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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天不能在天坛举行

谢选骏:祭天不能在天坛举行
   
   祭天不能在北京的天坛举行。因为天坛是被邪恶的明清皇室糟蹋过的污秽之地。此外,祭天仪式不能照搬过去,否则就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的终曲”,而不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序曲”了。新的天子,不是旧的皇帝,而是立宪者;就像商鞅变法,不是复古,而是革新。商鞅变法,推动了先秦封建礼乐君主制向秦汉中央个人君主制的演变;而现代的革新正好相反,要继承和发展先秦礼乐制度,也就是继承和发展中国式的宪政制度。
   
   《仪式与“罪证”:1914年袁世凯的祭天典礼》(李俊领)说:

    
   1914年12月,北京天坛上演了袁世凯主祭的祭天典礼。这一典礼极力模仿传统帝王祭天的礼仪与服饰,其虽一度得到了孔教会、清朝遗老的支持,却在社会上激发了以“民主”为旗帜的广泛的质疑与批判,进而被坐实为袁氏预谋复辟帝制的“罪证”。事实上,该典礼是袁世凯重塑权威的仪式表演,也是“袁家班”和各种旧势力合谋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图体现,但并不是袁氏复辟帝制的预设步骤。
   民国一代,以大总统之身行天坛祭天典礼者,仅袁世凯一人而已。这一“旷世盛典”也仅在1914年举行过一次即告终结。迄今为止,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国家祭天典礼。
   袁氏辞世至今的近百年问,为其著书立传者多为此典礼留下一笔“特写”。不过,这些“特写”尚存在着两个问题:其一,此前的相关论著描述袁氏祭天典礼的部分细节不够准确,尤其在袁氏的祭天礼仪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二,论者普遍认为袁氏祭天典礼是其复辟“帝制之先声”,更有甚者,将其说成是清廷祭天典礼的现代翻版。那么,袁氏祭天典礼的真相到底如何?它是不是“帝制之先声”?运用新发掘的《暂行祭祀冠服制图》《祭祀冠服制》和《祭祀冠服图》等资料,细致梳理袁氏祭天典礼的来龙去脉,并辨析其与帝制复辟的关系。
   一、酝酿与公告
   袁世凯在1914年举行祭天典礼,确有一个微妙的酝酿过程。这一过程不是袁世凯与“袁家班”的独角戏,而是当时多种利益集团及其因缘聚合而成的奇异风景,毕竟“袁家班”只是一群以袁世凯为首的官僚、学究与方士等人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不能完全主导当时的政局与社会舆论。
   民初政局动荡,难以收拾,“命世英雄”如袁世凯者,也不免暗自叫苦。以袁氏本人而言,既要重建社会秩序,又要巩固个人地位,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二者皆不可少。袁氏同时实现这双重目标的道路,无非是加强个人的权威与权力,重建“人治”的等级权力秩序,因为他确实不喜欢民主制度,也认为当时的中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袁世凯深知“人治”的权威离不开仪式与排场的塑造。换句话说,这种权威的基础就是以礼仪确定等级化角色与规范的权力秩序。1913年,“袁家班”重建“五礼”的整体方案已开始着手实施,并尝试建立“礼治”的政治模式。“五礼”以吉礼为首,吉礼以祭天为大。袁氏特聘的日本籍政治顾问有贺长雄来华后给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袁大总统前往天坛举行祭天典礼,这时的袁氏很需要一场盛大的仪式来展示自身作为一国之主的权威与角色。
   为避免引发列强对中国政局与袁氏控局能力的疑虑,负责筹办袁氏祭天典礼的内务总长朱启钤向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解释说:“忽视祭天,对民国政府来说是有危险的。全国农民根据阴历查看有关播种、收获以及其他农事的仪式。如果废除现在政府已经确定要举行的冬至祭天典礼,而跟着来一个荒年或大歉收,全国人民定要责难政府的。”他还笑着补充说:“祭祀并不能一定保证丰收,但无论如何,却可以减轻政府的责任。”_212’朱启钤此说虽然勉强,但也不无道理,毕竟当时的乡村百姓普遍信仰天意,家中还供奉着“天地国亲师”的牌位。
   尽管朱启钤为袁氏祭天找出了一个合乎历史传统与现实境况的理由,但却难以消解祭天典礼与复辟帝制关联的嫌疑。因此,“袁家班”不敢贸然包办这一典礼,他们需要代表民意的“劝进”。1913年,约法会议秘书王式通和曾任南京卫戍总督的徐绍桢分别向国务院提出了《请定祀典说帖》和《请将天坛改为礼拜堂配以孔子呈文》。国务院随即发布训令,称祀天配孔的关系重大,应征集国民多数意见,并交发了王氏的说帖与徐氏的呈文。
   袁氏祭天的动议得到了孔教会的热烈响应。1913年5月,孔教会的灵魂人物康有为急切宣称:“且凡新国未制礼,必沿用前王之礼,乃天下之公理也”,“宜复崇天坛,改祈年殿或太和殿为明堂,于冬至祭天坛,上辛祭明堂,以孔子配上帝,义之至也,礼之崇也,无易之者也”。其意说民国肇始,没有制定新礼就要沿用旧礼,沿用旧礼就要祭祀天神,而且要以孔子配享。康氏极力鼓吹祭天,目的本不在祭天,而在于“以孔子配上帝”,将孔子之道抬到与天同高的地位。孔教会另一巨擘陈焕章从“生人”、“立国”与“天人合一”的角度大讲祭天的重要性。
   在康、陈二人的带动下,“祀孔配天之议各省皆已众论”。其中广东教育会的谭少沅的献议尤为引人注目。他说:“总统虽无天子之名,而不能不行天子之义”,“祭天之事舍总统其谁与归?”此外,他还批评了“疑祭天为即奸雄盗据之符”的猜疑。孔教会如此不遗余力地为祀天配孔摇旗呐喊,意在借祭天之机抬高孔子地位,立孔教为国教,通过重构儒学来抵制西方文化的冲击。不过,内中也隐含了他们谋求成为民国新贵的功利意图。
   1913年底,袁世凯向政治会议提交了祭天咨询案。政治会议很快做出了《祭天案审查报告书》,其大意说祭天典礼所体现的“报本返始”,是本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心理,它的存在决定着国家祭天的政治传统不应随时代改变而中断,但典制仪式却会因时因地制宜,尤其在民国建立后,不应与共和政体相抵触。1914年2月7日,袁世凯发布了《祀天定为通祭令》,将其授意下的《祭天案审查报告书》以国家法令的形式确定下来。
   二、筹备与盛况
   内务部精心筹备袁氏祭天大典,按照复古基调对祭服、祭礼、祭品等事项做了详细规定。为使祭天大典体现民主、共和的色彩,并且不引起别国的疑虑,朱启钤在与美国公使芮恩施谈话时说:“我们将修改典礼,使它适合民国的体制。我自己正在为参加典礼的人设计一种特别的礼服,祭乐和祝文也将稍有变更。”在他的主导之下,内务部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祭天大典筹备工作。
   其一,为体现民国总统至尊的权威,内务部在祭服上煞费周折。在内务部编订礼制会成立之前,先是由朱纶等人初步制定祭祀冠服,印制了《暂行祭祀冠服制图》呈给袁氏,待编订礼制会成立后再斟酌确定。其中规定祭冠、祭衣和祭裳均分为五等,自大总统至平民,分别对应。袁氏对此不够满意,因为他们没有体会到袁氏梦想的至尊威严。
   1914年7月2日,袁氏设置了礼制馆,延聘通儒,分类编辑祭祀冠服,馆长由徐世昌担任。朱启钤特别强调特别冠服“仍以合乎古而不戾于今为当”。礼制馆贯彻了朱启钤的要求,制定出一套体现独尊意图的祭祀冠服。根据礼制馆颁布的《祭祀冠服制》和《祭祀冠服图》规定,祭天所用冠称为“祭冠”,所用服称为“祭服”,“均为临祭而设,惟求适宜相称,文采章施,厘然有序,用昭敬恪”。礼制馆在会各员经过一再讨论,确定了新制爵弁的式样:在传统样式上略加改动,减少了笄与缥,增加了组缨。祭服采用了“上玄下”,似乎“最于民国国体为宜”。这套祭祀冠服与朱
   纶所制定的冠服相比更突出了总统的独尊地位,但却少了民主共和的色彩。
   其二,礼制馆制定了《祀天通礼》。他们认为祭天之礼的实质在于崇敬,共和时代的祭礼不能完全复古,需要因时制宜。因此,大总统祀天仪礼的拟定“大抵断自唐代,下逮明清,斟酌取舍,唯从其简,至所删易各条,悉有依据,不敢凭臆妄作”。《祀天通礼》中所制定的祭礼与清代圜丘祭天之礼相比,既有变革,也有删减。
   其三,礼制馆对祭天的祭品、祝文与乐章做了精心准备。《祀天通礼》所规定的祭品与清代祀天祭品基本一致。礼制馆制定的祭天祝文日:“中华民国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大总统袁世凯代表国民敢昭告于上天日:惟天降鉴,集命于民,精爽式凭,视听不远。时维冬至,六气滋生,式遵彝典,慎修礼物。敬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备兹�燎,祗荐洁诚。尚飨。”这一祝文与清廷祭天的祝文在文辞章法上颇为相似,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国号与官称。在祭礼乐章上,礼制馆照应共和政体之“和”,特为袁世凯祭天制定了以“和”为名的新乐章。新制乐章与清代以“平”为名的祭天乐章相比,形式完全一样,只是内容略有变化。乐谱系黄钟正均,黄钟起调。所用乐器与清代基本相同。
   其四,总统祭天的祭所与祭期十分关键。礼制会建议袁世凯祭天的地点选择在天坛,他们宣称其理由有二:一是再筑新坛,“势非国库所给”;二是使用现存圜丘,“庶几费轻而易举,且深合于古制也”。“势非国库所给”倒也并非纯粹的托词,但“深合于古制”才是关键之所在。天坛是明清诸帝举行祭天大典的地方,经过600余年的发展,它已成为最能体现天子“为天牧民”之神权的古典建筑。礼制会根据《祭天案审查报告书》大纲的规定,将祭天日期定在每年的冬至节。
   袁世凯对此表示满意,称:“祀天典礼綦重,所呈各节,准今酌古,考订周详,应即准予照办,交政事堂礼制馆通行,遵照说明书并发。”
   1914年12月初,修整天坛内外设施的筹备工程开始启动。各要点如下:(1)坛内大道要路,满用黄土垫平,并安设汽灯、电灯;(2)选择保安警备队满驻坛内;(3)坛墙及祈年殿、圜丘等处略加修饰;(4)殿堂等处匾额缮有满文者,一律更换易新。另外,袁氏祭天典礼使用汽车灯、电灯,并将“南北二根灯杆伐掉,石台拆毁,只留下中间一根”。当时在华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记载称:“为给称帝作准备,袁世凯在北京天坛按照皇家礼节敬献了牺牲。”值得注意的是,卫礼贤认为袁氏祭天是为其“称帝作准备”。
   12月19日起,袁世凯率各部官员开始了为期3天的斋戒,其中散斋两天,致斋一天。同时向各部颁布了誓戒辞,内称:“某年月日冬至,本大总统代表国民恭祀上天于南郊,凡百有位,其蠲乃心,齐乃志,各扬其职,戒哉毋忽。”意在警戒各部官员恪尽职守,恭敬从事,以表示对祭天的虔诚和敬畏。是日,通令各机关休息一天,惟紧要机关人员须轮流放假。各学校亦休假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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