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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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盗贼莫混淆,实事求是最重要---为茅于轼纠误

   圣贤盗贼莫混淆,实事求是最重要---为茅于轼纠误

   

   茅于轼在《神化他人是当奴隶的根源》一文中写道:

   

   “中国人很容易把人神圣化或者妖魔化。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的圣人,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还有书圣、诗圣、画圣等艺术上的圣人。到了近现代,中国人又把开国领袖当成神来膜拜。而古代的一些帝王如唐太宗、康熙帝至到今天仍被许多国人神圣化、完美化。

   

   一个人一旦被上升到“圣”的高度,在中国人的心里,他就成了完美的、没有缺点的、不容质疑的神,他们不能接受“圣”会有缺点,不能接受“圣”的不完美。如果有人批评这些圣人,指出他们的不足甚至是错误,就会招来滔天的反驳与咒骂。

   

   同样,中国历史上也有那么多的被妖魔化的人,他们似乎是坏的不能再坏,坏的没有一点好,永远被人唾骂。”

   

   这段话问题多多,大错有二。

   

   其一、昧于圣人圣德。误以为圣人是中国人故意“神圣化”起来即伪造起来的。殊不知,圣德有严格的标准,要“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要“从心所欲不逾矩”。自尧舜至明清,儒门中人无数无量,成就圣德、成为圣人者,屈指可数。孔孟被称为圣人,名副其实。他们的道德已经抵达圆满境界,载入经典的言论、行为高度中正,堪称完美。

   

   关于古代帝王,先秦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王。秦后,岂但圣王,连贤人王都没有,君子王亦罕见。唐太宗、康熙帝们道德地位非常有限,朱熹就对唐太宗就持严厉批判态度,认为“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云。((《朱文公文集》《答陈同甫》)至于书圣诗圣画圣等称谓,那是形容某些艺术高手的艺术水平绝顶,并不指向他们的德行。

   

   其二、将道德崇拜与权位崇拜、圣贤崇拜与盗贼崇拜混为一谈。崇拜圣贤和圣王,崇拜的是他们的德行,是因为圣贤值得崇拜,与“把开国领袖当成神来膜拜”完全是两回事。借用郁达夫的话说:一个没有圣贤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圣贤而不知尊重甚至加以侮辱、诋毁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圣贤当盗贼,把盗贼当伟人,是善恶正邪极端的的颠倒。

   

   启蒙派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挑圣贤的毛病,没有也要造出来;找盗贼的优点,没有也要加上去。这其实也是一种不诚实。他们自以为实事求是,奈何缺乏知人之明,缺乏实事求是的基本能力。茅于轼与诸多启蒙派一样,不能接受圣人会没有缺点,不能接受圣德的完美,以为历史上的圣人一定是被“神圣化”地化妆起来的,而历史上那些暴君恶棍也一定是被“妖魔化”的结果。

   

   茅于轼文章标题如果改为“神化盗贼暴君是当奴隶的根源”,那就靠谱一点了。

   2017-11-2余东海 首发于儒家网

(2017/11/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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