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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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宾雁,我要欢笑!
·浴火重生的周扬
2012
·关于严慰冰的争议
·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二(附《杜钧福声明》)
·还是没有看明白——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三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上)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下)
·适时升起的启明星——悼念方励之
2013
·毋忘我!——35年来王申酉的呼喊
·赞老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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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时 价值永恒——《争鸣》、《动向》告别刊读后

   
   存在一时 价值永恒——《争鸣》、《动向》告别刊读后

   存在一时 价值永恒——《争鸣》、《动向》告别刊读后

   听到《争鸣》、《动向》停刊的消息,先是吃惊,继而忧伤。
   《争鸣》、《动向》陪伴我走过了一段很长的人生路程,不忍依依惜别。


   《争鸣》、《动向》创刊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香港。在当时的大陆,港台关系还是大忌,很难得到来自香港的准确信息,对于《争鸣》、《动向》的初创一无所知。1982年,我作为“自由化冒尖人物”,被邓小平从北京发配南京。党组织给我捏造了一条事实,说我“和香港有联系”。这也算是罪名,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难以置信。没有联系,非说我有联系;如果真有联系,那还了得!
   偶尔看到一本《争鸣》,已是传来传去传烂了的。想起1949年以前,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搞学生运动,一张几十天以前的香港《文汇报》,传来传去已成碎片,进步学生还读得很起劲。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4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仍是老样子。
   1979年3月,我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于《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这是大陆第一篇评毛、评毛泽东思想的文章。文章经时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批准才得以发表。后来看到一期《争鸣》的旧刊,它在1978年8月的《思想突围》中早已提出对毛泽东思想必须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思想解放,《争鸣》走在前面了。打破封闭,实行开放政策,80年代曾一度允许《争鸣》进入大陆。由于它的批判锋芒刺激了一些人的神经,再度遭禁。
   1992年,我到美国后才真正“和香港有联系”。
   “六四”以后,我向法院起诉共产党,经历起诉、上诉、申诉的程序,最后一个文件是《公民上书》,长达五万字。1993年,陆铿将它分成五部分,向香港的五家刊物推荐。在《争鸣》发表的是第一部分,题为《来一个人民护法运动》。这是我在《争鸣》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1995年,我应邀参观在纽约举行的“温辉水彩画展”。首遇温辉,一见如故。当时我已转到哈佛大学法学院,写了一篇法学方面的文章,准备到哥伦比亚大学征求意见。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参加 “宪政和中国”的项目,结交了一批法学界朋友。口袋里装有文章的打印件,顺便给了温辉一份。他很快地浏览一遍,说:“不用征求意见了,就交《争鸣》发表吧!”我说:“可能还要修改。”他说:“没问题,发表前还有时间,你把修改意见寄来。”哥伦比亚大学的朋友们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就这样发表了,题目是《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后来“收容审查”被废除,不知是不是《争鸣》发表的这篇文章起了作用。这是我和《争鸣》直接打交道的开始,以后就频繁往来了。温辉和明蕾常常催稿,有时还命题写作。一次,文章较长,温辉叫我分成两篇,以便《争鸣》、《动向》各发一篇。我的不少文章都很长,除了我,《争鸣》上的文章少有连载的,我的有一篇文章竟连载了五次。大概有两年的时间,《争鸣》每期都有我的文章。现在盘点一下我发表的文章,《争鸣》64篇,《动向》6篇,加起来整70篇。以前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刊物上发表过那么多的文章,今后恐怕也不会有了。我的一些在网上频频被人转发的文章,大多出自《争鸣》。
   《争鸣》、《动向》虽不能进入大陆,大陆客游香港回程时,总要在机场买几本带带回去。《争鸣》、《动向》的主要读者群是在大陆。一个出版社办两本杂志,如果不是内容吸引人,焉能坚持40年?
   《争鸣》、《动向》对中国自由化、民主化的启蒙作用,世所共认。
   一个刊物,和一个人物一样,它所起的作用,汇入历史,滚滚向前。它的存在是一时的,它的价值是永恒的。
   
   2017年10月16日于美国奥马哈
   
   http://chengmingmag.com/cm480_t381/writers/writers_readers2.pdf
(2017/10/2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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