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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苦行的医治作用

   谢选骏:论苦行的医治作用
   
   苦行的一种方式,终生举起一臂。
   
   通常认为,苦行(梵文:तपस्,Tapas)是印度各宗教所修行的一种方法,印度教中人们通过苦行获得神灵的祝福,或得到解脱。通过各种超越自然、超越自我的修行,来达到目的。如藏密噶举派密勒日巴,在获得了法的真谛以后,来到了人迹罕至的山洞,山崖上苦行。以远离八风、五毒的干扰。获得了大成就。


   
   苦行常流行于印度文化圈,在印度提倡苦行的宗教有耆那教、印度教等,在印度、尼泊尔常有苦行僧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带著象征湿婆裨的三叉杖,边走边吟诵古经文。苦行僧必须忍受常人认为是痛苦的事,如长期断食甚至断水、躺在布满钉子的床上、行走在火热的木炭上、忍酷热严寒等事情,来锻炼忍耐力和离欲。有部分人单脚站立一站就数十年。
   
   唐朝时玄奘记载古印度的部分苦行僧的苦行方式,先在河里打下一根桩子,竖起一个很高的柱子。在柱子旁,再竖一根稍微矮一点的柱子。每天早晨,成群结队的苦行僧,就爬这个柱子。一只手搭在高柱子上,一只脚踩在矮柱子上,还有一只手和脚就张开,头要抬高,脖子要伸直,看着太阳的方向,随着太阳慢慢旋转,以此来修行,看着在天穹中旋转太阳,人也在转,有的人在这里一练就是几十年,直到支持不住掉进河里淹死为止。
   
   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成佛前曾修苦行,“昼便入林中。夜便露坐……至冢间。取彼死人之衣。而覆形体……日食一麻一米。形体劣弱。骸骨相连。顶上生疮。皮肉自堕。犹如败坏瓠卢……”。后来发现修苦行并不能达到究竟,于是转以其他方法修行成佛.释迦牟尼佛曾在优罗毗罗村收留五名苦行僧,此为佛经上记载的“初转法轮”创立佛教。创立佛教后,释迦牟尼认为苦行不是脱离苦海的最好方式,他开始提倡“中间之道”既不苦行亦不纵欲,自此以后佛教从印度提倡苦行的诸多宗教中脱离出来。虽然佛教修行是非苦行的中间之道,但对现代的华人来说佛教僧侣清心寡欲的生活已经够“苦”了,因而有部分对印度文化不了解的华人把佛教僧侣错当“苦行僧”。
   
   在非印度文化圈中也存在苦行的行为,什叶派穆斯林在过阿舒拉节时,常裸露上身对自己进行鞭打,更有甚者在鞭打的铁链中装上刀刃,使其本人被鞭打得鲜血直流。
   
   在香港,偶有示威人士,每走数步就跪地一拜,其示威方式会被香港媒体称为“苦行式示威”。
   
   谢选骏指出:其实,苦行是各种宗教的惯常行为,绝不限于印度文明。例如基督教的许多宗派也和重视苦行,尤其在东方。先秦的墨家也倡导苦行。
   
   那么,苦行为何可以流行呢?原来,苦行具有的医疗的作用。
   
   我在1990年代完成的《五色海》如是说:
   
   对人类行为(如苦行或是殉道)起源的探究,不应停留在宗教教义、道德训诲、或理论学说的字里行间;而应深入到苦行者的心理深处、生理需要的底里。宗教是本能的一个延伸,尽管它时常克制“容易的、低流向的本能”,而追求高纯度的本能力量的结晶,从而采取了反本能的假象。在生活的斗争中,理论学说也极少发挥“指导”作用,它倒更经常地去为已然的行为作辩护;或对将要发生的事,做出预告而已。社会的压力,只能使人一时间地托庇于某种思想洞穴,却不能持之永远。不错,人是在历史的框架中活动的。历史研究者,若不因此把历史中的人当作活动着的人去研究,就不免谬之千里地把人等同于标本(作为某种主义的历史解剖学的毫无生气的样品)了。
   
   苦行僧们,用肉体上的折磨,来转移精神上的压制。可他们最终全都失败了。他们所得到的,只是慢性自杀或急性疯狂,而不是什么最终的解脱。事实是:皮开肉绽与饥饿困苦,虽然有助精神和情绪的平稳,但并不能达到解脱的彼岸。
   
   历史上的许多宗教、艺术大师,莫不精通此种转换之道。他们在生活的祭坛上重新找到了一个归宿──献身于某种理念的归宿。死亡触发了再生。对他们而言,苦行真是不苦,因为那里充满了内外平衡所含蕴的宁静。各个时代的托钵僧、自鞭教徒,并不是“迷信”的产儿,他们所以那样做,各有其深刻而隐蔽的生理需要。
   
   文化,无助于人的解脱。这是横遭古今一切智者哲人忽略的要点。文化上的东西(艺术、宗教、修炼甚至酒和山水……),甚至帮助不了心的解脱;它们最多只是暂缓一些紧张感而已。以临时麻痹为形式的内在压力,可以抵消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外在压力吗?这些抵消的企图,永远都只获得微不足道的成功。
   
   科学,无非是遂行人本主义的一个手段。要害不是科学至上,而是那投身于“魔鬼怀抱”的浮士德式的狂热,和把自己典当给“有奶之娘”的人本主义尤其是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像日尔曼神话中的皮尔·金特和浮士德,就是这类人本主义的典范。正如一次大战后在俄国、意大利、德国迅速冒头的独裁者,也是以“现世幸福”如四个五个现代化之类的糖衣炮弹去蛊惑群众心理的。
   
   有的官方学者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科学至上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在现代精神文化急剧没落的背景下,恢复文化生机的最好途径是回归到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大道”上。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真是个莫大的误会,甚至是有意用鱼目来混珠。要知道,科学至上的迷信心理,根本上是信奉人本主义的。科学主义者申说,是为了人的幸福,才去叩开科学的城门,深入科学的洞府……我们并不怀疑说话者的诚意。但是,科学至上了,人的幸福与自由怎能不完结呢?因为手段成了目的,所以“保卫者”必定再次成为“胁迫者”。
   
   “弑父”的悲剧又在上演……其关键无非在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不足以完全满足人的各种需要。要知道人的内心需要,是很难用电脑计算出来的,也难以用物质手段彻底满足他。在很大程度上──人,并不确知自己“是什么”并“到底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又如何能着手满足他?而我们一再发现的事实,却与人本主义的幸福观大不吻合。──人,是需要压制的。当物质意义上的压制解除了,他便本能地感到精神上的压制。当精神上的压制也解除了(尽管这是很难的,比前一种解除尤其难)──他便感到空虚、绝望,甚至不惜去寻觅压制、寻觅苦难。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苦行僧团,就是这么形成的。
   
   生理上的证明是:苦行僧比囚犯们更能吃苦耐劳。
   
   心理上的证明是,修道者比奴隶更具有服从精神。
   
   而且,是在不失人格和尊严的前提下,人做了超级的囚犯与奴隶,即自觉的囚犯与奴隶──这是不朽的力量所致。
   
   更有甚者,是那些“吝啬人”。他们节食缩食,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但又缺乏苦行僧们心理上相应的松弛状态。结果是单面的支付,他们永远戒备着,永远紧张地算计着他们心中的财富,但舍不得破费些许以偿答辛劳。为了满足过于亢奋的储存欲,他们不惜忍饥受冻,以至于病、以至于死。储存欲在这里成了什么?成了有机体的虐待狂,成了鸬鹚脖子上的套圈。
   
   生命需要压力,它甚至追求压力。缺乏压力或压力不足,会使生命陷于休克。一如过强过猛的压力,常会使之昏厥过去。人,尤其如此。我们看到颇费解释的“自讨苦吃”:古代和现代的苦行僧们,残酷地折磨自己的肉体,并非为了现代市民唯一理会的功利目的。于是现代的市井学者,就冠之以“变态”与“自虐狂”的恶名。但只要用人性的透镜审视一下,就不难发现,这类自戕行为的功能其实在于,向(由于缺乏压力而陷于衰靡的)存在体,施加“无意义”(即缺乏世俗功利价值)的压力,使之振作起来以避免生命因外压过小、内压过大而造成的失控及“内出血”。所以,许多自戕行为并不是虐待,更不是自杀。这是生命在特殊情况下特定追求的“保养方式”!
   
   人与他所创造的概念和依据概念做出的玩意儿不同,说到底他本身是一个自然物!人的文明迄今尚未改变“人自身的自然状态”,相反,文明本身反而是人体这自然物的附注。但是人们的所作所为,却是与此顺位背道而驰的,人们却热衷于追求“高于自己”、“比生命这一自然物更为持久”的东西。被强烈的超自然幻象给迷住了的人们,甚至不惜为此抛弃自己的生命,成为殉道者──这是怎么回事?
   
   在我看来,这种看起来“背弃生物倾向”的举动,可能指示出了生命的延伸度,尽管它的极端表现常在形式和细节上,否定了生命的日常活动。“生命的延伸度”表明,此种延伸有时会采取一种“折磨生命的姿态”,这时,生命因为无法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便认定“敌人就是自己”。这样,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成了“通过牺牲换取收获”──原始人的血腥祭祀,文明人的虔诚苦行,都是这样的“天路历程”。
   
   这就是“苦行的医治作用”。
   
   这就是“苦行的再生功能”。
(2017/06/2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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