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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名著盡皆真人真事
每年香港書展都成為自由行大陸客的一個重要旅遊景點，有些人每年來港兩三趟，每趟都拖一箱政治歷史類的書回去。近年，官員們喜歡把這些「禁書」當作禮物，還有國內外的研究機構、學者、圖書館也熱衷於購買這類讀物。不久前，一家擁有國安背景的週刊推出〈華語禁書之都〉特輯，把香港機場書店熱銷的以《××真相》、《××內幕》為題的政治歷史類書籍指為「內容真假難辨，粗製濫造，人物譜系道聼塗説」，但又不得不承認「這類書籍受到大陸遊客的追捧……內地的官員會買這些書回去看看外面是怎麼說中國政府、怎麼說中國執政黨的。」還有些欠缺口德的吹毛求疵之徒說：「那些書都是抄來抄去、東拼西湊的大雜燴！」鑒於天地、商務等大型書店擺賣此類政治歷史類書籍逾二百種，前述讕言似乎損及百多名作家、編輯的名譽。
最偉大的中文著作《史記》是「述」不是「作」
國人酷愛拜神，文士拜孔廟，武將拜關公，木匠拜魯班，作家崇拜司馬遷。不論紅藍綠、左中右，尊司馬遷為古往今來華夏最偉大的作家，殆無異義。那麼，司馬遷所撰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計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的煌煌巨著《史記》是不是「抄來抄去、東拼西湊的大雜燴」呢？太史公自己都承認「述而非作」*，為什麼今日舉世稱誦《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世界古代史學史的最輝煌成就」「中國古代的一部百科全書」呢？「東拼西湊的大雜燴」為什麼會被改編為一百三十二種傳統戲曲（如〈趙氏孤兒〉、〈完璧歸趙〉、〈鴻門宴〉、〈霸王別姬〉等）呢？這是因為他以畢身精力豎起了一座巍峨的豐碑，把筆觸伸向政治、法律、哲學、美學、倫理道德、天文、地理各個領域。他的作品絕不是出於杜撰，而是博覽群書吸取廣泛知識的結晶。他二十歲時，在父親安排下遊歷名山大川**，擴大眼界，增長知識、廣交朋友；任宮廷郎中時，隨侍漢武帝多次外出祭祀，每到一處都認真搜集當地史料；繼父職任太史令時，得以周覽石室金匱之書，大量積累文史資料，這才有本事寫出自三皇五帝至漢武帝長達三千年的中華民族發展史。這樣敘事生動、文筆雄健的巨著，難道不是以靜態資料拼湊出來的嗎？
史記的頭一篇是〈五帝本紀〉，太史公撰寫史記時，距離黃帝即位兩千六百年，距離堯、舜二帝即位分別是二二六零年和二一五八年，絕對不可能親自訪問黃帝與堯舜，那麼他除了飽讀宮中史書、深入民間採風之外，還有什麼不拼不湊不「抄襲」的妙計呢？
且看太史公是怎樣拼湊的：根據史料記載：有一次，司马迁发现《尚书》这本书上记载的一件事，和其它几本书上记载的不一样。为了弄清楚究竟哪一本书对，他就到国家图书馆去查找跟这件事有关系的记载，一连查了上百本书，才弄清楚《尚书》的记载是正确的。其他几种书上的错误，原来是出在一本书上，这本书错了，后来的人照样抄录，也就跟着错了。
为了写《史记》，司马迁还常常到外地去做调查研究。他根据亲自了解到的情况，把前人记错了的事情改正过来，把前人没有记下的事情补充进去。
有一次，司马迁研究魏国的历史，他听说秦国灭掉魏国的时候，曾经引黄河的水灌入魏国的首都大梁，淹死了许多人。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他便亲自到大梁去调查，果然亲眼看到了洪水淹过的痕迹，还从老年人那里，听到了当年魏国人民跟洪水和敌兵进行斗争的故事。他就把这些真实的故事，都记载在《史记》上。
以今日的標準，司馬遷的職銜，在臺灣，叫做國史館纂修﹔在大陸，重新標點廿四史奉周恩來命「總其成」的顧頡剛，銜頭是「總校」，而實質上，他執掌的工作不外乎是「編輯」性質。在香港，由於人口僅大陸的1/186，以致書刊的銷售量局限於四位數，優秀的書刊因政治禁忌不能內銷十三億人口的大陸市場，所以書刊銷售通常是大陸的一百份之一，作家與編輯的收入也等而下之，漸漸地人們對編輯這一行業卑不足道、等閒視之。然而在美國，入時代、麥克米倫、格林伍德、西蒙與舒斯特那樣的出版社當編輯，月俸遠遠高於大學教授。局外人多數不知道，編輯是作家的老師，最偉大的作家都是慧眼獨具的編輯發掘出來的，伯樂相馬，伯樂當然比一匹駿馬重要得多。
編輯是作家的保姆與老師
中國現代文學史告訴我們：一九二七年，葉聖陶編《小說月報》時，連續以重要位置刊出丁玲的小說《夢珂》、《落菲女士的日記》《暑假中》、《阿毛姑娘》等，遂使這位廿三的文學青年一舉成名。
曹禺的劇本《雷雨》被積壓兩三年無人問津，是巴金看到後，將之發表於他主編的一九三五年的《文學季刊》，曹禺由此成名。何其芳的第一部詩與散文合集《晝夢錄》、陳荒煤的第一篇小說《災難中的人群》，都是巴金編輯成書；劉白羽、蕭乾、蘆焚、臧克家、麗尼等人的處女作，都是在巴金手下出版，從而在文學界嶄露頭角。八十年代巴金主編大型文學刊物《收穫》時，提攜了中篇小說《人到中年》的作者諶容、《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作者張一弓，還發掘了文壇新人張辛欣、張抗抗、張潔、馮驥才、馬原、葉辛、路遙、賈平凹、王安憶、余華、莫言、蘇童、格非、閻連科等，這些人如今已成中國文壇的頂樑柱。而巴金的第一部小說《滅亡》乃是葉聖陶發稿的。
一九二五年徐志摩編《晨報》副刊時，一個月內連發三篇沈從文小說，使沈脫穎而出。七十年代林海音編輯聯合報副刊時，發掘出黃春明這位有才華的青年作者。還有，陳紀瀅抗戰期間編大公報副刊〈戰鬥〉時，提攜了數十位文藝青年，使之成為當代著名作家。
有一家大型出版社的老總告訴我，香港有位撈得風生水起的流行小說女作家，每頁稿紙平均有卅七個錯字，以至於出版社的責任編輯要像批改小學生作文那樣糾正此姝的句法、語法、修辭錯誤，倘若該編輯把她的作品一字不易印成書籍，一定會讓讀者笑痛肚皮。然而，她的小說賣幾萬本時，哪個讀者知道那位執行編輯所付出的辛勞呢？
一般人存在的偏見是，小說出自原創，傳記只是資料綜合。然而古人對作、述是分得很清的：發前人所未發是為作，而述則是指編述，取舊材料加以熔鑄、剪裁謂之述，二者同樣有價值。所謂「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再者，小說家的作品，大多數是出自社會新聞。譬如，某大報副刊的連載小說，都是取材於該報的社會新聞版，以情殺、婚變以及法庭新聞添加文學描寫而已。一般來說，名作家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多半是他自己的傳記，如李六如的《六十年的變遷》、劉知俠的《鐵道遊擊隊》、曲波的《林海雪原》以及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而大型的史詩式巨著都是取材自真人真事。例如，列甫‧托爾斯泰想寫一部關於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人起義的書，那場起義的領導人被沙皇尼古拉一世流放到西伯利亞，到獲得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寬恕後才返回家園。這些十二月黨人都是近衛軍軍官，都是貴族和理想主義者，多數參加過打敗拿破崙的戰爭，他們的自由主義思想都是在法國時吸收到的。為了理解他們的革命，他必須上溯至一八一二年，以至聯繫到一八零五年的敗績。於是他訪問了還記得一八一二年往事的老人，逛書店、向學者和圖書館借書，深入瞭解歷史事實的背景與當年風俗舉止。他研究了大量有關一八一二年前後事件的書籍、報刊、歷史著作以及人物傳記、回憶錄、書信、手稿，甚至在莫斯科《消息報》上刊登廣告「願以兩千盧布之高價收購全套《莫斯科消息報》及其副刊。」一八六七年九月，托爾斯泰專程去距莫斯科75英里的鮑羅金諾戰場，耗兩天時間乘坐馬車在雨中泥獰、坑窪不平的戰場上來回奔波，詢問年長的農民，做筆記，看地圖，確認軍隊設防的位置，想像不同背景的人物，然後耗兩年光陰寫出了四卷139萬字巨著《戰爭與和平》，羅曼羅蘭稱之為「有史之來最偉大的小說」。此書以一八一二年拿破崙侵俄戰爭為核心，敘述三個俄羅斯貴族家庭在戰爭與和平的年代裡，經歷生活中無數痛苦後，終於體驗出人生的真諦。全書人物多達559個，個個都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軀。
托爾斯泰的另一部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則取材於自己莊園附近的一個女人安娜‧斯提潘諾娃，她是地主比比科夫的管家兼情婦。比比科夫垂涎於年輕的家庭教師，且向她求婚。一八七二年一月四日，安娜悲憤交加，淒然出走，在一個小火車站上臥軌自殺。翌日，托爾斯泰目睹她身首異處、血肉模糊的屍體，受到極大的震動。
偉大的文學作品都不乏參考資料
《靜靜的頓河》是蘇聯作家蕭洛霍夫的代表作，它生動地描寫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國內戰爭結束這個動盪的歷史年代頓河哥薩克人的生活與鬥爭，全書四部八卷140多萬字，共寫了434人，結構複雜，畫面廣泛，內容豐富，因而榮獲1965年諾貝爾文學獎。蕭洛霍夫是以一位友人葉爾馬科夫為原型，塑造出男主角格里高利的形象。葉爾馬科夫是頓河地區的哥薩克人，職業軍人，曾參加一九一九年頓河哥薩克暴動，而蕭洛霍夫曾與他作多次深入的訪談。另外，蕭洛霍夫參閱的當時文獻、筆記、日記等，有五百萬字之多。這又算不算「拼湊」呢？
香港近年湧現十幾家編印政治歷史類書籍的出版社，自有其市場需要。由於大陸禁錮輿論、限止出版自由，造成香港出版業空前繁榮的局面——億萬大陸同胞，盼望通過香港這個前哨基地瞭解世界、研究歷史。香港沒有出版審查、郵件檢查制度及電訊檢查制度，人們從互聯網可以收看海內外的政治時事類網站逾二百個，其訊息量每日在兩千萬字以上，這是任何人都沒有精力通讀的。有等仁人志士當仁不讓，博覽群書，爬梳整理，將汗牛充棟的文獻資料、報刊文摘、網上佳作分門別類，編印成書，再配合時事推出市場，這是了不起的名山事業，大有利於歷史研究、學術研究與社會調查，即使其中個別書籍粗製濫造，亦應善意指點，協助編撰者再版時予以修正，似不應一筆抹煞所有編撰者的辛勞，那類書籍的市場佔有率本身就證明了它的存在價值，豈能貶得一無是處？
最後要指出的是，按照現行的版權法，無論書、報、學術論文，引摘他人著作不超過四千字是合法的，只要註明出處即可。在某些高等學府，指導教授規定博士論文的註釋不得少於六十條，此舉有促進學術交流、遏止一言堂的功能。像大陸某些作者，被人引摘了一句話就要興訟控告「抄襲」；還有些名人後代，因為史學家撰寫傳記時記載了名人的生卒年代與籍貫，就入稟法院控告史學家侵犯「私隱」；報刊登載某些新聞人物的標準照，常有家屬控告報刊侵犯「肖像權」，在在使人哭笑不得。這些舉動出自「十羊九牧」的不勞而獲思想，是對長期「人治」的一種反動，從一個無法無天的極端走向另一個糟蹋法治的極端。在港澳臺灣以及歐美自由世界國家是斷然不會出現這類咄咄怪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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