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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超人哲学、世界大战、极权主义

谢选骏:进化论、超人哲学、世界大战、极权主义
   
   进化论是一种“科学”、超人哲学是一种“哲学”,进化论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超人哲学,这从英国人卡莱尔的英雄崇拜到尼采的超人哲学的“发展”,是一目了然的。
   
   超人哲学与世界大战、极权主义关系密切,但这并不仅仅是德国人的罪恶,而且也是英国人的罪恶,实际上梳理各方面的线索都不难发现,德国人的所有极端主义,都想和英国人的教唆密不可分。英国人的狡诈在于:自己散布了罪恶的种子,然后再扮演善良来阻止别人的恶行。

   
   超人哲学激发了世界大战与极权主义燎原大火,然后自己也殒命而亡——超人哲学的象征“雄鹰与毒蛇”,来自古老的波斯神话;现在,有则新闻突出说明“雄鹰与毒蛇”的同归于尽:
   
   《美加边境草原大火 祸首竟然是老鹰抓蛇》(中央社波特兰2017年8月26日)报道:
   
   美国蒙大拿州北部邻近加拿大边境的草原,本周稍早发生延烧16公顷的大火。消防人员在火势熄灭后调查发现,这场神秘大火的罪魁祸首,极可能是老鹰与蛇。
   
   蒙大拿州北部靠近加拿大边境的草原地带,本周稍早突然发生大火,延烧大约一个小时,将草原烧成一片焦黑。
   
   为何突然发生蔓延40英亩(约16公顷)草原大火,地方主管机关仍在调查中,但一名义消人员经过现场调查后,分析这场神秘大火可能是离奇原因所导致。
   
   《新闻周刊》(Newsweek)杂志报导,蒙大拿州黑鹰义工消防局(Black Eagle Volunteer FireDepartment)义消凡尼斯寇(Kyra Vanisko),在熊熊大火熄灭后,她负责在草原处理仍在闷烧的几处热点,突然在一根电线杆附近,发现一只老鹰的焦尸,鹰爪还抓着一条蛇。
   
   凡尼斯寇23日在个人脸书分享当场拍下的照片,获得媒体纷纷转载。
   
   根据凡尼斯寇现场分析,老鹰在草原抓到了蛇,飞上天空时蛇身却碰触到电线,遭到电击火花灼伤,更因此成为草原大火的导火线。
   
   黑鹰义工消防局代理局长李戴维(Dave Lee)指出,他也认为这只老鹰与蛇就是草原大火起火原因。他表示,老鹰跟蛇可能碰触到电线,结果双双遭到电击死亡。
   
   谢选骏指出:这则象征性的“寓言”里,电线就是现代武器和诺贝尔炸药,没有这个“先进科技”,仅有超人哲学的雄鹰与毒蛇,还不至于酿成世界大战。难怪尼采说:“我不是一个人,我是炸药。”尼采不仅是英国人达尔文、卡莱尔的学徒,还是瑞典化学家诺贝尔的秘书。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另有翻译为卡列利,1795年12月4日—1881年2月5日)是苏格兰哲学家,评论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以及老师。他被看作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评论员,他一生当中发表了很多重要的在维多利亚时代被赞誉的演讲,他的作品在维多利亚时代甚具影响力。
   
   作为英国文字产生的历史学家和散文作家的,他的主要著作有《法国革命》(3卷;1837)、《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1841)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史》( 6卷;1858—1865)。他的人生态度:我们没有能力去阻止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却有能力去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现在生活的影响。接受已经发生的,改变可以改变的。
   
   早年
   
   为詹姆斯‧卡莱尔的次子,也是他父亲第二次结婚所生的长子。父亲是石匠,后为小农场主,对加尔文主义的信仰深厚,其性格和生活方式对卡莱尔有深刻持久的影响。卡莱尔也同样事母至孝,十分照顾他的8个兄弟姐妹,对家庭的浓烈的亲情从未减退。
   他曾在埃克尔费亨的乡村小学就读。1805年进安嫩中学上学,明显受到同学们的欺负,1809年入爱丁堡大学。他博览群书,但尚未有明确的学习方向。他父亲希望他当牧师,但卡莱尔越来越对这个天职产生怀疑。
   
   他有数学的天赋,1814年在安嫩担任数学教师。1816年转往克科底(Kirkcaldy)的另一所学校任教。当时苏格兰的牧师和神秘主义者欧文(Edward Irving)正在那所学校任教。卡莱尔十分敬佩和爱戴的人极少,但欧文就是其中之一。卡莱尔后来曾说过,“要不是欧文,我根本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怎么一回事。”即使在欧文去伦敦(1822)后,他们仍保持友谊,欧文去伦敦后成了有名的牧师。
   
   之后几年中,卡莱尔的生活很艰辛。教学工作并不适合他,于是他放弃了教学。1819年12月重返爱丁堡大学攻读法律。在爱丁堡的3年惨淡岁月,他很孤独,找不到明确的人生意义。最终他放弃了当牧师的打算。他做过一阵私人家教和新闻工作,贫困孤独,内心常处於激烈的天人交战状态。约1821年他经历了一种转变。几年后,他把这个转变写成故事《衣裳哲学》(Sartor Resartus),该书醒目的特点是非常消极──整本书中表达了对魔鬼的深恶痛绝和没有对上帝的爱。虽然人们可能怀疑他是否真的经历过他在书中所描写的那些情景,但暴力肯定是卡莱尔那种扭曲的、反抗的精神的特点。在这段贫乏的日子里,他开始认真学习德语,十分赞赏德意志文学,尤其崇拜歌德。他曾於1824年翻译出版了歌德的的《威廉‧迈斯特的学徒训练》。同时他在这段期间居无定所,先后在爱丁堡和邓凯尔德(Dunkeld)等地担任过几次短期的私人家教。
   
   婚姻
   
   1826年10月17日,他和珍·威尔斯(Jane Welsh)结婚。她非常聪明,楚楚动人,但有点喜怒无常。她父亲在哈丁顿(Haddington)行医,家境富裕。珍曾是欧文的学生,在婚前他们已相识5年。他们曾经犹豫过,也曾为钱困扰过,这些在他们来往的信件中都有记载。有趣的是,平时傲慢的卡莱尔在恋爱期间对他未来的妻子写信时常用的竟是软弱、恳求的语气;婚后却是个专横跋扈、难以相处、动辄发怒的丈夫。尽管他们十分相爱,但婚姻却是充满吵架和误解。卡莱尔的挚友都认为卡莱尔是性无能。
   
   婚后初期,卡莱尔夫妇大部分都住在邓弗里斯(Dumfriesshire)郡的克雷根普托克(Craigenputtock)。卡莱尔为《爱丁堡评论》撰稿,并写作《衣裳哲学》。此书出版后大获成功,但起初找出版商却是非常困难。此书文笔辛辣、幽默,把自传和德意志哲学奇妙地混杂在一起。其主题是:人类最深刻信念的各种理智形式已经死亡,必须寻找适应时代的新形式;但这种新的宗教体系的知识内涵是很难懂的。作者曾说“要用新的神话、新的媒介和衣服来具体表达宗教的神灵”,但他从未能清楚说出这该是什么样的“新衣”。
   
   伦敦
   
   1834年他一连谋求几个职位都没有成功。于是携妻迁居伦敦切恩街(Cheyne Row),从事写作。一年多的时间竟未赚得一分稿费,他害怕有朝一日会将所有的积蓄花光。但他不甘屈服,开始雄心勃勃地撰写历史著作《法国革命》。他写出一部分后拿去给穆勒(J.S. Mill)看,不料穆勒不小心把手稿烧掉了,这是众所周知的故事。之后卡莱尔写信给穆勒,语气很豁达,几乎可以说是很欢快。以他当时雄心勃勃、非常需要有一份成功的文学事业、贫穷潦倒、白白浪费掉数个月的光阴,以及他那常常忧郁、动辄发怒的性格来看,他能以这种语气写信给穆勒真是异乎寻常。看来,他似乎极易对一些琐碎烦恼之事发怒,而对于重大的、可怕的考验反而能承受。他之所以经常心情沮丧、忧郁,部分原因是他认为个人不幸的遭遇还不足以与他悲剧性的人生观相提并论;于是他在紧张的研究工作中寻求解脱。他选择的题材似乎都明显存在非凡的戏剧情景,而这些情景正是他自己生活中所缺乏的。这本论述法国革命的书也许是他最伟大的成就。那部分书稿被毁后,他如疯似狂般地重新投入写作。1837年初脱稿。出版后立即获得人们真诚的赞扬,这本书获得极大成功,此外,多方开始邀约他去演讲,如此他经济上的窘境也就迎刃而解。
   
   按照他视历史为《圣经》的理念来看,他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对王朝和贵族的愚蠢和自私的报应。为支持他这简明易懂的理念,他引用了大量宝贵文献;在描述人物性格时,不时有感人的技巧。下列引文具有行文复杂、措辞激烈、充满厄运的散文的特点,文体时而口语,时而幽默,时而严肃:……一个威严的国民议会展开其序幕;以无穷无尽的冲突黑幕遮蔽之;奠基在摇晃而无底的地狱上;骚乱持续不断。时间、永恒,还有空虚都围绕在它周围;它做它能做之事,和让它做的事(第二部第三卷第三章)。虽然许多读者都为书中的那些戏剧性情景所震撼,但是他们还是为卡莱尔那预言式的长篇说教和与当代情势的关系感到困惑,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
   
   他在《宪章运动》(Chartism, 1840)一书中强烈反对传统的经济理论,但是把激进-进步的和反动的成分奇怪地混杂在一起。随著《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1841)的出版,开始流露出他对力量的崇拜,特别是当这种崇拜结合了坚信上帝所赋予的使命的理念时。他论述了英雄犹如神(北欧神话)、先知(穆罕默德)、诗人(但丁和莎士比亚)和教士(马丁·路德和约翰·诺克斯)、文学家(塞缪尔·约翰逊和柏恩斯和卢梭)和帝王(克伦威尔和拿破仑)。也许他在处理诗人题材时表现得最好。虽然他可能会刚愎自用,但他从未受流行的观点摆布,特别是他对但丁的分析要比别人更为深刻。两年后,他在《过去和现在》(Past and Present)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英雄观。该书旨在「透视……一个多少有点遥远的世纪……希望从而或许能为我们这怜的世纪作例证」。他把中世纪修道院院长智慧而强大的统治拿来和19世纪的软弱与混乱状态作对比,他声称赞同前者,尽管他曾拒绝过教条主义的基督教,并对天主教特别厌恶。
   
   因此这是很自然的事:卡莱尔应该致力把克伦威尔吹捧为他理想中的英国最伟大的人物典范,也洋洋洒洒写出了庞大的《奥利佛‧克伦威尔书信演说集》(Oliver 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1845年还推出《详解》。接着又在1850年写了一本重要的著作《现代短论》(Latter-Day Pamphlets),其性格中的粗暴一面在书中特别突出。如他在论述模范监狱的文章中,他想要说服大众:那些最残忍、最无用的人却在19世纪新建的监狱中得到悉心照料。卡莱尔不会说谎,但他是个不可信赖的观察者,因为他看到的永远是他事先就决定自己该看到的。
   
   1857年他开始研究另一个他崇拜的英雄腓特烈大帝。1858~1865年发表《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史》。 1855年4月他写过一封信给被流放的俄国革命家赫尔岑,信中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出他当时的政治态度。他在信中说:「普选权不管怎样改头换面,我对它从来没有抱过任何幻想,而现在(如果还有可能)只能说对它抱的幻想更少了」。他还提到「由议会雄辩、自由出版和按人头计算主宰的十足无政府状态(正如我猜想的那样不幸)」(引自卡尔〔E.H. Carr〕的《浪漫流亡》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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