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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去共产党化”

谢选骏:中国共产党的“去共产党化”
   
   《北大:中共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尝试》(2017-8-06 多维)说:
   
   混合体制

   
   讨论当代中国体制,首先需要厘清政体正当性(justness)和合法性(legitimacy)之间的关系。正当性是指一个政体符合一些先验的合意原则,合法性是指一个政体经由一定的既定程序获得的公民的认同。两者既有关联,又有原则性的区别。
   
   就现代社会而言,正当性应该包括三个原则:(1)保障个人自由;(2)所有公共职位向所有人开放;(3)实现良治。第一原则保障个人表达、迁徙、结社以及拥有财产的自由;也就是说,一个正当的政体必须保证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正当政体需要得到民众的同意,但是,如果不能保护个人自由,要想获得民众的同意是不可想象的。而如果没有民众的同意,一个政体就可能不得不随时面临民众的挑战,即使它能够为民众提供好的结果。比如,一个善意的独裁者可能会善待他的百姓,但是,这不能保证他的继承者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如此一来,民众就不可能接受这个独裁政体的正当性。第二原则是罗尔斯自由主义的第一原则,它把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区分开来。在多数古代社会里,世袭是其政治体系的最主要特征。到了现代社会,人生而平等成为主流政治思潮,政府职位因此必须向所有人开放,而且,个人的能力和德性必须是决定他能否获得那些职位的先决条件。然而,保护个人自由和政治竞争并不总是能够保证一个政体的正当性。如果一个政体总是无法维持一定的政治秩序并改善民众的福利,它就不太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而且,在一个竞争的世界里,它也不太可能生存下去。所以,一个正当的政体还需要满足第三个原则,即能够保障良治,包括政治秩序、合理的决策和社会福利的改进等。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正当性的政体应该得到公民的认同,从而获得合法性,但现实可能未必如此。一种情况是,公民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了解政体运作的全貌,因而无法理解政体的正当性。更可能的情况是,在一定时期,政体无法满足正当性的所有要求,因而无法得到公民的一致认同。反过来,一个合法的政体未必是一个正当的政体,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法西斯德国,它得到了民众的认同,但却不是正当的。
   
   自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混合体制逐渐确立为西方政体的主要形式,它集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元素,从满足正当性的角度出发,它是人类社会迄今发现的最佳治理方式。就其纯粹形式而言,君主制保证决策的灵活性和一致性,同时,由于无需担心民众短期诉求的干扰,它也更容易实现社会福利的提高,因而它是实现良治的最佳形式。原始的贵族制由世袭的贵族主导,现代社会已经不存在世袭制度,在带有贵族制性质的机构中(如英国的上院和我国的政协),组成人员往往是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就其本意而言,贵族制通过一些非民选的“贵族”保证政体能够实现一些超越民众短期诉求的正当性原则,如个人自由以及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最后,民主制保证公民的政治参与,并借此成为保障个人自由和政治平等的最后屏障。
   
   就其设计而言,当代中国体制可以理解为一个混合政体。中国共产党担当的是君主的角色,用郑永年的名词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皇帝”(organizational emperor);人民代表大会是民主机构,也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人民政协体现了贵族制的要义,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统一战线的机构,也是各民主党派监督党的领导的机构。中国共产党无疑是当代中国体制的核心,因此,把当代中国体制称为“中国共产党体制”是恰当的。要理解当代中国体制,首先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
   
   首先,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二是代表社会中一定群体的民众。中国共产党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政党,但是,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理论演变已经改变了党的性质。去政治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的重要特征之一。汪晖在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指出,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政治的去政治化”,即党派界限趋于消失。他认为,这个趋势有碍公共空间的形成,不利于不同利益的公开表达,进而有利于国家的集权。然而,在中国,去政治化对于党维护正当性是必要而紧迫的。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党的高层领导人意识到中国在经济上已经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以邓小平为主的务实派认为,只有破除文革激进思想的阻碍,中国才能以更加务实的方式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告别文革时代的激进思想,不论在理论构建、还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党都走上了一条更加务实的道路。自此以后,党的意识形态就随着经济改革与社会变革而演变。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革加快了中国走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步伐。经济制度的巨变最终导致党的纲领的变化,这集中体现在2002年十六大提出的“三个代表”里面。中国共产党不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新提法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全民党的转变。在“三个代表”的旗帜下,党向各个阶层的人士敞开大门。去政治化的结果是党为各种利益表达提供了场所,通过党内的民主集中过程,党本身变成了各种利益的加总机制。
   
   其次,党是我国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在民主制中,国家和政党是分离的,政党通过选举竞争政府职位,政党一旦掌权就受到宪法的制约。与此不同,在中国的政体中,中国共产党不是和国家分离的政治组织,而是混合体制的一部分。党的第一个职能是对国家重大政策进行决策。八二宪法赋予党领导中国的权力。“领导”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既确立党在宪法架构中的核心地位,也确立党对国家重大决策的控制。党的去政治化使得党可以从容地成为民众利益的加总机构,正如民主制下的议会一样,党得以成为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差别在于,议会不存在一个集中机制,而党可以通过民主集中制对各种利益进行权衡和加总。党的第二个职能是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提供指导。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凡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宪法修改。”因而,在立法方面,“党大还是法大”的讨论是有结论的。党的第三个职能是选拔政府官员。尽管八二宪法删去了党对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提名权,但党管干部仍然是党的一个重要职责,而且,这一职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日益清晰和强大。因为党的这个职能,笔者也把当代中国体制称为“选拔制”(selectocracy),后文将对它进行详细论述。由于党的三个宪法职能,党既是一个组织,也是一个制度安排。
   
   第三,中国共产党体制具有较高的制度化程度。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西方学者经常误解中国的原因之一。多位学者指出(如强世功和柯华庆),《党章》应当纳入宪法架构中加以考虑,以此弥补《宪法》的不足。《党章》和其它党的重要文件对党的决策和官员选拔做出了相关规定,这些规定是《宪法》所没有确定的,但却涉及中国政体的关键性组成部分。不同于其它非民主体制,我国的党内继承实现了制度化。在宪法框架下,党与政府之间的分工基本得到保障,政府的决策趋于理性。
   
   如同其它混合政体一样,中国共产党体制也不是完美的。它的长处是充分发挥了君主制的优势,因而较完整地实现正当性政体的第三原则,即实现良治;与此同时,它能够基本做到选贤任能,因而满足正当性政体的第二原则,即实现公共职位的开放性。它的短处是没有充分发挥混合体制其它两个构成要素,即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积极性,后文将专门论述这两方面的改进。
   
   选拔制
   
   中国共产党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官员的选拔是由一个中央机构,即中国共产党来完成,而不是像民主体制那样,由选民来完成。为此,我们也可以用选拔制来描述当代中国体制。选拔制暗含的两个前提是:(1)国家治理是有层级机构构成的;(2)进入一定的层级需要个体具备一定的资质。这与当代民主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当代民主制度可以称为“大众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背离了混合体制,变成了纯粹的民主制。在西方,大众民主的滥斛始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并最终以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作为其政治哲学终结。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公民可以在重叠共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愿的、容忍所有政治主张和思潮的联合体。罗尔斯认为,由于这是公民在理性计算之后采取的自愿选择,因而政治自由主义是强大的。然而,当代自由主义是一个乌托邦理想,以它作为一个政体的政治哲学基础就势必在现实中产生巨大的矛盾。分析这些矛盾,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选拔制。
   
   自由主义是西方在现代化早期反对封建主义过程中产生的政治哲学,它的核心理念包括个人价值、个人自决和平等主义三大价值。自由主义的兴起代表了人性和个体的觉醒,它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个人价值把个人置于社会和组织之前,要求社会以弘扬个人价值为终极目标;个人自决赋予个体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摒弃社会给个体施加的不合理的限制;平等主义认定每个人具有同等的价值,因此要求社会在各个方面 --- 包括在政治参与领域 --- 都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在现代社会,这些价值无疑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和理性力量。然而,作为一种“全面的”(comprehensive)的价值体系,自由主义的三大价值之间可能是存在矛盾的。人类价值是长期演化的结果。在长期演化的过程中,人类必须面对许多不同的环境,进而构造了与这些环境相匹配的价值规范,这些价值规范的适用性依赖于使用它们的环境,因而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自由主义的矛盾出自于对人性过于乐观的假设。自由主义既界定个体的权利,强调个人价值和个人自决,又界定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强调平等主义,并把它们统一到单个个体身上。然而,在现实中人是生而不平等的,个人因智力、家庭、社会、地理等方面的差异而拥有不同的人生境遇,因而也只能实现不同的个人价值和个人自决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平等主义和个人价值以及个人自决是矛盾的。自由主义是为人的发展设立的乌托邦理想,而不是对个体的实然判断。把一个乌托邦理想应用到现实,必然要产生问题。就国家治理而言,自由主义要求每个人的意见在政治决策中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但在现实中个体所掌握的信息量有差异、判断能力亦有高下之分,平等地对待每个人的意见极有可能导致政治的不可治理性。当西方民主中的非民主成分尚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些矛盾被一些工具性不平等的制度安排所降服;但是,特朗普的当选、英国脱欧公投以及欧洲随处可见的民粹主义运动无不表明,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西方将不得不接受原子化的政治。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民主能否继续实现良治,将面临一个巨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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