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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出版圈子不是文化思想派别

谢选骏:1980年代的出版圈子不是文化思想派别
   
   
   我觉得陈子明对于苏炜的批评是实事求是的。陈子明辛辛苦苦写了半天,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本来不应该再多说什么了。但是有些事情如果不说,历史就会进入误区了。所以我只好在这里补充一下。
   

   实际上,“三大文化‘圈子’”的说法,是把“出版圈子”和“文化圈子”混为一谈了。因为这些圈子内部人员的思想文化,其实是形形色色的,只是当时为了冲破旧有的、政府垄断的出版模式,一些熟人互相联络临时组合了一些“出版社外的编委会”,自行组稿,然后与出版社合作出书。出版社向编委会支付“组稿费”和“编辑费”。说实话,这是利用邓小平经济改革的“双轨制”,来为编辑人员创造灰色收入谋福利的一个权宜之计。但同时,也活络了出版事业,为许多中青年学者的著作问世,打开了方便之门。其历史功绩不可没也。如果没有这一幕,就不会有有那个“令人怀念的1980年代的黄金时期”了。
   
   但是即使如此美好,“出版圈子”也不是“文化圈子”,如果说是“五大‘派别’”,就更加远离事实真相了。
   
   我说的这一要点,恰恰恰可以上解释:为何1989年的“风波”之后,中国思想界会发生那样急剧的“大分化”。
   
   这就是因为:那些“圈子”本来就只是一些“出版圈子”,而不是“文化圈子”,更不是“思想派别”!
   
   所以,与其说“1989年的风波之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急剧的大分化”,不如说“1989年的风波之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急剧的大暴露”。由于铁血的洗礼,一切伪饰飘然落地,赤裸裸的真相也就水落石出了。
   
   就拿我本人来说吧,我参加了《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但是那个圈子不是文化圈子,更不是思想圈子,我在那里仅仅是出版了自己的书并且推荐出版了别人的书。我的书和别人的书不同,既不是同属一种文化,也不同属一派思想的。事实就是如此简单。
   
   再拿我本人来说吧,我在《走向未来》从书里出版的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之源》,是我在《文化哲学》从书里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一书的“中国神话部分”,剔除了和其他民族的神话进行横向比较的部分。虽然这两本书的思想相似,但是这两本书所代表的思想,却并不是我1980年代的思想,而是我1970年代的思想,一度准备拿来作为硕士论文的用的,但在1980年代后期,已经属于我自己已经超越了的思想阶段。真正能够代表我1980年代思想的,是在《文化哲学》丛书里出版《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以及《秦人与楚魂的对话——对“展望21世纪”的诘难》那两本书。
   
   《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一书后来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直接促成了电视片《河殇》的诞生。但是,《神话与民族精神》与《河殇》中的思想,却不是我最新最活的思想,而是我自己已经超越了的思想,是我把它当做一个历史的回顾或说遗迹提出来咀嚼的。1970年代晚期没有这样的出版机会,因为那时候毛泽东虽死但其影响还在;但是1980年代,这样的机会出现了。我不忍把这些年轻时候的梦幻就此割舍,于是把它们拿了出来予以出版。只是我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它们竟然发挥了那么神奇的蝴蝶效应。这真的不能不说是“上帝的旨意”。
   
   《河殇》1988年问世的时候,我已经出版了《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一书,有读过此书的人曾经不解地问我:“为何你在《河殇》中的思想大大退步了?”我只能和他们说,我的思想比较超前,不适合在电视里使用,要下一个历史阶段的人,才能明白我现在的思想。而我在《河殇》中表达的思想,是我在毛泽东没死的时候产生的,那时候,我通过系统阅读开始明白中国的处境,并决心从毛泽东失败的地方开始,创造一种新的中国文明。
   
   我的思想从此就是这样,老是超前一到两个时代。所以我就注定了在自己的时代默默无闻了。但是我十分享受这种孤寂,并把它叫做“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我介入过好几个出版圈子,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个,还应邀给“中国文化书院”写过书,六四以后匿名出版的。六四以前,我还参加过一些其他的丛书编委会。但我,不属于任何一个文化圈子和思想派别。
   
   说真的,用“出版圈子”来垄断话语权,是一种共产党文化的遗留,是一种“思想把头”的行为。而用“出版圈子”来冒充“文化圈子”,则是一种偷梁换柱和以假乱真。至于用“出版阵地”来标榜“思想文化派别”,则是一种典型的延安作风,例如土皇帝毛泽东就因为割据了一块地皮,就是自封为“毛泽东思想”了。其实,甘阳、刘小枫之流虽然冒充新潮,底子里还就是这样的毛泽东分子。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屁股决定脑袋”。
   
   
   
   《关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等的通信——陈子明致徐友渔》(本文共阅读 8882 次 更新时间:2009-07-15 11:27:23)说:
     友渔兄:
     你好。捷克之行归国后,一切是否顺利?甚念。
     看到你在今年2月的演讲《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很受启发,但也有一点遗憾,不吐不快。自苏炜在《中国之春》1992年1月号发表《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以后,很多人都沿用他所谓“三大文化‘圈子’”的说法。你在演讲中提出了“五大‘派别’”,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你说第五个流派“以邓小平的大公子邓朴方为领导,他们出了一套丛书,叫《二十世纪文库》”,我是不能同意的。这使我深感,历史是很容易被遗忘的。如果当事人不现身说法,连老兄如此熟悉八十年代文化生态的人,也会对某些局部看不真切。我想通过这封长信,介绍一下《二十世纪文库》的来龙去脉,顺便与你讨论一下八十年代北京的主要文化思想派别,不妥之处,请你批评指正。
      
     一、五大“派别”百花齐放
     
     苏炜说“圈子”,那只是人的集合;你说“派别”,就提高了一个层次,还会涉及思想的聚合。我把你说的五大“派别”分为两组:一组与现实政治关系较少,是比较纯粹的文化思想流派,另一组则与现实政治有比较密切的关联。
     第一组包括两个“派别”: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前者如你所说,“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重要的,中国要走向现代化,传统文化应该能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所以应该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它是以弘扬与复兴国学为己任的”,所以可以称为“新国学派”。后者如你所说,“它的特点就是介绍当代,也就是20世纪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所以可以称为“新人文主义”派。二者一“中”一“西”,可以说是绝配。
     中国文化书院是由冯友兰、张岱年、朱伯、汤一介等教授共同发起,联合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单位及台、港和海外的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一道创建的一个民间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于1984年10月成立于北京。首任院务委员会主席是梁漱溟。梁先生1988年去世后,由季羡林继任主席。在第一批聘任的导师中,老一辈的有冯友兰、邓广铭、张岱年、侯仁之、何兹全、启功、金克木、吴晓铃等,“人到中年”的有汤一介、包遵信、庞朴、李泽厚、李学勤、乐黛云、梁从诫等,海外学者有陈鼓应、韦政通、刘述先、魏斐德、傅伟勋、成中英、林毓生、杜维明等。但是,真正打理院务、维持机构运转的是创办时连副教授还没有评上的青年学者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等人。我在创办函授大学的时候,曾特意向他们请教经验。书院的主要活动方式是短期讲习班、进修班、函授班,还举办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如1987年10月的“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1988年10月的“中日走向近代化比较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89年5月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和“中国宗教的过去与现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书院出版物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正式出版的函授教材。1987至1989年,书院举办了两年制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在全国有12000余函授学员;另一类是正式出版的《中国文化书院文库》,分“论著类”、“讲演录类”、“资料类”等,但大部分在八十年代尚未出版。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于1986年秋,主编甘阳,副主编苏国勋,编委于晓、王炜、王焱、王庆节、刘东、刘晓枫、孙依依、纪宏、余量、何光沪、陈来、陈平原、陈维纲、陈嘉映、林岗、周国平、胡平、赵越胜、徐友渔、郭宏安、阎步克、秦晓鹰。1988年11月出版集刊第五辑时,从编委名单中取消了胡平。编委会除了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外,还推出了三个书系:“一是‘学术文库’,二是‘新知文库’,都是翻译,但前者为经典作品,后者是比较重要但分量轻一些的著作;三是“‘人文研究丛书’,是研究成果,自己的写作。”《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副主编增加了刘晓枫,《人文研究丛书》的副主编是三人,再加上王焱。《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人文研究丛书》的编委还有曹天予。你曾说:“说起来第三种最重要,但是实际上我们最重视的是第一种。我们知道学术建设不是几年的工夫,根本看不起当时其他人发表的研究成果,觉得在沙滩上建大楼是立不住的。我们下的决心是:翻译他二十年再说。因为我们是真正打算放眼世界之后再潜心研究中国,特别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引介。”
     你们编委会的成员中,我与胡平最熟。他还为何家栋与我主编的《青年理论家文稿》约来了陈维纲、赵越胜的稿子。王焱则是《青年理论家文稿》的编委之一。王炜、陈来、阎步克、秦晓鹰包括你,当时也都有交往。余量、纪宏是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团委的书记和专职干部,同时也是我们组织的一个青年团体的成员。我和甘阳的头两次私人接触,都与“文化:中国与世界”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次是在1985年甘阳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不久。因为我1984年10月来所后,就借走了哲学所图书馆的英文版《社会科学哲学》小册子,想要翻译。当时复印还不太容易,所以该书在我手里停留了一段时间。甘阳第一次来找我,是来索要这本书,我当时很忙,考虑到自己可能抽不出时间翻译,就和甘阳一起去了图书馆,办了还借书手续。后来好像是由“新知文库”出了该书的译本。另一次是在1986年夏秋,甘阳和苏国勋来位于羊坊店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找我和李盛平,商量合作出书事宜。当时盛平提出了把《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与拟议中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合并的建议,甘阳没有同意。甘阳当时还和何家栋谈过与工人出版社合作的计划。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老何因为发表了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被免去了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职务。后来通过王焱的联系,才谈拢了与三联书店合作的计划(《人文研究丛书》则是放在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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