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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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的问题

   福山的问题

   说福山的问题,其实是指民主自由的问题。

   1992年美国学者福山在其书《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中提出:“最后的历史是自由民主的历史,在自由民主阶段,人类获得了平等的认可,历史也就终结了。”这就是著名的“历史终结论”,得到了西方社会主流和许多中国人的认同。

   福山观点充分表现了民主的自负,暴露了西方文明和文化缺乏自知之明。民主自由是好,又不是最好,还有更好地政治和制度模式。

   民主政治最大的问题有三:

   首先是政治道德不足,其选举虽能与能,很难选贤,很难选出圣贤君子来,一般也没有圣贤君子可供选择;其次是道德教化匮乏,领导团队只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不能以身作则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所以无力提升民德,优化民意。

   第三是民意比重太大。除了主权在民,治权、教权也受到民意相当程度的影响,甚至被民意、被某些利益集团和不良势力牵着鼻子走。由于德智不足,在一些政策政务上,领导团队缺乏应有的主见。随着宗教极端主义瘟疫般的扩散,民主政治越来越捉襟见肘。

   三大问题的根子在文化。作为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自由主义的道德资源颇为有限。这又源于自由主义的哲学背景个人主义,不明“性与天道”,只知人为天下国家之本,不知仁为人之本。

   故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可以培养善人正人,难以培养仁智勇兼备的君子人,遑论中道圣贤。在哲学上,它们以人为本,但蔽于人而不知仁;在政治上,它们法律至上,又蔽于法而不知礼,无法将民主制提升为新礼制,无法从霸道政治上升为王道政治。

   唯有将天道地道人道贯通为一的仁本主义学说,才能通过现象而把握宇宙生命的本质,将人格主义与人道主义、道德学与政治学融为一体。所以,唯有仁本主义,才能内为个体指引自立自达的义路,直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境;外为社会建设长治久安的王道,直到“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大同。

   由于西学的局限,西人往往缺乏择法之眼和知人之明,对于极权分子和恐怖分子的危险性、疯狂性都估计不足。例如索沃斯认为,外交手段可以控制核威胁。他说:“我们可能很难理解金正恩,但他是理性的,当然不会自取灭亡。”殊不知,金正恩之流最缺乏的就是德性和理性。

   同时,西方各国对罪恶容忍度太高,在政治、法律、舆论各方面,对各种罪恶分子过于宽容、纵容。这也是西方文化和文明的一大问题。恩将仇报、以怨报德是恶毒,仇将恩报、以德报怨也是反常的。物反常为怪,人反常为妖。西方政界文化界就经常涌现装成圣母的人妖和妖人。

   例如,去年奸杀德国19岁美女拉丹伯格的22岁阿富汗难民,曾于2013年在希腊将一名女孩推下悬崖致死,被判十年,后以难民身份进入德国。它在弗莱堡法庭承认奸杀,请求拉丹伯格家人原谅。身为欧盟高官的拉丹伯格父亲,表示不能迁怒难民,呼吁爱心宽容。弑父杀母之仇不共戴天,杀子杀女之怨焉能不报。对奸杀女儿的犯罪分子呼吁爱心和宽容,不是一般缺德也。

   又如,现在德国与纳粹时期正好相反,负民族主义高涨。有德国记者在脸书上晒伊斯兰教大穆夫提与纳粹党高级将领会面的照片,并发文揭露二战期间纳粹与伊斯兰教存在着紧密合作关系的事实,受到“煽动对伊斯兰教的仇恨”和“诋毁伊斯兰教”的指控,被判处六个月监禁和1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工作。

   又如,有法国记者妻子遭枪杀遇难,留下了年仅17个月大的儿子。3天后,该记者写了封致恐怖分子的公开信,表示:“你们永远得不到我的仇恨。”以德报怨、仇将恩报到如此地步,令人叹为观止。

   又如,在缅甸罗兴亚穆斯林问题上,昂山素姬受到西方社会和同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马拉拉、图图的指责。其实孰是孰非不难辨别:连世界上最和平的佛教徒都拿起了武器,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从侧面为昂山素姬的正确作了最好的证明。马拉拉、图图们明显在装圣母,拉偏架。

   综上所述,民主自由既有优点又有不少问题和流弊,可以创造伟大的文明,但远远不足以终结历史,山外有山,天外有天,霸道之上有王道。东海与福山唱一个反调,并断定,最后的历史是王道礼制、即儒家宪政的历史,历史只会终结于王道的最高境界---天下归仁、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时代。2017-9-30余东海于南宁,首发于儒家网

(2017/09/3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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