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谢选骏文集
[主页]->[宗教信仰]->[谢选骏文集]->[中国共产党的“去共产党化”]
谢选骏文集
·“第三中国”得到认同
·“第三中国”得到认同
·中国首先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文明
·专制创造自由,自由成全专制
·澳洲出卖自由恢复劳改传统
·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强化了资产阶级
·消灭一点舒服一点
·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危险
·苏格拉底之死是柏拉图哲学的开始
·柏拉图《理想国》不知思想主权为何物
·川普可能仅仅代表了一个即将消失的美国
·西方文明的末日警钟
·影帝是贱货吗
·从现象到原理
·德国希望中国醒来是纳粹
·台湾人发扬了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
·武侠小说是亡国奴的呻吟
·毛泽东思想造成高血压泛滥
·什么主义也消除不了人的原罪
·毛泽东裸尸模特一定红火
·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做了婊子又立了牌坊
·民主不是一个球
·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为何受到围攻
·莫言的奶奶被日本人强奸过
·习近平会克己复礼吗
·解构了莎士比亚就解构了英国
·解构了莎士比亚就解构了西方文明的最大标本
·莎士比亚比牛津的伯爵还要牛
·不敢署名的能叫作者吗
·谁也没有写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诞生地基金会的无赖作风
·莎士比亚的梅毒
·莎士比亚是经营者而非创作者
·《解构莎士比亚》所采用的译本
·兰斌强用张冠李戴进行罗织和推理
·废垃生存的五十个法则
·个人崇拜的复活很有社会杀伤力
·中国“旅游黑帮”让俄罗斯“旅游黑帮”红眼
·上帝要俄罗斯变成开放社会
·普京落选就去当收割人头的司机
·希特勒余党扶植北韩对抗美国
·从学而优则仕到仕而优则学
·韩国是一个落井下石的民族
·极权体制往往崩溃于顶层核心
·千穿万穿只有马屁不穿
·为何有人老给习近平“抹黑使坏”——毛女李敏的女儿做小三
·硬件和软件之间的张力可能撕裂整个社会
·禽兽不如的朱棣父子可以进去迪尼斯世界纪录
·没有公民社会——何来打压一说
·专制制度与后宫社会
·千里之行,溃于足下
·摄像机可以颠覆国家政权
·照相机下出政权
·阿奎那是天使博士还是魔鬼博士
·莎士比亚是否一个雇凶杀人犯
·一个幽灵正在台湾徘徊
·中国成语PK英国诗剧
·中国整合世界都15年了,欧洲人假装不知道
·习近平要是真搞封禅大典就好了
·海峡两岸终于对等了
·崖山之后再无封禅
·中国何时举行真的封禅大典(文字版)
·禁止饿鬼罗斯进入大西洋、印度洋
·孙政才的龙袍为何带来灾难
·龙袍政治登上中国舞台
·中国不能有两个沙皇
·大陆记者为何盛赞台湾的正义和温暖
·2个魔鬼之间的交易
·家奴政治
·好干部就是狗官
·中国终于穿过了两个文明之间的绝命峡谷?
·为了钱卡尔马克思什么都干得出来
·历史弄人还是人弄历史
·白人殖民主义卷土重来
·德国应该安于二流地位
·德国已经断了脊梁骨吗
·毛泽东的鞑子奴性
·科学起源于神话,炎黄都是怪物大力神
·赤字赤字,最后会把国家赤化——饮鸩止渴的美国赤字
·战斗民族饿罗斯的悲哀
·站在霸权上的思考
·美国人也崇拜秦始皇
·猪肉屠夫莎士比亚
·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
·中国人为什么打不过美国人
·扣扣侠没把法官和警察杀掉
·“信仰自由”就是背叛圣经的上帝
·请不要污蔑史前人类为“毕加索”
·俄罗斯人最喜爱欺负中国
·二三等公民权与没有公民权
·仿冒并不丢脸
·梵蒂冈出卖了耶稣基督
·历史上的修道院运动何以兴起
·美国对华政策为何永远失败
·《我的奋斗》其实是赫斯的作品
·索尔仁尼琴流亡二十年算什么
·艾尔塞差点就破坏了中国的崛起
·吴小晖长得很像邓小平
·美国也有政教合一的一面
·华盛顿不是内心的道德,而是上帝的拣选
·猎人的任务成为“猎人”——新型原始社会正在成型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中国共产党的“去共产党化”

谢选骏:中国共产党的“去共产党化”
   
   《北大:中共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尝试》(2017-8-06 多维)说:
   
   混合体制

   
   讨论当代中国体制,首先需要厘清政体正当性(justness)和合法性(legitimacy)之间的关系。正当性是指一个政体符合一些先验的合意原则,合法性是指一个政体经由一定的既定程序获得的公民的认同。两者既有关联,又有原则性的区别。
   
   就现代社会而言,正当性应该包括三个原则:(1)保障个人自由;(2)所有公共职位向所有人开放;(3)实现良治。第一原则保障个人表达、迁徙、结社以及拥有财产的自由;也就是说,一个正当的政体必须保证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正当政体需要得到民众的同意,但是,如果不能保护个人自由,要想获得民众的同意是不可想象的。而如果没有民众的同意,一个政体就可能不得不随时面临民众的挑战,即使它能够为民众提供好的结果。比如,一个善意的独裁者可能会善待他的百姓,但是,这不能保证他的继承者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如此一来,民众就不可能接受这个独裁政体的正当性。第二原则是罗尔斯自由主义的第一原则,它把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区分开来。在多数古代社会里,世袭是其政治体系的最主要特征。到了现代社会,人生而平等成为主流政治思潮,政府职位因此必须向所有人开放,而且,个人的能力和德性必须是决定他能否获得那些职位的先决条件。然而,保护个人自由和政治竞争并不总是能够保证一个政体的正当性。如果一个政体总是无法维持一定的政治秩序并改善民众的福利,它就不太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而且,在一个竞争的世界里,它也不太可能生存下去。所以,一个正当的政体还需要满足第三个原则,即能够保障良治,包括政治秩序、合理的决策和社会福利的改进等。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正当性的政体应该得到公民的认同,从而获得合法性,但现实可能未必如此。一种情况是,公民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了解政体运作的全貌,因而无法理解政体的正当性。更可能的情况是,在一定时期,政体无法满足正当性的所有要求,因而无法得到公民的一致认同。反过来,一个合法的政体未必是一个正当的政体,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法西斯德国,它得到了民众的认同,但却不是正当的。
   
   自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混合体制逐渐确立为西方政体的主要形式,它集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元素,从满足正当性的角度出发,它是人类社会迄今发现的最佳治理方式。就其纯粹形式而言,君主制保证决策的灵活性和一致性,同时,由于无需担心民众短期诉求的干扰,它也更容易实现社会福利的提高,因而它是实现良治的最佳形式。原始的贵族制由世袭的贵族主导,现代社会已经不存在世袭制度,在带有贵族制性质的机构中(如英国的上院和我国的政协),组成人员往往是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就其本意而言,贵族制通过一些非民选的“贵族”保证政体能够实现一些超越民众短期诉求的正当性原则,如个人自由以及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最后,民主制保证公民的政治参与,并借此成为保障个人自由和政治平等的最后屏障。
   
   就其设计而言,当代中国体制可以理解为一个混合政体。中国共产党担当的是君主的角色,用郑永年的名词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皇帝”(organizational emperor);人民代表大会是民主机构,也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人民政协体现了贵族制的要义,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统一战线的机构,也是各民主党派监督党的领导的机构。中国共产党无疑是当代中国体制的核心,因此,把当代中国体制称为“中国共产党体制”是恰当的。要理解当代中国体制,首先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
   
   首先,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二是代表社会中一定群体的民众。中国共产党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政党,但是,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理论演变已经改变了党的性质。去政治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的重要特征之一。汪晖在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指出,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政治的去政治化”,即党派界限趋于消失。他认为,这个趋势有碍公共空间的形成,不利于不同利益的公开表达,进而有利于国家的集权。然而,在中国,去政治化对于党维护正当性是必要而紧迫的。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党的高层领导人意识到中国在经济上已经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以邓小平为主的务实派认为,只有破除文革激进思想的阻碍,中国才能以更加务实的方式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告别文革时代的激进思想,不论在理论构建、还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党都走上了一条更加务实的道路。自此以后,党的意识形态就随着经济改革与社会变革而演变。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革加快了中国走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步伐。经济制度的巨变最终导致党的纲领的变化,这集中体现在2002年十六大提出的“三个代表”里面。中国共产党不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新提法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全民党的转变。在“三个代表”的旗帜下,党向各个阶层的人士敞开大门。去政治化的结果是党为各种利益表达提供了场所,通过党内的民主集中过程,党本身变成了各种利益的加总机制。
   
   其次,党是我国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在民主制中,国家和政党是分离的,政党通过选举竞争政府职位,政党一旦掌权就受到宪法的制约。与此不同,在中国的政体中,中国共产党不是和国家分离的政治组织,而是混合体制的一部分。党的第一个职能是对国家重大政策进行决策。八二宪法赋予党领导中国的权力。“领导”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既确立党在宪法架构中的核心地位,也确立党对国家重大决策的控制。党的去政治化使得党可以从容地成为民众利益的加总机构,正如民主制下的议会一样,党得以成为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差别在于,议会不存在一个集中机制,而党可以通过民主集中制对各种利益进行权衡和加总。党的第二个职能是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提供指导。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凡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宪法修改。”因而,在立法方面,“党大还是法大”的讨论是有结论的。党的第三个职能是选拔政府官员。尽管八二宪法删去了党对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提名权,但党管干部仍然是党的一个重要职责,而且,这一职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日益清晰和强大。因为党的这个职能,笔者也把当代中国体制称为“选拔制”(selectocracy),后文将对它进行详细论述。由于党的三个宪法职能,党既是一个组织,也是一个制度安排。
   
   第三,中国共产党体制具有较高的制度化程度。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西方学者经常误解中国的原因之一。多位学者指出(如强世功和柯华庆),《党章》应当纳入宪法架构中加以考虑,以此弥补《宪法》的不足。《党章》和其它党的重要文件对党的决策和官员选拔做出了相关规定,这些规定是《宪法》所没有确定的,但却涉及中国政体的关键性组成部分。不同于其它非民主体制,我国的党内继承实现了制度化。在宪法框架下,党与政府之间的分工基本得到保障,政府的决策趋于理性。
   
   如同其它混合政体一样,中国共产党体制也不是完美的。它的长处是充分发挥了君主制的优势,因而较完整地实现正当性政体的第三原则,即实现良治;与此同时,它能够基本做到选贤任能,因而满足正当性政体的第二原则,即实现公共职位的开放性。它的短处是没有充分发挥混合体制其它两个构成要素,即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积极性,后文将专门论述这两方面的改进。
   
   选拔制
   
   中国共产党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官员的选拔是由一个中央机构,即中国共产党来完成,而不是像民主体制那样,由选民来完成。为此,我们也可以用选拔制来描述当代中国体制。选拔制暗含的两个前提是:(1)国家治理是有层级机构构成的;(2)进入一定的层级需要个体具备一定的资质。这与当代民主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当代民主制度可以称为“大众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背离了混合体制,变成了纯粹的民主制。在西方,大众民主的滥斛始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并最终以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作为其政治哲学终结。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公民可以在重叠共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愿的、容忍所有政治主张和思潮的联合体。罗尔斯认为,由于这是公民在理性计算之后采取的自愿选择,因而政治自由主义是强大的。然而,当代自由主义是一个乌托邦理想,以它作为一个政体的政治哲学基础就势必在现实中产生巨大的矛盾。分析这些矛盾,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选拔制。
   
   自由主义是西方在现代化早期反对封建主义过程中产生的政治哲学,它的核心理念包括个人价值、个人自决和平等主义三大价值。自由主义的兴起代表了人性和个体的觉醒,它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个人价值把个人置于社会和组织之前,要求社会以弘扬个人价值为终极目标;个人自决赋予个体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摒弃社会给个体施加的不合理的限制;平等主义认定每个人具有同等的价值,因此要求社会在各个方面 --- 包括在政治参与领域 --- 都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在现代社会,这些价值无疑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和理性力量。然而,作为一种“全面的”(comprehensive)的价值体系,自由主义的三大价值之间可能是存在矛盾的。人类价值是长期演化的结果。在长期演化的过程中,人类必须面对许多不同的环境,进而构造了与这些环境相匹配的价值规范,这些价值规范的适用性依赖于使用它们的环境,因而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自由主义的矛盾出自于对人性过于乐观的假设。自由主义既界定个体的权利,强调个人价值和个人自决,又界定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强调平等主义,并把它们统一到单个个体身上。然而,在现实中人是生而不平等的,个人因智力、家庭、社会、地理等方面的差异而拥有不同的人生境遇,因而也只能实现不同的个人价值和个人自决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平等主义和个人价值以及个人自决是矛盾的。自由主义是为人的发展设立的乌托邦理想,而不是对个体的实然判断。把一个乌托邦理想应用到现实,必然要产生问题。就国家治理而言,自由主义要求每个人的意见在政治决策中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但在现实中个体所掌握的信息量有差异、判断能力亦有高下之分,平等地对待每个人的意见极有可能导致政治的不可治理性。当西方民主中的非民主成分尚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些矛盾被一些工具性不平等的制度安排所降服;但是,特朗普的当选、英国脱欧公投以及欧洲随处可见的民粹主义运动无不表明,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西方将不得不接受原子化的政治。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民主能否继续实现良治,将面临一个巨大的问号。

[下一页]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