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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访民英雄陈小明妹妹长谈


   
    《纽约时报》刊载的《中国人权律师的孤独战斗》(一)-(四)值得一读,可以让各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律师、中国人权律师和不听话的律师。
   
    习近平和中共高层已经认识到美国律师中有四分之一是公职律师,是政府养起来并为政府提供服务的律师。法律援助律师是公职律师的一部分,而今天中国律师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并没有政府以及公司的薪酬,但是承担了中国人民百分之一百的法律援助工作。

   
    当习近平承诺在2017年底, 律师全面进入各地县、处级以上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担任专职法律顾问,而大多数老百姓还处在党和政府会给自己提供免费法律援助服务的梦幻中,还迷信自己会斗得过政府律师,还在做我付不起律师费自娱自乐的梦。
   
    今天中国老百姓还付不起高昂的医疗费,但是大多数人还在积极地张罗医疗费,为了自己,为了亲人。
   
    大多数人乐意为自己的儿女结婚准备几十万元,而不愿意支付一万元的律师费,维护自家的合法权利。这就决定了今天中国公民个体维权路还要走过几十年、上百年的路。
   
    五四后,中国人认识到知识分子是中国人民中首先觉醒的阶层,那时的知识分子占中国总人口还不到百分之一,而今天中国18-22岁的年青人有百分之四十五可以读大学,上海等地这个比例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五,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在法治方面还未觉醒。
   
    可以说今天中国律师是13亿人民中,在法治、宪政、人权等方面首先觉醒的阶层。
   
    谁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谁就是在误判形势,就是在落伍,就是被社会边缘化。
   
    有多少人知道,前苏联氢弹之父萨哈诺夫,因对共产体制发表了温和的批评意见,就被当局打成异见人士,长期被软禁,后获诺贝尔和平奖,他和苏联律师究竟是什么关系?
   
    近来,我看了二十多本中共出版关于研究西方法治、宪政类的书,其中有美国第一到第五任总统,除华盛顿打仗出身外,另四任总统都是美国的大律师。
   
    美国宪法起草时,有五十五位来自各州的代表,其中百分之六十是美国律师,这类书就公开放在上海各大书店的书架上。
   
    美国也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者,但这种暴力革命中,律师是主导力量,是中流砥柱。美国建国后继承了母国-英国的文化,就是基督文化,基督下的渐进法治推进演变的路。
   
    这种文化与中国的暴力的革命文化不同。今天中国主张暴力革命的人是五十、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只有嘴吧指责他人,而是没有行动的怕死鬼。他们出过一分钱去购买武器,制造武器吗?
   
    日前,上海访民英雄陈小明的妹妹到过我家,从下午三时谈到晚间十时半,我九年没见到她了,感觉她进步飞快,但人生有几个九年?
   
    我坦率提出上海访民这十年纪念陈小明,效果并不大而且偏离了主题。陈小明最主要的奋斗历程是与律师并肩战斗,在律师面前很谦卑,有许多时间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那儿。他在建设部召集上海访民的座谈会上,他的十分钟的发言稿,是他到我办公室,我为他起草、修改了三天。
   
    习近平要快速组建听话的律师队伍,出大价钱来组建这支队伍,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而我们的维权公民还在睡大觉。这就决定中共还有很大的执政空间,在体制未根本变革时,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访民、维权公民的个案维权注定是失败的。
   
    他们是时代的牺牲品,盲目的维权者是可悲的。什么时候中国老百姓能在同等的经济条件下,认识到看病花钱和找律师花钱属同等重要时,天不变也得变。不可否认,中共改革的三十年,医疗费涨了不止一百倍,而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涨了十岁以上。
   
    本文将结束时,上海老访民段春芳突然到我家,从中午12时30分许一直谈到下午5时。她从2009年入狱到2011年出狱,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她。8年了,她说起我曾经与她讲过的几十句话,分析过的几十个上海访民的案例,现在几乎全部兑现了。
   
    我曾经对她说过,到法院打官司,自己坐在原告席上,将律师写的稿子读一遍即可,千万不要其他访民做代理人,这帮访民只不过是乌合之众。共产党绝不会向访民让步,现在共产党对访民冷处理,访民们彻底死掉……
   
    段春芳认识到,共产党将逐步淡化信访体制,最终关闭信访体制,强化公检法体制,访民们将白辛苦一场。她还高度赞赏了韩国的文在寅,从人权律师成为总统,但卢武铉她还不知晓,他是文在寅的前辈,从一个商业律师成为人权律师,由一个富豪律师走向街头抗议军政府,韩国人民一人一票选举他为总统。
   
    八年不见的段春芳进步了,但人生有几个八年?一个中国公民当事人就不应珍惜与律师们相处的日子吗?今天美国的人权律师还不到美国律师总数的百分之一,要求中国的30万律师个个成为维权律师、人权律师、免费律师,不顾世情、国清、政清,对中国律师提出过高的无理要求,正中当局的下怀.
   
    事实上今天还有多少维权律师和海内外的组织、个人、媒体,愿意支持上海的一些老访民?这些人是自己走到了咎由自取的死路上。
   
    我与陈小明妹妹和段春芳交流的内容,应是一个公民刚走上维权路时,至少应了解的abc,一个维权者在上访三年后,对这些abc的游戏规则还不掌握,那你已经落伍了,一步步走向失败。
   
   
   
    中国人权律师的孤独战斗(一):“活在真理中”
    (博讯2017年08月02日发表)
   
    梁小军刚吃完早饭就收到了头一条即时讯息:他的朋友们正从家中和办公室里消失。这则消息本身并没有特别之处。作为中国的一名人权律师,梁小军不得不接受现实:时不时地遭遇一阵打压,是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无法回避的风险。
    他还逐渐熟悉了中国为了管控异见者而经常采取的施压和胁迫手段:让他们和来自政府的监管人一起“喝茶”,频繁被司法人员造访,遭受警方的骚扰。但2015年7月10日早上,梁小军知道,严重得多的事情正在发生。
   
    他现在意识到,前一天那令人不安的事件,其实只不过是前奏。那天早上,他刚睁开眼,就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从知名人权律师王宇那里传来。
    去机场送丈夫和儿子坐上一趟红眼航班后,王宇返回自己的公寓,发现家里断电、断网。凌晨时分,她群发了一条狂乱的讯息,描绘了几个男人试图闯进她家的情形。
    王宇随后就联系不上了。那天,梁小军和他在维权界的同仁联署了一份请愿书,呼吁政府迅速释放王宇,不要伤害她。但他告诉我,“我们对此没有想太多。这种事时常发生。我们担心的是她,而不是我们自己。”
   
    第二天早上,请愿书公布到了网上,梁小军的手机被新一波恐慌的消息淹没。逮捕从早上7点半左右开始,三名男子在北京边缘地带的一家酒店抓住一名著名律师,往他头上扣了一个黑色的厚头罩,押着他匆忙走过大堂。与此同时,警察对中国人权界的法律枢纽锋锐律所进行了突击搜查。工作人员匆忙地在即时通讯应用上散布了这个消息。在警察冲进大楼之后,他们突然失联。
   
    梁小军依然去上班,努力假装这是寻常的一天,尽管令人绝望的消息继续在中国散布开来。其中一条写道,“赶紧逃。”到下午晚些时候,近60名律师被拘留或失联。关于被突查的律所、被带上手铐和头罩的朋友和同事的消息在网上散布开来。梁小军独自坐在北京西部自己不大的办公室里,看着手机不停传来灰暗的新消息。他的同行们在一个个消失。
   
    几乎密不透风的通讯管制加重了身陷重围的感觉。就在那天早上抓捕开始时,在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中流行的即时通讯应用程序Telegram也断线了。它的服务一整天都没有恢复,那是因为该公司的服务器遭到了持续的网络攻击。该公司表示,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不过袭击来自“东亚”。
   
    梁小军不想吓到妻子,晚上回家后才告诉她发生了什么。然后他开始做准备。他洗了个澡,整理好自己的房间,拥抱了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大约晚上10点,他的手机响了。是警察打来的,命令他立刻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我告诉妻子和儿子,我很快就回来,只是找我谈话,”他对我说。但他心底里知道实情:他们终于来抓他了。
   
    对中国的刑事辩护律师来说,生活从来都不容易。在1979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没有任何刑事司法系统:共产党组织了苏联式的警察和人民法庭,处理相对无足轻重的犯罪行为和地方纠纷,不过它们的主要职责是确保对党的绝对忠诚。
   
    甚至连名义上的法律体系根基宪法也只能算是不甚成熟,这还是从好的一面看去。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确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取缔“剥削制度”。
    几乎不停歇的党内清洗、革命运动和政治动员在最好的情况下让法律变得无足轻重,在糟糕的情况下法律则成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分子的工具。
   
    19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带来了司法改革。毛泽东此前在他的一场意识形态运动中清洗和摧毁了新生的律师界。法律专业和刑事司法系统从零建起,但自打一开始就存在问题。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研究中国社会和法律问题的教授刘思达说,按照设想,这些新法院并不独立于当权者,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
   
    辩护律师常常像罪犯一样被对待,还会因为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责而被骚扰和监禁。来自中国律师协会的信息显示,1997至2011年间,在中国至少有143名律师因为代理刑事案件而被逮捕、拘留或殴打。遭受惩罚的威胁——或者在一家对政府很友好的律所做一份舒服差事的诱惑——促使许多律师根本就不接刑事案件,或者只是去迎合当局随便什么想法。
   
    到2000年代初,江泽民带领下的中国领导层开始在统一意识形态方面采取相对温和的态度——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正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需要获得美国的首肯,而当时,美国正就中国国内的政策向其施压。
    新一代中国律师也开始进入法律界,科班出身的他们“会读到关于宪政、关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东西”,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研究国际法的学者艾华(Eva Pils)说。“那时候的学生对美国宪法的研究真的和对中国宪法的研究一样多,他们竭力思考让宪法发挥效力的方法——想要给它注入生机与活力。”
    法律界内部的讨论浮出水面:在法律得不到尊重的社会,从业的律师是否应该循法律途径解决问题?面对自身权利和保障慢慢被绞杀的情况,一些律师得出结论,在一个不公正的系统里,只有诉诸法外途径——公开信、微博、抗议、公共宣传活动——真正的法律原则才能得到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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