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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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的先驱: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

理学的先驱: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

   东海附言:儒学中,理学受到的误会、反对、打击特别重而久。几乎在理学产生之初,就已经产生了对理学的种种误解、乱批和排斥,并很快形成政治性的反理学运动。为之辩护澄清,刮垢磨光,儒生有责焉。

   应黄明雨先生邀,自2017-6-19至7-7日,为辛庄示范师资班讲《宋儒与理学》。明公黄中而通理,诸生尊师更重道,共沐宋风儒雨,探讨圣言天理,经史相参,教学相长,切切磋磋,何乐如之。

   讲座分为十个部分:一,理学的先驱: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二、北宋理学五子;三、朱熹生平、思想简介并为朱熹洗冤;四、理学思想概要;五、熙宁变法与荆公新学;六、宋代学术之争;七、元祐党案和庆元党案;八、佛道在宋代的影响和理学对佛道的批判;九、反理学运动;十、三教论。

   今根据讲义整理出《理学的先驱: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文字稿,儒友们先睹为快。其余内容待据讲义和录音陆续整理。余东海2017-7-10

   理学是宋朝儒学的核心和代表。讲宋儒和理学,要从胡瑗、孙复、石介三位先生讲起。《宋元学案》头两篇《安定学案》和《泰山学案》,就是讲胡瑗、孙复和他们的学派的。学案即记述学派内容、师弟传授、学说发展的书。

   要讲胡瑗、孙复,又不能不先讲范仲淹。胡瑗、孙复两位都是由范仲淹推荐,才得以在朝为政并开展讲学事业,可以说是他们的领路人。

   范仲淹于理学五子之一张载有引导之功。《宋元学案•序录》说:“晦翁推原学术,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人圣人之室,尤为有功。”高平是范仲淹出生地,横渠是张载出生地。

   范仲淹特别善于举贤任能,除了胡瑗、孙复、张载等人,一代名将狄青、一代名相富弼都得到过他的赏识、鼓励或提拔。朱熹的《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一说:“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胡瑗、孙复、石介、李觏(gòu)等等都是范仲淹门下贤士。

   狄青为下级军官时,范仲淹对他很器重,授之以《左氏春秋》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从此折节读书,后以武官任枢密使,成为一代名将。富弼少年时好学,范仲淹见而奇之说:“王佐之才也”,并把他的文章给王曾、晏殊看,晏殊就把女儿嫁给了富弼。宋仁宗恢复制科后,范仲淹推举富弼为茂材异等,富弼从此进入官场,最终成为一代名相。

   范仲淹自己就是北宋前期儒家群体最有代表性的、也是众望所归的人物。南宋罗大经说:“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第一,富韩皆不及。”《宋史•范仲淹传》说:“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范仲淹二岁丧父,少年苦读。《宋明臣言行录》记载:“范仲淹二岁而孤,母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辞母,去之南都入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馕粥不充,日昃始食,遂大通六经之旨,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大通六经之旨,可见其经学修养很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后来写进了范的名作《岳阳楼记》,成为千古传诵的名言。

   朱熹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朱子语类》)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宋仁宗宝元元年至庆历三年(1038年—1043年)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经略西线边防,夏人不敢犯。西北边陲民谣说:“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羌人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夏人称其为“小范老子”,说“小范老子胸有十万甲兵!”(《范文正公年谱》)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上奏折《答手诏条陈十事》,说出一个定理:“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提出“明黜徙、抑挠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重命令”等十项改革要求,史称庆历新政。十项要求大概如下:

   一是改变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的制度。打破年资制,重视才能和功绩,鼓励破格升迁;二是纠正贵族子弟不经考试,即可直接当官的“门荫”制度;三是改变以诗和背诵经文取士的科举考试内容,改为考策论,考察考生的政治经济军事能力;四是严格选拔地方官,罢免年老、多病、贪污、不才的官员;五是按干部级别给予多少不等的“职田”,以养其廉;六是每年秋收后督导州县开河渠、修堤坝,搞农田水利建设;七是招募民兵,三季务农,冬天训练,有事打仗;八是裁并州县,减少政府设置,减少干部数量,减轻农民负担;九是朝廷有大赦、减免税费等恩惠,要督促检查,落到实处;十是朝廷要重视法令,克服朝令夕改、前后矛盾、令而不行的顽症。

   新政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宋朝在京师建立太学,在各州县普遍建立学校,并且改革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和评判的标准,都自庆历新政始。胡瑗教学之法得到肯定和推广,也是庆历新政的产物。“庆历中,天子诏下苏、湖取其法,着为令。”(《安定学案》)。

   庆历新政推行了一年多就夭折了。“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以致“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范仲淹年谱》)。其中最关键的是,改革“门荫”制度,触动了大量权贵的利益。

   汉唐高官也有世袭,只能子孙世袭。北宋扩大世袭范围,中高级干部的子孙、亲戚、随从甚至门人,都可以不经考试而为官。每逢重大庆典、祭祀,皇帝会大量批准干部子女或亲属门人当官。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一个翰林学士职务以上的官员,任职过了20年,兄弟子孙出任京官就可达20人之多,滥竽充数,莫此为甚。北宋时期,每年靠“门荫”当官的人数远远超过了通过科举考试当官的人数。宋仁宗时,世袭当官现象愈演愈烈。

   《答手诏陈十事》第二条就是纠正“门荫”制度,其后他又主持起草《任子诏》等重要文件下发,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于是,一些已退未退的高官带头,用各种理由向仁宗施加压力,恳求恢复旧制。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监暗中串通,通过各种手段对范仲淹新政团队进行打击,包括经济问题、栽赃诬陷和诬告范仲淹等人结党。

   党论兴而迫害起。范仲淹与富弼等“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请罢政事。”“其在中书所施为,亦稍稍沮罢。”(《范仲淹传》)。范仲淹被贬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于途中病逝,年六十四。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

   著名的范氏义庄就是范仲淹亲手创建的。《宋史•范仲淹传》记载:范仲淹“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他在苏州创立义庄,以俸禄购置义田作为宗族公产,用以周济族人,“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并设义学,供族人子弟入学。

   范氏义庄将孝悌、仁义、忠信、尊老优老等儒家价值观贯穿于慈善之中,使慈善事业极富教化功能和社会影响。义庄设立后,仿行者遍及江南。清道光二十一年苏州《济阳丁氏义庄碑记》说:“苏郡自宋范文正公建立义庄,六七百年世家巨族踵其法而行者指不胜屈。”义庄历宋、元、明、清至中华民国八百余年绵延不绝,成为中国慈善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民间慈善组织。

   范仲淹深厚的儒家思想和强烈的道德精神,为理学的兴起培育了相应的文化氛围和道德土壤。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定周敦颐为道学开山鼻祖,同时进一步追寻其先河:

   “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朱子语类》)

   朱熹说宋代儒学即理学的兴起“亦有其渐”,渐即端绪。代表这个端绪的是范仲淹、孙明复、石守道、胡安定。后三人被称为“宋初三先生”,又称“理学三学生”。《宋元学案》这样介绍胡瑗、孙复两位:

   “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安定沈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安定似较泰山为更醇。小程子入太学,安定方居师席,一见异之。讲堂之所得,不已盛哉。”

   胡瑗很有经学修养,以“圣贤自期许”,强调“明体达用之学”。其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重在经世致用。胡瑗在苏州、湖州一带任教实行的教学方法史称“苏湖教法”,宋仁宗庆历中,朝廷兴太学,“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

   胡瑗“白衣而为天下师”,毕生从事教育,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三十年左右,历任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天章阁侍讲等。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江苏省志稿》和《江苏乡土志》都说:“胡瑗,理学先驱,为二程所宗,朱熹总其成。”

   钱穆说,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学,以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者也。”“盖自唐以来之所谓学者,非进士场屋之业,则释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于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树其体于我躬,必学术明而后人才出,题意深长,非偶然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可见“明体达用之学”所针对的“进士场屋之业”与“释道山林之趣”。而这两者也是理学家认为的学之大弊。程颐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程氏遗书》)“三弊”中,“溺于文章”和“牵于训诂”属于“进士场屋之业”,“惑于异端”是惑于“释道山林之趣”。如果没有这“三弊”,则“必趋于道矣”,可见向道学发展,是“明体达用之学”逻辑的必然。

   胡瑗桃李满天下。王安石变法时,胡瑗弟子在朝中“十常居四五”,宋神宗曾有“胡瑗与王安石孰优”之问。《安定学案》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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