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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的满汉关系与中共的党群关系

   谢选骏:满清的满汉关系与中共的党群关系
   
   《驳甲午战争日本“解放中国”说》(朱昌荣)说:
   
   【核心提示】除了清兵入关后的短暂时期外,对华夏治统与道统的认同是满族贵族集团入主中原前后的文治主流。他们以中华文化的继承者自居,自觉接受儒家文化,努力实现治统与道统的合一。


   
   关于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一些学者、媒体与政客沆瀣一气,炮制了许多奇谈怪论。其中之一就是鼓噪所谓明清易代是“夷狄”入主中原,标志着中国自此沦陷,进而将那场日本蓄意挑衅、悍然发动的侵略战争美化、包装成“解放中国”、“光复中原”之战,是为中华文化恢复“正统”之战。尽管这种言论在中国没有多大市场,但其曾经在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造成的巨大误导作用,却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予以辩驳,以正视听。
   中国自秦汉开始就逐渐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至明清易代已历经近两千年的发展历史。在辽阔的古代中国疆域内,汉民族与周边民族以政治联系、经济交流、文化认同为纽带,逐渐孕育和形成为一个关系日益密不可分的亲缘和地缘共同体,并最终发展成为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在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击败中原王朝进而入主中原并不罕见,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同中华文化,乃至以“中国皇帝”、“奉行正朔”自居。实际上,也正是在各民族的接触、碰撞、交流和融合中,中华民族融入了新鲜血液,中华文明得以更广泛地传播。
   
   而入主中原的满族就是其中一员,其历史远可以上溯中国东北的古老族属——肃慎,近可以述及12世纪初建立的金国,以及在明代接受中央政府管理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诸部。清太祖努尔哈赤是满族前身——女真的杰出首领。自其五世祖董山起,便被明朝任命为建州左卫都督,并由后裔世袭此职。至努尔哈赤,又被授予指挥使衔,身兼女真族首领与明朝地方官员两重身份。这一历史事实表明,满族并不是外族,清兵入关之前的政权也不是外国政权,而是原本在明王朝管辖下的一个境内的周边民族与地方政权。努尔哈赤创建的女真政权与明王朝之争,其性质是古代中国疆域内的民族之争、权益再分配之争,而不是域外民族侵略中国与中国反侵略之争。满族入主中原,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周边民族入主中原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不同的只是在接受中华文化的深度与广度上,清朝跃上了历代少数民族政权难以企及的巅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上,“夷狄”与“华夏”是我们祖先区别周边与中原时常常要用到的两个概念。其区分“华”、“夷”的标志不是“血统”、“种族”和“地域”,而是“文化”。“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正是以文化为标志区分“华”、“夷”的明证。明人是否称满族为“夷狄”尚待别论,但这个生息繁衍在中国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很早就认同华夏文化则是无可置疑的。明代中叶,建州、毛怜等处的女真“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至16世纪末叶,朝鲜使臣在出访建州后称:“所经处无野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再后的努尔哈赤天命时期,农耕经济更为发展。总之,女真人在明代中叶后,已逐步放弃了渔猎畜牧经济,接受了华夏生产方式,这是其认同华夏文化的显著标志。
   
   除了清兵入关后的短暂时期外,对华夏治统与道统的认同是满族贵族集团入主中原前后的文治主流。他们以中华文化的继承者自居,自觉接受儒家文化,努力实现治统与道统的合一。
    
   努尔哈赤对儒家文化掌握程度相当高,不仅熟悉“中国知识”,还能读书识字,尤其爱看《三国》、《水浒》。进入辽沈地区后,他更是采取一系列措施,着力强化和加深对儒家文化的学习,并用以指导政权建设。皇太极即位后,他第一次以法令形式宣布将儒家“三纲五常”思想作为施政指导,并运用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中;接受了汉族知识分子提出的“勤学问以迪君心”主张,积极学习儒家经典著作;大兴汉文典籍翻译之风;采纳汉族官员提出的“渐就中国之制”的政权管理理念。
   
   顺、康二帝均是在幼年即位,可塑性强。因此,汉族士大夫本着“君心正则天下治”的理念,积极推动最高统治者学习儒家文化。顺治二年三月,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就以“上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为由上疏顺治帝,要求在帝王的教育中注重儒学训练。此后,一大批汉族官员纷纷请求皇帝及早举行经筵大典,要求最高统治者将儒家经典,尤其是理学要义作为提升执政能力的根本手段。而作为满族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位帝王,顺治帝在亲政后,对吸收和借鉴儒学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九年,顺治帝以“临雍释奠”的方式公开表达对孔孟之道的崇奉。十二年,他又明确提出帝王治理天下,要以文教为先的政治主张。
   康熙帝自幼即积极学习儒家经典,在用儒学作为身心修养的同时,又积极将它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去。故一旦亲政,以熊赐履为代表的汉族官僚中的有识之士便再次呼吁最高统治者加强对儒家文化的学习,践行理学要义。熊赐履于康熙六年六月上了一道在清朝政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万言疏》,明确提出要以儒学为治国安邦之具。次年,熊赐履又借着清廷树立“孝陵神功圣德碑”的机会,将顺治帝塑造成为一个能够实践理学基本教义的皇帝。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康熙帝亲自撰写《日讲四书解义序》,明确提出“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这实际上就是以政治宣言的形式向全国明确了要将儒家道统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自此,理学在清廷政治生活中获得了正统的合法地位,从而为此后清廷政治的规范运行提供了思想保障。有清一代,清朝统治者积极、认真、执着地实行文治儒学化,全面继承与弘扬了中华文化。
   
   以上历史事实证明,清王朝是一个由明王朝统辖下的周边民族与地方政权逐渐发展壮大、最后入主中原而建立的王朝。即便将其视为“夷狄”,也改变不了她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境内民族的性质。如同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周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一样,最终仍然要接受中原文明的洗礼,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正因为如此,清王朝作为取代明王朝而建立的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是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形成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满族作为明清易代之际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不但没有灭亡中国与中华文化,相反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又一次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某些日本学者、媒体与政客在明清易代问题上炮制的各种奇谈怪论,经不起史实与逻辑的拷问!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错误在于,只说了满清的一面,也就是表面的一面,也就是尊崇儒家的一面,这是用来玩弄汉人的,类似中共的“统战手法”。未说满清的二面,也就是实际的一面,也就是萨满教的一面,那是用来屠杀汉人的,类似中共的“专政本质”。看不见满清的萨满教本质,就无法理解满清的野蛮残暴、蛮横无理,就无法理解满清和蒙元的一脉相承。满清对中国其实奉行的是“双重统治”乃至“多层隔离”,区分离间满汉关系,设置不同民族等级,分而治之;类似中共的“两手政策”,区分离间党群关系,设置不同的阶级关系,分而治之。
(2017/09/1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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