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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刘晓波争议原因论

刘晓波争议原因论


————请以凡人来看为中国繁荣富强而殉难的杰出诗人刘晓波


    《前哨》杂志2017-9
    严家祺
    刘晓波不是“圣人”,而是一个凡人。许多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在“六四”後逃出了中国,我也是其中之一,而刘晓波却遭到了监禁,并为六四翻案和零八宪章付出了生命。1993年後,正是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和刘霞,使刘晓波获得重生,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之无愧。

   
   严家祺:刘晓波争议原因论

    刘晓波被中共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在刘晓波遭受长期迫害而去世的今天,中国和全世界无数人士悼念他、纪念他,但海外围绕他却发生了许多争议。有人宣称他是“圣人”,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投机者”。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对他如何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过程,如何全面地评价他,对了解当代中国政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刘晓波的一生有四件大事,走入公众视野。一是他在青年时代向美学权威李泽厚 挑战;二是在六四大屠杀前夕,以与众不同的姿态宣布绝食;三是创建独立笔会和民主中国网刊;四是因零八宪章获得诺贝尔奖并被迫害致死。


   
   

青年时代向李泽厚挑战


    李泽厚比刘晓波年长二十五岁,是中国著名的哲家学、美学家。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出版了《批判哲學的批判》、《美的歷程》、《中國古代、近代、現代思想史論》等作品,影響巨大。在文革前,我就与李泽厚同在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文革开始时,李泽厚三十六岁,当时他够不上“学术权威”,也不是“造反派”,大体上属于逍遥派。在河南明港五七干校,哲学所几十人住同一大间军队营房,每天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所有人都只允许在自己床位前读毛选和马列,我当时把马列当作历史来读,而李泽厚不简单在于,居然在毛选下放一本康德哲学的书,军宣队走过他床位前时,他读毛选,军宣队不在时他读康德。李泽厚的学术成就是他几十年积累的成果,作为哲学界的同行,当时无人会向李泽厚挑战。文革后几年刘宾雁调入哲学所,在外国哲学研究室作翻译,他对李泽厚也只有钦佩之情。一九八六年,刘晓波在《中国》七月号上,发表了《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与李泽厚对话》,向李泽厚提出挑战。
    李泽厚诉诸康德和黑格尔,建立了“理性积淀说”这一美学理论,刘晓波则引证弗洛伊德和萨特,建立了可以称为“个体突破说”的美学理论。这里不谈这两种理论的具体内容,我要指出的是,李泽厚长期在诉诸理性的哲学界生活,突然来了一个充满热情的、诗人般的美学研究者刘晓波,理性主义的李泽厚怎么能够与充满强烈突破愿望的刘晓波进行交手呢?刘晓波在《与李泽厚对话》中说:“在哲学上、美学上,李泽厚皆以社会、理性、本质为本位,我皆以个人、感性、现象为本位;他强调和突出个体主体性,他的目光由‘积淀’转向过去,我的目光由‘突破’指向未来。”
   

创造“最伟大的生命之舞”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是当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二十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走向灭亡的起点。
    刘晓波参与天安门事件的方式,可以从《与李泽厚对话》一书中找到答案。刘晓波把“理性积淀”看作“枷锁”,刘晓波写道:“理性的枷锁一旦七零八落,人的面前就是一个全新的、充满生机的宇宙。狂迷的酒神酩酊大醉,创造着最伟大的生命之舞。”纵览刘晓波的一生,可以看到,刘晓波首先是一个诗人、作家,他内心深处的人生目标,就是打破“理性积淀的枷锁”,创造“最伟大的生命之舞”。
    在天安门数以百万计的群众运动中,如何为自己创造“最伟大的生命之舞”?刘晓波谈到他内心中“两个我”的冲突时说:“ 一个我是理智的、清醒的,只想旁观,不想卷入,因为我崇尚自由的天才的个人,而鄙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认为在中国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会有积极的意义。而另一个我是情绪化的,盲目的,急切介入运动的每个环节,想在运动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贪婪地注视著狂热的人群,认为如此空前的运动怎麽能不留下刘晓波的痕迹。”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是一场以学生为主体的运动,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张伯笠、李录、熊焱、项小吉等因当时参与对话而广为人知。天安门广场几千名大学生的绝食,引起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注意,但不可能有一位没有参加对话的绝食学生会被人们注意。刘晓波对重大历史事件有超越常人的敏感性,以一种“为刘晓波留下痕迹”的方式投入他所鄙视的群众运动。就像刘晓波向李泽厚挑战引起美学界注意一样,刘晓波以“四君子绝食”的方式引起全世界对他的注意,而且刘晓波还以他特有的方式,把“我没有敌人”这样的说法写进 《绝食宣言》。刘晓波这些与众不同的作为,就是打破“理性积淀的枷锁”,创造他“最伟大的生命之舞”。
    六月三日晚上十时,张伯笠要我参加“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我作了演讲後,有两位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帮助我离开了当时人山人海的广场,十一时多回到建国门家中。这时大屠杀已经在复兴门外远处开始。六四大屠杀,不仅杀害了数以千计的无辜民众,把数以万计的和平抗议者关进监狱。刘晓波勇敢面对红色恐怖,遭到了逮捕,我却在六四上午逃离了北京。
   

学卢梭《忏悔录》另辟蹊径


    “六四大屠杀”後两天,劉曉波被拘捕,隨後被中國官方媒體公開指控為操縱學運的“黑手”。六月二十四日,《北京日報》發表文章《抓住劉曉波的黑手》。但劉曉波在压力下竟在中國官方中央電視台上作證,说没有到見解放军在天安門廣場上殺人。一九九0年九月,劉曉波被開除公職,於一九九一年一月在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受審,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但因說服學生撤離廣場被作為“重大立功表現”而免予刑事處分釋放。出獄後作為自由撰稿人在北京從事寫作,並參與人權活動。一九九二年,在台灣出版《末日倖存者的獨白》。該書對他自己作證天安門廣場上沒有死人進行懺悔,同時又做自我辯護。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一书是了解刘晓波内心世界最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是刘晓波的《忏悔录》。我觉得刘晓波在写作这本书时,已经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丧失信心,他企图另辟蹊径,用法国思想家卢梭写《忏悔录》的方式,回归诗人、作家和评论家的生涯,为自己在政治以外开辟一条新路。
   
   严家祺:刘晓波争议原因论

   严家祺:刘晓波争议原因论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一书内有许多刘晓波自我中心的“名言”,如刘晓波说:“在每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参与者都抱著个人的目的来利用历史的契机,投机的成功者会由此赢得各种荣誉和利益,投机的失败者将被指责,错过机会者将悔恨。”“不管别人如何议论,我都坚信,八九抗议运动之机太值得投了,能够投上此机,确乎上帝有眼,赐福于我,即使被指责为政治投机者,也心地坦然,无怨无悔。”“在内心深处,我相信自己还会一鸣惊人,这是我的本能、天赋和命运。”“ 我蔑视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崇尚天才个人的创造力,终生的目标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孤独天才强大,还是芸芸众生强大。”
    刘晓波对自己的动机毫不掩饰,像卢梭一般剖析自己内心世界。他一方面揭露和批判中国专制政治的黑暗,另一方面宣称“我没有敌人”,刘晓波像给刘霞写情诗一样,怀着他所认为的“大爱”宣称“我没有敌人”,这完全是一个追求内心自由的浪漫主义的作家的“獨白”。当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後,许多参与中国民主运动而历尽苦难的人,竟然把刘晓波多年来作为浪漫主义作家的“獨白”,错当成了中国民主运动的纲领而对刘晓波大加指责。这正是现在对“我没有敌人”无尽争论的重要原因。
   

刘晓波的重新振作和转变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刘晓波以及其後他的表现,广为人知。他出狱後,正是由于他看到天安门母亲多年的苦难,在丁子霖、蒋培坤的影响下,在与北京与他一样的六四受难者的交往中,开始重新振作起来,为六四翻案呼吁,为中国前途写作。王军涛说,天安门母亲改变了刘晓波,使他从一个“狂人”转变为为中国民主前途奋斗的勇敢的战士。
    刘霞对刘晓波的爱,也是促成刘晓波转变的一个原因。六四後,刘晓波被北京师范大学开除公职,家庭破碎。刘霞进入了刘晓波的生活。一九九五年五月,刘晓波因与王丹、陈小平、周舵等人起草“六四”六周年的呼吁书而遭到软禁,后来被处以劳动教养三年,关押在大连。当时,刘霞每月一次从北京坐火车到大连去探望刘晓波。刘霞是当代中国杰出的诗人,她不屑现实的政治,她超越政治,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从刘晓波和刘霞两人的诗,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纯洁的爱和超越政治利害得失的高尚境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刘霞在《风 —— 给晓波》里写道:
    你命中注定和风一样
    飘飘扬扬
    在云中游戏
    我曾幻想与你为伴
    可应该有怎样的家园
    才能容纳你
    墙壁会令你窒息
    你只能是风,而风
    从不告诉我
    何时来又何时去
    风来我睁不开眼睛
    风去尘埃遍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九九六年刘晓波在《承担——给苦难中的妻子》里写道:
    你对我说
    一切都能承担
    你顽固地让眼睛对着太阳
    直到失明化为一团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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