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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习近平主义之十四

   谢选骏:论习近平主义之十四
   
   《发展习近平主义进行开创性的内部创业》(2015-01-19 11:40:30吴迪)说:
   
   


   如果说毛是开天辟地者,邓是守成者,那么习要做的不亚于全面的内部创业。创业不易,守成更难,内部创业就更难。眼下不应是羞于打旗帜的时候,应该全面系统地搭建起习近平主义,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虽然西方一直在渲染中国的强大和对美国霸权的巨大威胁,但在我的眼里,中国正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最危险的时期,所谓大厦之将倾,谁人击楫中流。危险在哪里?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自己。最大的一个忧患就是社会体制(Social Institutions)的塌陷,新的社会体制又没有被系统性地搭建。苏联的教训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多民族国家最惧怕的——社会体制的塌陷;光靠国家机器,无法把这么多民族捆绑在一起。
   
   社会体制是在特定社会中,管理不同种类个人行为的可持续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最重要的社会体制包括信仰、国家治理、经济体制和法制体制。只有强大的社会体制,才是像中国这样的历史性的多民族国家繁荣统一的保证,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最广泛的可能。
   
   搭建新的社会体制,首先是个打旗帜的问题。我以自己的经济学训练为基础,写过一系列的文章,阐述中国社会体制的问题,提出过很多解决方案。所以我看懂了习近平目前的一系列改革,可以说是击中了中国社会体制问题的七寸。
   
   如果说毛是开天辟地者,邓是守成者,那么习要做的不亚于全面的内部创业。创业不易,守成更难,内部创业就更难。眼下不应是羞于打旗帜的时候,应该全面系统地搭建起习近平主义,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美国有许多以总统命名的主义,比如里根主义、克林顿主义,中国为什么不可以?
   
   习近平主义的建设,将是系统性地搭建中国新的社会体制的开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将是继续完成现代中国尚未完成的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最关键的一役。正如我在《中国的毛泽东困境》中所阐述的,习近平主义要面临的信仰领域最大的挑战,就是共产主义已经失去了凝聚力和号召力,很难用来动员全体人民投身未完成的国家建设。面对皇帝的新装,不能再视若无睹。关于这点,其实习已提出了良策,那就是“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梦绝不仅仅是汽车和高收入,而更多在于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实现最高的社会地位和认可,不论他们出生时的富裕状况和家庭地位。我在《走进习近平的中国梦》中提出,要用社会流动性等经济学工具把“中国梦”量化,接上地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历史性多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Nation Building极为重要。我在英国6年,填过无数表格,发现英国的种族划分极为简单,比如我很想填自己是汉人,但每次我只能和印度人等归为亚裔(Asian)。
   
   中国的民族太多了,像汉人、满人、维人这些划分应该统统消失,打造成一个中华民族就够了,甚至可以为此特造一个新词在全球范围推广。中国要想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一条路是无可回避的。民族是历史的包袱,中国要轻装前进。
   
   讲完了信仰,接下来谈国家治理。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我读了,深契我心。如果政府的执行能力软弱,再好的社会制度也只是摆设,这当然也包括民主。福山很敬佩中国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西方不少媒体对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充满了艳羡之词,但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这些洋大人要是能在中国下基层,当村长、乡长、县长,一路当到省长,就该知道“中央集权”在中国是很弱的,只是弱的程度不同罢了。
   
   “政令不出中南海”是句大实话。财政是关键,看看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在各级层次的零和博弈就知道了。中国的国家治理,在本质上并未打破延续千年的“门阀政治”和“藩镇割据”格局,面子千变万化,里子始终如一。关于这一点,我在《中国央企改革事关大国兴衰》中做了详细的阐述。中国国家治理的里子上千年都打不破,现在就能打破吗?回答是肯定的,国家治理也是生产力,而技术进步能带来生产率的飞跃。能给中国的国家治理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技术进步已经来了,并且趋向成熟,这就是高铁、大数据和云计算。“门阀政治”和“藩镇割据”需要宽广的地理缓冲区和信息缓冲区,而高铁、大数据和云计算可以有效打破这些缓冲区,成为推进全面深化的改革的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最后要谈的是经济体制和法制体制的大戏,那就是建立健全财产权法制度,和对资产征税的法规体系,唯此“依法治国”才能打破利益集团固化和制衡缺失的僵局;被垄断禁锢的财富才能更多地涌向农民、中产阶级和农民工这些阶层。他们才能拥有更多资源加入内需的洪流,中国经济才有可能成功转型。
   
   但问题是立法容易执法难,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人情大于法,权大于法的社会,能否打开执法环节的死结,将是“依法治国”的成败关键。要杜绝“人亡政息”,形成长治久安的稳定局面,就必须把解决方案法制化。中共要想百年执政,唯此一途。
   
   习近平主义是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社会体制坍陷挑战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再争取30年和平发展,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有期。
   (作者是中国经济研究学者)
   
   谢选骏指出:为了突出“内部创业”的重要与更难,可怜的邓小平就被打成了“守成者”。其实,邓小平与其说是毛这个“开天辟地者”后面的“守成者”不如说是一个“颠覆者”。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才能够扮演“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仲裁角色。由此可见,历史确实是由胜利者写的。同时,也说明了、证明了,在彷徨之中莫衷一是的中国社会,现在对于一个新的“主义”的需求是多么强烈。大家甚至在“还搞不明白这个主义是什么”的时候,就打出了这个主义的旗号——这个主义就是习近平主义。
(2017/07/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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