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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习近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谢选骏:三论习近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梁京:政治大一统与中国文明的困境》2017年8月11日说:
   


   郭文贵的爆料对中国当权者的道德权威带来了空前冲击,令反体制的力量颇受鼓舞,但是,在习近平力挺王歧山的态度越来越明朗、尤其是在“四个不惜代价”的讲话传出之后,对中国未来悲观的浪潮迅速涌现。为什么中共十九大还未开,就有这么多人相信习王联盟必胜,相信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不会遇到有效抵制,而中国将因此进入一个漫长的寒冬或“黑暗时代”?
       
   在我看来,这种悲观思潮背后虽然有直觉的支持,但悲观者们并没有讲出令人信服的道理。事实上,不少今天的悲观者曾经相信,中共多行不义必自毙,彻底腐败的结果一定是垮台,也有不少自由主义者相信,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会逼着中共走向宪政民主。那么,为什么中国今天的形势发展会让他们的信念发生动摇呢?有一种答案,就是人类进步是曲折的,有高潮也会有低潮。但这种简单化的答案并不能揭示中国危机的真正原因。
   
   中国今天面临的严峻现实是,经济和国家实力虽然强大了,但政治败坏却越演越烈,难以自拔。虽然不断有精英和民众奋力抗争,但整个社会,从顶层到底层,精神和道德的沉沦不可遏止,道德资源几近耗竭。有正义感的人越来越感到有心无力。权贵和巨富阶层虽然享受过一段纸醉金迷的“好日子”,但自从习近平大力反腐以来,不少人已大祸临头,甚至家破人亡,更多人则生活在与日俱增的恐惧中。统治者和官僚阶层的日子也不好过,疲于应付来自内部权斗和社会不稳的危机,更糟的是,谁都看不到形势好转的希望。整个中国好像陷入一个深不可测的泥沼,越挣扎反而陷的越深。
   
   中国传统的思维是,否极泰来,只要事情坏到了头,就会有转机。而历史证明,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促成了治乱循环和改朝换代过程的惨剧,而今天,这种思维方式则继续束缚着中国人的想像力。
   
   中国危机最深层的文化原因就是对政治大一统执迷不悟。从主流的权力和文化精英到普通民众,都不能想像中国有可能建立一种多元自治的政治秩序。而自六四以来中国的经验又一次证明,只要坚持政治集权,就不可能不导致政治的恶质化,导致社会向上流动的逆向淘汰,从而导致整个社会道德的败坏。面对日益深重的危机,习近平以更加不受约束的个人集权来“立规矩”,几年下来,中国的危机反而更严重了。郭文贵现象虽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他的爆料之所以能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就在于大家都从这个事件中看到了习近平反腐失败的事实,看到了“立规矩”不成功的事实。
   
   在中共政权的道德权威和正当性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刻,中国的反体制力量,包括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也陷入空前的悲观,这个现像凸显了中国文明在今天的困境。虽然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这两个关键的现代化进程,却发现自己找不到足够的道德资源和社会力量来建立一个文明的政治和法治秩序。不仅如此,香港的自治和法治正在被“大一统”颠覆,而台湾的民主则面临被武力“统一”毁掉的威胁。果真如此,所有中国人都会成为输家。或许只有在现代条件下再经历一次“自伐”的经验,才能促使足够多的中国人从“政治大一统”的迷恋中醒悟过来,走出中国文明的困境。
   
   谢选骏指出:2013年我写下了《习近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2016年我写下了《再论习近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谈的都是“戈尔巴乔夫并非自觉的改革者”,而是被形势所迫。戈尔巴乔夫并非想要苏联亡党亡国,而是救援无力,陷入了死穴。戈尔巴乔夫不是不想维护共产党统治,也不是没有勇气的“不是男儿”;而是对立面的男儿更多,所以对抗的结果是共产党没有了男儿——不是“竟无一人”,而是“剩不下一人”。就像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也不是“竟无一人是男儿”,而是男儿虽多,但都在战场上消耗完了。最后剩下的,只有自杀。难道希特勒是个女的吗?那么,问题就来了,戈尔巴乔夫是被什么样的形势所迫呢?是被“强化纪律”的失败所迫。戈尔巴乔夫的“强化纪律”,其实就是与全民的自由为敌,与全党全军的既得利益为敌。他的失败,类似上文所说的“习近平反腐失败的事实”、“立规矩不成功的事实”。如此说来,习近平是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呢?但是,自由主义者是无法带领中国前进的。在这个问题解决以前,戈尔巴乔夫还不能走。因为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毕竟是被党内的有力人物叶利钦逼走的,不是自由主义的杰作。一个人最终成为怎样的人,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是由公众和形势决定的。毛泽东不是也无法把他热爱的文革进行到底吗?
(2017/08/1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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