避免的一路走低。到了这个时候,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已不再掌控在自己手中,刻薄点说,它能撑到1922年才结束,靠的不是改革红利与新军多能打,而是列强不想让你亡,或者说,是列强不想看到它被竞争对手瓜分。在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中,奥斯曼帝国照本宣科的又一次被俄国打得大败,英国和法国唯恐俄国消灭奥斯曼而坐大,组成联军经过苦战击败俄军,顺带让奥斯曼帝国也一起成了战胜国。从本质上来说,奥斯曼当时的状况与甲午后“三国还辽”时的清朝差不多,列强无法忍受日本(俄国)独占辽东半岛(巴尔干半岛)的利益。
   
   在帝国主义的保驾护航之下,奥斯曼帝国就这样不死不活的又撑到了20世纪, 用一个英国爵士的话来说就是,“就像一具老朽之躯,青春和力量都已经消耗殆尽,只剩各种各样的毛病,却仍旧苟延残喘。”在这期间,帝国一群寻找“救国真理”的年轻人捣鼓起了“青年土耳其运动”,一边高喊民主,在1908年发动政变要求恢复宪法;一边又高喊民族主义,认为帝国衰败的症结就是因为各民族各行其是,只有在土耳其民族的主导下用铁血才能恢复帝国荣耀。
   
   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再一次遭受了羞辱,四个巴尔干“属国”——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黑山联合向帝国宣战,并将帝国军队打得一败涂地。奥斯曼帝国自此也算彻底和巴尔干半岛再见,基本丧失了全部欧洲领土。
   
   如果继续与世无争逆来顺受的话,奥斯曼帝国没准还能多活几十年。可是尚武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却不甘心,在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竟然不识时务的卷入了这场列强的战争,宣布和德国结盟,对协约国实行“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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