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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深刻揭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正目的及其瞞天過海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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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透毛澤東
·参透毛泽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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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華國鋒宮廷政變主觀上造成的惡果
·8.華國鋒宮廷政變客觀上產生的積極效果
·公权力异化极其严重!坚持專制獨裁只有死路一条!
·9. 从毛泽东苦心孤詣传位家天下梦幻的破灭看天意难违
·10.从毛泽东—华国锋的家天下帝王梦看中国的最佳政体制度
·11.华国锋宮廷政变对今日当权者极其重要的历史启迪
·12.結论(请详阅《大变革与新文明•聖君論》第十章面臨新甲午海戰……
·毛泽东文革有值得肯定的东西
●“文革”:共产中国民主革命序幕
·简论“文革”的历史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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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文革”的历史定性之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掩饰下的【夺权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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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文革”的历史定性之四、刘国凯等【人民文革】的准确说法应当是“百姓趁机维权抗争的有限造反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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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幸存者定论华国锋
·幸存者的见证
·华国锋的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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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发动【宫廷政变】的立场、动机、手段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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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人物卷
●百年反思初步:枭雄黑道隐性帝制祸国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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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是谁杀死了宋教仁:疑点重重 孙中山或是真凶

原网址:http://cul.sohu.com/20130409/n371960708.shtml
   
   2013年04月09日05:11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纪彭
   
     19913年3月20日晚,刚刚在大选中获胜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正准备乘火车由上海启程去北京晋见袁世凯,并参加4月8日开幕的新国会。此刻,不仅是宋教仁人生的最高峰,也是中国历史上距离民主宪政最近的时候。

   
     当于右任、廖仲恺、黄兴和陈其美等国民党大员与宋教仁话别时,突然杀出一名刺客,对准宋教仁背后连开三枪,这位年轻的政治家随即倒在血泊之中。黄兴等人立即将宋教仁扶上汽车,送往附近的沪宁铁路医院。医生马上动手术钳出子弹,发现弹头有毒。两天后,宋教仁不治身亡。
   
     宋教仁遇刺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了北京。袁世凯惊愕地说:“有此事乎?”看过电报,又说:“确矣!这怎么好?”宋案最大的嫌疑人赵秉钧在得到消息时,大惊失色的复杂神情更是耐人寻味,对此时任国务秘书的张国淦有详细回忆:“是日,国务院正开国务会议,国会选举事务局长顾鳌突进会议室向赵总理报告:‘前门车站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车站被人枪击,伤重恐难救’云云。总理大惊变色,当即离座,环绕会议长桌数次,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各总长相顾均未发言。少顷,府中电请总理,总理即仓皇去府。”

  轻松拿下真凶

   
     案发后,袁世凯下令江苏都督程德全限期破案,并悬赏万元缉拿凶手。破案过程则是出奇的顺利,短短三天,凶手武士英和他背后的应桂馨双双被缉拿归案。
   
     宋教仁遇刺后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21日,鹿鸣旅馆的两个学生到巡捕房报案,举报武士英。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只是个失业军人,在穷困不堪时,曾向同住在鹿鸣旅馆的两个学生借钱,并夸口杀人还钱。案发当晚,武士英回来就说自己有钱了,次日便离开旅社。3月23日,古董字画商王阿发到英租界捕房报称:一周前,因卖字画曾去巡查长应桂馨家,应桂馨拿出一张照片,要他谋办照片上的人,愿出酬金1000元。王阿发自然不敢答应,而宋教仁遇刺后,照片见于各报,竟与他所见照片相同,于是报案。
   
     巡捕房立即对应桂馨实施抓捕,并在一家妓院将其抓获,武士英随后也很快被擒拿。巡捕房在应桂馨家中搜获凶器,以及密电码三本,封固函电证据两包,皮箱一个。证据显示,应桂馨策划暗杀了宋教仁无疑,但是这绝不是故事的结局。背后必然还有人。从应桂馨家搜出的密码本上注有“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等字样,而电文内容将矛头指向了国务院秘书洪述祖。
   
     经查,洪述祖和应桂馨有大量往来电文,其中涉及宋案的有以下几条:
   
     3月13日应桂馨在给洪述祖的电文中称:“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主动提出要除掉宋教仁。同日,洪述祖回电“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辨理”等语。次日,应桂馨致电洪述祖:“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等语。3月19日,洪述祖回电有“事速照行”一语。3月20日半夜两点钟,即宋教仁被害之日,应桂馨致电洪述祖有“所发急电令已达到,请先呈报”等语。次日又致电洪述祖称“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
   
     从上述证据来看,洪述祖涉案是逃不掉的。更重要的是,上面应的电报,均有“转呈候示”、“请先呈报”、“望转呈”。那么转呈的对象是谁?显然不是赵秉钧就是袁世凯。不过,在此需要澄清一点,应桂馨并非根据来自北京的指示被动地执行暗杀命令,而是自己主动提出了杀害宋教仁的计划,而且在没有得到北京方面认可的情况下,已经自作主张地开始布置实施暗杀。

  黄兴指责,赵秉钧自辩

   
     应桂馨与洪述祖的电文公之于众后,赵秉钧便成了刺杀宋教仁的最大嫌疑人。4月26日,黄兴致电袁世凯指出“此案词连政府”并认为“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为暗杀主谋之犯”。因为“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所以建议“请大总统独持英断”。4月28日,袁世凯复电黄兴,指出赵秉钧虽接到应桂馨、洪述祖的来电,但并未回电,而3月13日之前往来电文,均为“解散会团及应、洪串谋挟制讹诈各事,词意甚明,与刺宋案无涉”。
   
     袁在回电中指出,不能因应与洪的函电就认定赵秉钧是谋杀主犯,他承认应桂馨与洪述祖图谋陷害宋教仁名声一事,并指出只是在3月13日才有“去宋”谋杀之意。赵发给应桂馨的密码本包含了公务成分,如果凭着这一条,不经侦查审讯,仅仅根据应、洪往来函电便将赵秉钧“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确实是“实非法理之凭”。不久,赵秉钧给上海地方检察厅一封公开信为自己辩护说:“程都督、应民政长宣布宋案证据,其涉及秉钧者,惟手书两件,然一为发给密码,一为请领津贴,均属因公”。赵秉钧的自辩是有一定道理的,从证据看,只有一份他发给应密码本的电文,是公务行为,应桂馨给他的电函是情报,虽然内容不堪,但他没有回复。

赵宋二总理的交情与利害

   
     赵秉钧于4月3日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说明他与宋教仁在唐绍仪内阁时期,一个是内务部长,一个是农林总长,既是同僚,又是至友。宋住在西直门外的农事实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无法出城,便住在他家,彼此无话不谈。宋教仁离京南下时,所欠五千元债务都是他替宋教仁偿还。这些话基本属实。
   
     据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所言:“宋以政客手腕,推崇赵无所不至,许以国会成立后举其为内阁总理,甚而选为总统,赵亦推许宋为大党领袖,应组织政党内阁。宋之更事,究不如赵,有时将党中秘密尽情倾吐,赵告以北洋底细,似亦无所隐讳”。章士钊也曾言:“顷读陈旭麓《论宋教仁》一文,称宋以调和南北为己任,曾告蔡元培曰:‘勿攻袁太过,且时与袁党赵秉钧、梁士诒等相周旋。’因而忆及民元吾在北京,有人为言赵宋过从之密,谓赵不时拍宋之肩而言事,状极亲近”。
   
     证据显示,赵秉钧确实涉案,但仅以“宋要来做总理,我往哪搁”这种理由去推论,未免过于草率。民国初年,各种制度极其混乱,各种官职也是走马灯似地轮换,仅半年多就换了三个总理。赵秉钧出任总理,还是孙中山和黄兴1912年7月到北京见袁世凯,由黄兴提出的,当时有个人选是国民党的沈秉堃,黄与国民党员们商议,多数人不服沈,折中出个赵秉钧。在国事未定、国会未开、宪法未定的情形下,总理之职是很虚的,今天你做,明天可能他做,为此杀人,怎么能杀得过来。
   
     宋教仁遇刺后,因为舆论反应很大,赵秉钧马上就上了辞呈,袁本来是想请唐绍仪再出山,命令都拟好,结果一个谋士提醒他“清君侧,诛晁错”的典故,意为即便撤掉赵秉钧,换上一个同盟会信任的唐绍仪也难以弥补双方的裂痕。袁世凯在最后关头改任段祺瑞代理总理。可见总理之职的瞬息万变。在那样不稳定的政局中,赵为自己职位去搞谋杀的可能性很低。

  应桂馨到底是谁的人?

   
     从现有史料出发,应桂馨为宋案的直接策划者肯定没有问题。问题是应桂馨背后的人究竟是谁!从应桂馨的历史着眼,他绝对是一个民党。陈其美、应桂馨和开枪杀害宋教仁的武士英都是共进社成员,同属国民党阵营。应桂馨是陈其美的密友。辛亥革命前,陈其美经常在应家留宿,关系非同一般。辛亥革命后,应桂馨担任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孙文回到上海后,应桂馨又被陈其美派去负责接待和保卫孙。孙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由应桂馨组织卫队,随行护卫。
   
     但是,在宋案发生前很久,应桂馨已经因“克扣贪污公款”而被孙中山就地免职。之后,他组织“共进会”自封会长,参与武昌兵变而遭黎元洪通缉。此时,国务总理赵秉钧的秘书洪述祖将其收买,不但通过关系让黎元洪取消了对他的通缉令,还将应桂馨召到北京,加封他为江苏巡查长,给予五万元活动费。回到上海,应桂馨用赵秉钧给他的密码与北京方面保持直接的电信联系。因此,应桂馨已经从民党变为袁党无疑。
   
     问题在于,袁世凯与应桂馨的关系并不深,如果袁世凯有意刺杀宋教仁,按理要选择最可靠的亲信来执行。一般情况下,行刺后安全逃脱的机会并不大,宋教仁遇刺时就走在黄兴与廖仲恺之间,武士英的逃脱实属侥幸。那么,至少要考虑到,如果刺客被俘,必须保证自己不被供出来,在十余万北洋军人中要找这样的刺客应该并不困难。而应桂馨本来是与革命派关系很深的人,以前是陈其美的亲信,作过孙中山的卫队长这样的机要职位,投靠过来不过几个月,与袁世凯仅有一面之识,一贯以行事严密周全著称的袁世凯,怎么会把这样关系全局的大事托付给相知很浅的应桂馨呢?

洪述祖与袁世凯的关系

   
     要了解袁世凯为什么用了应桂馨,我们就必须考察宋案的另一个直接涉案人员——洪述祖,他显然是个通天人物,洪述祖在政府中的地位虽只是内务部的一个秘书,但他却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可以越过赵秉钧直接挂上袁世凯,这使得赵秉钧的处境很微妙。从一系列电文可以看到,尽管应桂馨的情报里把对付宋教仁的阴谋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他,可赵秉钧并没有回复过一个字。赵授命洪一手处理此事,多少有不愿意沾手的意思。因为洪述祖与袁世凯这层关系,使他也不好讲话,从而放任洪,造成了事件的失控。
   
     早在2月2日,应桂馨汇报中称:已有败坏黄兴和宋教仁名誉的证据。洪述祖向袁汇报后,袁世凯十分重视。在2月4日,洪述祖在给应桂馨的信中要求应以后直接与他联系,不经国务院其他秘书。随后又表示“寄宋骗案由提票影片,籍可请款”。2月8日,洪述祖还在电文中提到“中央对此颇注意也”。 2月22日,他又发电说明“请款总要物件到后、国会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到3月6日,洪述祖对于应桂馨迟迟不能兑现诺言而只知要钱已经不满,在信中责备道:“此刻原件无有,连抄件亦未到,殊难启齿”。3月13日便出现了 “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等语。“毁宋酬勋”的“毁”字是指诽谤,并没有杀害的意思。因此 “毁宋酬勋”是指前面一直在策划的,购买宋教仁在日本诉讼案的证据,以败坏宋的名誉,并非指暗杀。
   
     应桂馨夸下海口,中央极为重视,一个多月却不能兑现,无法交差。此时,应桂馨狗急跳墙于3月13日提出:“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次日他又发电称:“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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