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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能否变成隋炀帝的东都洛阳

   谢选骏:雄安新区能否变成隋炀帝的东都洛阳
   
   《雄安新区能否成为启动官邸制改革的契机》(2017年10月3日金融时报)报道:
   
   近期,随着雄安新区有关负责人向媒体介绍了未来住房政策、薪酬标准、生态环境治理等设想,雄安新区点燃了人们的想象。这个尚未完成规划的城市主要承担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促进京津冀协调发展,落实创新驱动发展等任务。它是一个改革特区,一座未来之城。


   
   一、
   
   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化大发展的结合,造成了一种“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以北京为例,城市定位不清晰,空间布局不合理,发展不均衡,出现拥堵、雾霾、效率低下、房价过高等大城市病。与此同时,各地区间的经济竞争导致各地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依据权力分配资源的方式也不公平。这种不合理的空间布局日益失衡会产生经济、社会、生态以及政治问题,阻碍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
   
   除了一种惯性依赖之外,主要是权力条块分割与利益固化,导致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块、一个地区的不同城市之间各自为政,难以协调,更不用说进行调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从一个战略高度,对这种混乱进行了梳理与调整,通过顶层设计,指导制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与北京总体规划,在战略定位清晰与合理布局的基础上,要求制定一张蓝图,并贯彻到底。
   
   雄安新区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北京总体规划的共同产物,它既是北京“一核两翼”(“一核”指首都功能核心区,“两翼”分别指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中的一翼,理应属于首都的一个特区,又作为京津冀地理中心,起到整合三地协同发展的作用。同时,通过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探索解决中国现存诸多问题的改革方案。据悉,雄安将在住房制度方面进行改革。
   
   二、
   
   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曾提出探索实行官邸制,但至今这项改革尚未启动。官邸是国家为一定级别的官员提供在任期间居住的住所,官员本人对此没有产权。官邸制度是绝大多数国家执行的一种制度,现在北京住房紧张,每年外地入京的官员又比较多,如果不实行官邸制,长年累月,中央政府将面临巨大的住房供给压力。因此,官邸制应该尽快推行,而且实行这项改革应当从最高领导人与最高权力机关开始,趁着北京正在制定新的规划以及筹建雄安新区,可以考虑将这项制度一道落实。
   
   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美国的白宫、法国的爱丽舍宫、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以及英国的白金汉宫(君主立宪制),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是最高元首居住、办公以及接见外宾的地方,元首官邸也是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安排与国家象征。但在中国,并没有这样一座建筑承担这些功能。
   
   从1949年开始,中国领导人集体在中南海居住与办公,这在当时或许是因为来不及设计和建造,暂时借用这所皇家园林居住,不仅因为它的房屋可以满足很多领导人的需求,还因高墙围绕而比较安全。这种权宜性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高墙增加了中南海(领导人)的神秘性,普通人没有机会看到里面的建筑和活动,而其他国家元首官邸都处于公共视线之内,并定期向公众开放。
   
   当国家元首举行国宾仪式时,中南海并没有适当的地方,只能去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人民大会堂严格意义上是全国人大的办公场所,进入这座宏大的建筑需要经过漫长的台阶,对于年老的访者或穿高跟鞋的女士而言是一个挑战,大会堂内自然光线也不充足。事实上,更不规范的是,在这个国家机关办公、开会以及举办国宾仪式与元首会谈的地方,也可以举办商业活动,比如公司发布会、文艺演出等,甚至只要有钱都可以租用,这显然缺乏严肃性。要知道,中国自古以来是最重视礼制的文明。
   
   在国际传播领域,媒体和参与公共讨论的人士一般会用国家元首的官邸来代指该国政府,比如白宫常用来代指美国政府,克里姆林宫代表俄罗斯政府。在视觉媒体中,一般直接用白宫或国会山的建筑影像指代这两个部门。但是,由于传媒无法获取中南海内的影像,一般只用天安门城楼(以及广场)、人民大会堂等代指中国政府。这种国际传播形象对中国极为不利。
   
   因为,天安门城楼是一个古老的皇权象征,并伴随着毛泽东画像、警察等政治色彩较强的视觉符号,而具有苏式风格的人民大会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冷战”时代,总体上容易给人一种保守的落后的国家形象。尽管中国一、二线城市的基础设施与建筑已经达到或超越发达国家,并且先进的新经济普及率与规模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在国际上比较频繁代表中国政府形象的建筑符号,是在政治上具有保守含义的建筑符号。
   
   中国现在需要一个“现代中国”的政治象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借用与凑合的实用主义做法,已经与这个时代严重脱钩,也与中国进步的现状不符。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全球化程度亦不断提高。也许,中国需要一座既能体现中国传统审美,又超越时代的国家领导人官邸,一座具有未来感的庄重、典雅与简约的建筑,象征着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崛起、民族的复兴,以及一个伟大国家的回归。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文章,讲的是“雄安新区能否变成隋炀帝的东都洛阳”这样一个现代版故事。如果这一美梦成真,那么下一篇故事就是“一带一路会否变成隋炀帝的烟花三月下扬州”。《金融时报》真是吃透了金融的秘密。
   
   《东都洛阳的营建:隋炀帝的深谋远虑》(2016-12-5嘿斯逃瑞仝)这样评价:
   
   公元604年隋文帝杨坚驾崩,同年杨广继位。次年改元大业,登上帝位的杨广,能否像他父亲杨坚那样,大有作为呢?面对着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帝国,新的君主即将拉开其波澜壮阔而又毁誉不一的人生。
   
   一千名美女拉着龙舟,缓慢前行,他们各自手持雕版镂金的船桨,这就是托名唐代颜师古所所撰的大业拾遗记中所记载的隋炀帝的一次江南出游。在明代小说隋炀帝艳史的描写则更为细致,除了一千名美女之外,又添上了一千只羊。从这可以看出来,这些水手好、美女和嫩羊,这样就使故事变得越来越香艳,但是在香艳化的过程中隋炀帝下江南的过程中也被妖魔化了。
   
   实际上杨广是一位胸怀大志向的皇帝,他以大业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年号,隋书炀帝纪说他尚秦汉之规摩,处处以秦皇、汉武的功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了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位千古一帝,他必须要有所作为。杨广首先继承和完善了父亲杨坚创立的人才选拔制度,早在开皇七年隋文帝下诏每州岁贡三人。当时主要是明经与秀才两科,史称贡举,正式确立了后世所谓的科举制。大业初年,杨广又创立了进士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科目,从而形成了秀才、明经、进士三科并列的常贡。体现了国家对人才不同层次的要求。隋朝的进士科虽然取人不多,但其中的房玄龄、侯君集和孙伏伽等人,后来却成为唐初的名臣。杨广曾经在南方生活很长时间,他深刻认识到江南陈朝故地与北方在文化上还没有真正融合,山东地区也不安定,国家的统一局面并不牢固。此外作为都城的长安人口众多,关中物资供应不足,他决心改变这一状况,杨广需要重新选择一座居于华夏中心,地势险要,而且具有良好交通和经贸条件的城市作为都城,以便加强对于东方和江南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最终他将目光集中在自古以来号称天下之中的洛阳。
   
   那时东部的河北山东的政权是不服从杨广的,王朝新统一,而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反弹,南方也是一样的,开皇九年杨广平陈之后,在第二年开皇十年,陈朝旧境全反,在这种情况下巩固统一是杨广面临的一个很现实、很严峻的任务。如果是停留在关中,在长安,那指挥起来就不是很方便,而洛阳被认为是天下之中,相对来说对于控制河北、山东,控制江南是非常有利的。最终,杨广和他的大臣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洛阳,东都洛阳,三面环山,地势险要,有丰沛的饮用水源,而且临近山东、河北,与江南等产粮区。最重要的洛阳居于国土中心,是隋朝的交通和经贸中心。
   
   谢选骏指出:一切对于历史的观念,都是活人们的思想。上面这篇也不例外。对于隋炀帝的歌功颂德,显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2017/10/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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