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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为刘晓波树了一个死敌


   
   
   
   谢选骏:余杰为刘晓波树了一个死敌

   
   身在海外的余杰,以刘晓波的代言人自居,解释刘晓波的意思,宣传刘晓波的作用,大幅论证了“刘晓波为何宣称‘我没有敌人’”。但实际上,是余杰自己为刘晓波树立了一个死敌,这对身处狱中的刘晓波显然是致命的。
   
   不论余杰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其后果都是显而易见的。
   
   事情是这样的:余杰在《走向帝制——習近平與他的中國夢》一书的结论部分,这样写道:
   
   表面上看,習近平大權在握,但全世界都看透了他外強中乾的本質。美國智庫發布的研究報告披露,中共的統治已進入「黃昏時代」。西方需要跟非共產黨的力量打交道,需要直接與中國民間社會對話,西方的政府和民間機構應當走出北京的「四環路」,去接觸活的、真實的中國。在此意義上,對未來中國的影響,在獄中的人權鬥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比習近平重要得多。劉曉波取代習近平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國民主化啓動的那一天。
    
   (参见本文附录之一)
   
   ……
   
   余杰这段话不仅作为结论写在书里,而且贴在网站的售书广告里,广为散发,就像大字报一样,生怕别人不知道。
   
   这是在2016年3月发生的事情。那时,余杰自己已到美国四年多了,但刘晓波却在狱中呆了将近八年——反复论证刘晓波没有敌人的余杰,就这样为刘晓波树立了一个“零和游戏”的死敌,还要刘晓波一个人在狱中启动中国民主化……仅仅一年以后,刘晓波就在狱中得了肝癌,然后去世,然后海葬。如此看来,余杰用自己的“取代理论”,否定了刘晓波的“没有敌人”。
   
   而且,余杰应该知道他自己如此说法的严重后果,因为他自己承认:“二零一三年秋,我完成了《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對習近平的內政和外交政策作出諸多嚴厲的批評和悲觀的預測。在此書出版前夕,我的合作者香港晨鐘書局總編輯姚文田被中國警方誘騙到深圳逮捕。次年五月,深圳法院以「非法所得三萬元人民幣」的「走私罪」,判處七十三嵗高齡的姚文田十年重刑。”
   
   大家想想,连七十三嵗高齡的姚文田都仅仅因为出版余杰的《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要被判处十年重刑,何况余杰推荐要“取代習近平”的唯一候选人刘晓波?他在狱中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要知道,在2013年姚文田被捕判刑之后的两三年,形势一点没有缓和,而且日趋严峻,余杰还要进一步“推举”人在狱中的刘晓波为“取代習近平”唯一候选人,岂不正好坐实了刘晓波“颠覆政权”的指控。
   
   余杰这是脑子不够用呢?还是拿刘晓波的生命当枪使?
   
   毕竟,人家刘晓波自己没有提出想要“取代習近平”,而余杰自己人在海外又以刘晓波的挚友和代言自居,却让狱中的刘晓波不得不被迫成为“取代習近平”的主角。除非刘晓波愿意出来发表声明予以明确反对,否则他就不得不默默承受由此引起的政治后果。而可怜的刘晓波,可能连这件事情都不知道,更从何去摆脱自己的“责任”呢?
   
   其后果是什么,大家现在都明白了。
   
   现在刘晓波已死,余杰还不罢休,好像还怕天下人不知道他在刘晓波之死的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还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余杰:刘晓波为何宣称‘我没有敌人’? ”
   
   (参见本文附录之二)
   
   这真的令人震惊。
   
   因为,刘晓波一再宣称“我没有敌人”,但余杰却为刘晓波树立了一个死敌。
   
   附录之一:
   
   《走向帝制》書摘 — 習近平的內政外交及習近平主義
   2016/3/17 — 19:17
   
   二零一三年秋,我完成了《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對習近平的內政和外交政策作出諸多嚴厲的批評和悲觀的預測。在此書出版前夕,我的合作者香港晨鐘書局總編輯姚文田被中國警方誘騙到深圳逮捕。次年五月,深圳法院以「非法所得三萬元人民幣」的「走私罪」,判處七十三嵗高齡的姚文田十年重刑。
   延宕幾個月之後,屢屢被出版商拒絕的《中國教父習近平》先後在香港和台灣問世。
   我的結論是,習近平的治國理念可用八個字概括:集權、反腐、鎮壓、爭霸。
   ​集權:小組治國,一夫當關
   習近平以「毛澤東加普丁式的政治強人」自居,他自我加冕、朝綱獨斷。
   清華大學教授、經濟學家胡鞍鋼,將胡錦濤時代政治局常委會「各管一攤」的做法概括為「集體總統制」。
   親北京的海外學者、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從制度建設上說,中共權力交班形成了比西方更優越和穩定的中國模式。第一,限任制,領導人任期兩屆共十年。第二,年齡限制,這一點是中國特有的,即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若到換屆之時,年齡為六十七嵗則可以連任,年齡為六十八嵗則必須退休。 )第三,中國已經從強人政治到了後強人政治時代,也就是集體領導。鄭永年指出:「只要共產黨執政,這個模式就一直會存在下去,而只要有這個模式,共產黨就倒不了。」
   習近平上台後的所作所為,將江澤民、胡錦濤兩朝的舊制度破壞殆盡。
   習近平兼有十多個中央級的「小組」的「組長」,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小組組長、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等。有中國傳媒以「史上最強組長」為題,列舉這些組長的權力管轄範圍,堪稱無所不包、無所不管。
   「小組治國」的模式,不是習近平的首創,而是毛澤東的發明。 「小組」是中共黨政系統中常規治理方式之外的補充,並在特定時期擁有跨部門的協調權力。
   習近平執政之後,總結胡錦濤執政十年碌碌無為的教訓,除了胡個人性格軟弱的原因之外,是受制於既有的權力結構。因此,他決定創設若干新的小組,突破原有的部門劃分,以此集中權力。
   在以上這些「組長」之外,習近平還兼任另一些更具機動性的「組長」。比如,習近平親任「釣魚島應變小組」組長,統轄軍隊、情報、外交及海監執法部門。該小組可以動用一切資源處理危機,其目的是,在釣魚島出現外交或軍事危機時,能迅速做出反應並制定最終決策。
   與「小組治國」相配合,習近平刻意凸顯黨的總書記的權威,改變了上一屆政治局常委會「九龍治水」的局面:分管各部門的常委自然而然地是該部門的黨組書記,比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兼任國務院黨組書記,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兼任人大黨組書記,政協主席俞正聲兼任政協黨組書記。那麽,在政治局常委會上,他們都必須以黨組書記的身份向總書記彙報工作。這樣,習成了皇帝,其他六常委成了軍機大臣。換言之,股份制企業成了家族企業。
   習近平在集權之後,總得做事。那麽,他究竟想幹什麽呢?
   反腐:廠衛橫行,政治清洗
   習近平集權之後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反腐運動。習近平及其助手王岐山宣稱,有人說共產黨不可能戰勝腐敗,他們就是不信邪,就是要創造出一黨壟斷權力之下的廉政圖景。
   習近平主導的反腐運動,特別倚重王岐山領軍的中紀委。中紀委這個在江、胡時代百無聊賴的冷衙門,突然炙手可熱。人們但知有「習王體制」,而無「習李體制」。中國官場流行一句箴言:寧見閻王,不見老王。
   習近平上台之後,被其打倒的「老虎」(一般指黨政機關的省部級以上幹部,軍隊的少將以上將領)是文革結束之後最多的;被其打掉的「蒼蠅」(基層幹部)則有數十萬之眾,公款吃喝、公款旅遊、公車消費等民眾非議較多的領域有所收斂,奢侈品消費應聲而落。
   但是,習近平的反腐是「選擇性反腐」。其刀鋒所及的重點區塊,包括以下三大領域:首先是石油、通訊、煤炭、鐵路、傳媒(如央視)等壟斷行業和國民經濟的命脈所在,也就是民間形容為「肥得流油」的部門,其頭頭腦腦大都是反腐運動打擊的對象。其次是四川、雲南、山西、江蘇等由習近平的政敵長期把持和經營的省份。這些省份被形容為出現了「塌方式」的腐敗。如山西的十三名省委常委中,有超過一半人出事。第三是軍隊、武警、公安和國安系統,即習近平所說的「槍桿子」和「刀把子」 — 「槍桿子」和「刀把子」不抓在自己人手中,習近平無法睡安穩覺。所以,徐才厚和郭伯雄兩名前軍委副主席落馬,武警政委和司令雙雙被調職,公安和國安的多名副部長被捕。
   習近平從反腐運動得到了怎樣的收益?在此過程中,習近平可謂一箭三鵰。
   首先,通過反腐清洗政敵,瓦解反對派系。
   其次,反腐是權力的轉移和重組。落馬貪官空出來的位置,習近平塞進嫡係部隊,擴充自身實力。
   第三,反腐為習近平贏得民心。
   律師和人權活動家許志永,長期呼籲官員公佈財產並通過《陽光法案》,卻以莫須有的擾亂社會秩序罪獲刑四年,成為習近平執政以來第一個被判重刑的重量級人權活動家。這個事實像照妖鏡一樣,照出習近平的反腐運動的本相:沒有多黨競爭、沒有三權分立、沒有新聞自由,習的反腐永遠只能停留在「守著糞坑打蒼蠅」的層面。
   鎮壓:動物莊園,萬馬齊喑
   對黨內和官場,習近平高懸反腐之利劍,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對民間社會、知識分子、大學、媒體、網絡和NGO組織,則是抓人封網,將動物莊園的柵欄修得密不透風。
   習近平全面執政的二零一三年,是中國公民社會遭遇頓挫的一年。
   習近平對民間社會和公共空間的打壓,首先從媒體下手。
   二零一五年春,總部設在巴黎的「記者無疆界」發佈了「二零一四年全球新聞自由排行榜」。中國位於倒數第五。
   二零一五年春,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觀察」在二零零四年度《世界人權報告》中指出,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驟然發動十年來最嚴厲的一波打壓,藉由調查、拘押和判刑,對批評政府人士表現出毫不容忍的態度。
   二零一五年一月,總部設在華盛頓的「自由之家」公佈年度報告,中國再度名列不自由國家。
   其次,在非政府組織領域,鐐銬變得更緊、更沉。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並通過《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草案》,境外NGO在華註冊將由公安部和省公安廳管理,而非傳統上負責NGO的民政部。有關人士表示,這是為了「嚴防西方勢力利用非政府組織這個平臺,提供資金,掛著環保、教育、婦女權益等名義,紮根基層,輸出顏色革命。」
   二零一五年六月,習近平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決定,應在社會、文化和經濟組織中設立黨組。換言之,NGO不能脫離黨的控制。這個決定可能會催生大量Pongo,即由黨主辦的NGO。
   第三個方面,嚴密控制教育領域,尤其是在各國民主轉型過程中提供思想資源的大學。二零一四年十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布《關於堅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學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實施意見》;十二月二十八日,習在第二十三次全國高等學校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指示,要加強改進高校的黨建工作。習推出極左的「陣地論」,即輿論、互聯網、大學講台與知識份子的腦袋都是黨國必須要佔領的陣地,而此陣地要充溢著純之又純的馬列主義與「科學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任何提倡所謂西方價值觀的人士,包括倡導人權與自由民主思想的作家、律師與大學教授都是「人民公敵」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他們的作品也是「大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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