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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和49年后中国首次自发的民主游行

徐文立和49年后中国首次自发的民主游行
   
   
   
   

   1979年10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星星美展”游行,因为十年后规模巨大、轰动世界的“六四”运动的遮掩,多少有些被冷落于布满尘埃的历史角落中。甚至有许多人误解把“星星美展”游行误解为一场维权游行。
   实际上,“星星美展”游行的意义豪不逊于“六四”运动,且它组织的成熟与获得的成果,是“六四”运动无法比拟的,可以说,“星星美展”游行与“六四”运动,是同样开明专制条件下,“和理非”(或曰:“公开、透明、守法)抗争一成一败、一正一反两个样板。
   
   
   首先需匡正,“星星美展”游行不是维权游行,而是一场民主游行。因为“星星美展”游行喊出的口号是:“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远远超出了讨还一己或特定群体损失(要求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发还没收的艺术品,赔偿损失;有关方面提供正式的场地,让“星星美展”继续展出)的维权范畴,而上升到了改变政治体制的境界。
   
   而且,这也是1949年来中国第一次自发的、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游行。有人认为“四五”运动是第一次,但“四五”运动的诉求是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以悼念周恩来的方式),属于中共内斗的范畴,并不具有民运的性质,这也是邓小平上台后平反并高度评价“四五”运动的真正原因。
   
   
   
   “星星美展”游行的主要策划者和指挥者是徐文立,当时的徐文立三十六岁,正当一个青年政治家的黄金年龄。当年的徐文立在“星星美展”游行的过程中,表现出了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大局观、高超的组织策划能力、敏捷的思维、果断的作风、以及完美拿捏分寸的平衡感,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都是一个领导“和理非”抗争的人,所必须拥有的、近乎完美的素质。
   
   “和理非”抗争要想成功,必要有当局“能够让步”这一条件,徐文立根据(赫鲁晓夫时期)前苏联的民间艺术家的成功经验(当年前苏民间艺术家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当中举行艺术展遭到打压,经过“和理非”抗争取得成功的经验),结合当时的形势,准确地判断了当时中共当局能够让步的形势:抓住“三十大庆”的机会进行游行,能够迫使中共当局让步;
   
   徐文立很有分寸地定下了游行的基调:在维护宪法的基础上,“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既提出体制诉求,又给当局台阶下;
   
   游行前徐文立非常周全地递送文件、张贴文告、制定路线、侦查踩点、开会协调鼓劲、、.避免授予当局法办、打压的口实,展现了类似于周恩来的精明、强干、细致作风;
   
   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游行指挥者徐文立灵敏的嗅觉和把握平衡的分寸。在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门口,老徐眼见公安局摆出的谈判桌和便衣的拍照、录音,敏锐地洞察到针对游行,中共内部开明、顽固两派的较劲,迅捷地作出了“见好就收”的决策,抓住当局的“不追究”和“向上反映”、“妥善解决”承诺,体面结束,游行者全身而退。
   
   事后证明这一决策非常关键,因为当时政治局内,针对游行,开明派胡耀邦与顽固派争执得到的折衷结果是:
   
   先不抓人、不追究,但如果游行者硬闹不退,就抓人、追究、严惩!
   因此,如果胡耀邦主张的对话、安抚等措施用过后,游行者不退或闹得更凶,接下来就是军警的残酷镇压!据说当时抓人的公交车都已经准备好了。
   
   关键时刻,徐文立先生指挥游行队伍借坡下驴、全身而退,不仅保全了队伍、也助长了以胡耀邦为首的党内政改派的权威,且令顽固派找不到目标、挑不起事端、有力使不上而陷入被动!
   
   其结果,当然就是“星星美展”的维权诉求全面实现,其政治诉求部分实现:因为中共的让步,“星星美展”得以多次合法举办,而观者如潮,国内外影响巨大,而从1979年至1989年“六四”前,中国艺术界得有黄金般的十年(相对)最自由时期!
   
   因此完全可以说,徐文立策划和指挥的“星星美展”(虽则没有完全实现诉求),其成果也是1949年以来空前的——中国民间的民主抗争,第一次迫使中共当局作出让步!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星星美展”游行,都是“和理非”抗争的成功经典之作,足以上教科书。
   
   
   我常常想,如果当年徐文立象“六四”时期的学领一样,眼见当局摆出谈判桌,便觉得机会来了,飘飘然地竭力鼓吹激进,率领游行队伍死活不退,包围公安局进行绝食抗争、、.会以何等的凄惨收场?其结局必是被早已待命的军警打得头破血流,大批民众入狱,“星星画展”组织及以民刊组织为龙头的“民主墙”团队被一网打尽,而胡耀邦恐怕也会早早被顽固派赶下台,根本当不到1987年!
   
   我常常想,如果当年天安门广场的领袖不是柴玲,而是徐文立,历史会如何改写?显而易见,如果那时的指挥者是徐文立,断不会有逆赵紫阳开明而上的“5.13”绝食,在赵紫阳承诺“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呼吁学生复课的“五四”讲话之后,老徐必然宣布民运取得重大成果,果断指挥学生退场复课,从而令赵紫阳团体威望大增,而以李鹏、姚依林、陈希同为代表的顽固派,必然被推出作“激化矛盾”责任者,下课跌瘫!
   
   从此,在赵紫阳的领导和部署下,今天的中国,不仅早已实现了宪政民主,台湾、香港必早已与大陆实现了邦联制的统一、、.何来今天习近平治下、比江泽民时期都恶劣万倍的局面呐!
   
   我常常这么想,想得热泪盈眶。
   
   历史可以假设,但历史已无法改写。
   
   
   当然,有人会不服地说,“星星美展”游行不是徐文立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徐文立、刘青、黄锐、王克平、马德升、曲磊磊、吕朴、北岛、芒克、赵南、路林、、.共同的奉献。但是,徐文立是游行口号的授意者、、.从策划,到组织,到指挥,徐文立均起了主要作用,这是另两位“一线指挥”刘青和黄锐都承认的事实。徐文立就是“星星美展”游行的灵魂人物。
   
   对于徐文立,一平先生的评价很高,他说:徐文立他们那时候的理想和良知都是很了不起的,他们的行动,都是多年的准备和精心组织的行动,是在主动推动时代前进,他们与临时被时代推到风尖浪口的“六四”学生领袖是不一样的。
   
   
   当然,对于一场“和理非”抗争,光有徐文立的才干,也是不够的。“和理非”抗争要想成功,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政府能够让步,显而易见,“星星美展”游行之所以取得成功,胡耀邦的开明同样至关重要,试想,如果统治者横蛮无耻、不吃那一套的话,几百位游行者的身躯,怎抵得住军警的棍棒和子弹呢?
   
   换了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必然对游行镇压不眨眼,而且一个比一个更狠。
   
   由此也可见:“和理非”的抗争,是要有统治者的一定开明为条件的,否则,“和理非”之路根本走不通。在今天习近平当局比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均更为专制黑暗的暴政下,“星星美展”式的游行,基本游不起来,即使游起来也会快被残暴镇压。
   
   
   虽然胡耀邦、赵紫阳式的统治者,也是“和理非”抗争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有了胡耀邦、赵紫阳,没有徐文立式的组织策划能力和平衡感,也是不行的。同在开明专制下,“星星美展”游行的空前成功,而“六四”运动结局的空前悲惨,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曾零距离接触过徐文立前辈,他仪表堂堂、衣着得体、精力旺盛、接人待物娴熟,社会活动能力很强、思维敏捷、作风果断且周全谨细、、.深有周恩来之风,其人接受能力卓越,智商很高,年逾古稀,却能熟练使用当时刚刚冒出来的手机GPS新功能,且多才多艺,其书法和绘画都功底不俗。
   
   请看“星星美展”游行前的一刻,徐文立说服前来阻拦儿子参与游行的一位母亲(发起者黄锐的母亲)原话。徐文立说:
   
   “黄伯母,作为一个母亲,为了儿女总有操不完的心。‘十一’要由我们这些人在北京举行游行,这样大的动静,你为孩子担忧,我完全理解。
   当然,我相信黄伯母为自己的儿子会想得更加长远。您知道黄锐是‘星星美展’的发起人,现在,‘星星美展’受到警察的骚扰破坏,还没收了他们的艺术作品,您说我们能够不愤怒吗,能够不声张正义吗。游行,我们也不是非游不可,如果他们向艺术家们道了歉,送还了艺术品,给予展出场所,我们不一定要游行;可是他们非但不道歉,连跟我们谈一谈都不肯,这场游行是他们逼出来的啊。
   黄锐,也是这次游行的发起人,是他和他的朋友邀请我们来这里为他们声张正义的,如果在这个时刻,黄锐没有特别的理由,撤了,那么他今后还怎么做人,他今后还会有朋友吗?
   我相信,黄伯母一定是为黄锐的长远着想、深明大义的好母亲,一定不会让他成为永远失去朋友的人。黄伯母,您请放心,如果一定要游行的话,我们这些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包括我徐文立,一定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如果当局抓人的话,抓的一定是我们;如果当局开枪的话,打伤、打死的也一定是我们!我们一定全力保护黄锐他们这些艺术家!”
   
   话说到这儿,黄伯母说:“你都这么说了,我也不再说什么了。”(见徐文立回忆《1979年10月1日民间人士举行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游行——记民主墙的一场行动》)
   
   这不活生生地象是周恩来在做说服工作吗?
   
   
   然而,徐文立前辈的缺点,就和他的优点一样突出而鲜明。他人际关系上太过洁癖,无法容忍别人(特别是同道)在接人待物上的一丝不得体,同道的一次失礼、一次失态、一次失信、甚至一次误会,都会导致他的翻脸相向,对他所痛恨的人,别人若有一丝好评,也会造成他的怒形于色、、.以致于陈泱潮和多人大骂他是“民运王伦”。
   
   由此也可以理解,有洁癖不容人的徐文立,对粗线条不拘小节的魏京生,必然是水火不容!
   
   从才干来说,徐文立只是半个周恩来,他深有周恩来的组织能力、和周全谨细的的作风,却没有周恩来团结人、笼络人的性格。
   
   很有意思的是,徐文立和魏京生的优缺点,相互俩俩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照:
   魏京生有胆识、敢放炮,却不善于发展组织;
   徐文立精明强干,善于发展组织、指挥行动,却不能长久地团结人。
   本来,魏京生和徐文立是最有互补性的,他们之间闹得势不两立,是中国民运的巨大遗憾。
   
   对此,我的态度是:既坚决反对否定徐文立,也坚决反对否定魏京生。我始终认为:魏京生、徐文立、秦永敏是民主墙前辈中最为杰出的三个人。
   
   我们必须继承前辈,才能创造新高。
   
   我想对那些恶骂徐文立“有罪”的人说:徐文立何罪之有?他对民运的贡献必彪炳千秋!
   
   我想对那些诬蔑魏京生是街痞、流氓、窃贼的人说,敢为炮打邓小平“天下先”的魏京生,就是中国民运的崔健和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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