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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死于“国民党的文革”


   
   
   
   谢选骏:王国维死于“国民党的文革”

   
   毛泽东文革的开始于1966年,而国民党的文革则是开始于1927年,后来在“新生活运动”中达到高潮。
   
   正如我在《现代南北朝》里论述的,毛泽东其实没有创造性,他的伎俩多是从斯大林、蒋介石、孙中山哪里学来的。
   
   (一)
   
   《王国维之女解读乃父投湖自杀之谜》指出:
   
   罗振玉为何仿写伪造王国维“遗折”?
   
   王国维为什么要到颐和园鱼藻轩跳昆明湖自杀呢?
   
   关于这件遗憾事,讨论的人很多,关于原因,也各有不同的见解,包括“罗振玉先生逼债说”、“罗振玉先生带回女儿说”、“殉清说”、“时局逼迫说”等。东明回想起来,可能是各种因素促成的,导火线则是大哥潜明突然病逝,大哥的妻子罗孝纯却被其父罗振玉带回去自己照顾,父亲受到很大的刺激。
   
   1918年,大哥19岁在上海结婚,大嫂即罗振玉之次女。父亲与罗振玉先生初为师生,继为朋友,终为儿女亲家,关系实不同寻常。
   
   然而好景不长。1926年9月,潜明哥在上海突染伤寒症,本已好转,但实际并未痊愈。这类病在恢复期忌吃生硬之物。大哥喜欢吃硬饭,后来又发作了。父亲听闻大哥病危,即由北京清华园乘车赴上海,其病已无救。父亲在上海为他主持丧事。罗振玉也到上海慰问,并安慰自己的女儿曼华(字孝纯)。丧事办完,罗振玉就带着女儿回到天津罗家去了,当时称之为“大归”。
   
   父亲个性刚直。他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寡欢,而罗振玉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然后,他把大哥的抚恤金及其生病时大嫂变卖首饰的钱全部汇去罗家。他们寄还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了一沓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有道。
   
   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欢颜,不及一年他就投湖自尽了。
   
   夏天的清华园,在往昔平静的学术氛围中,增添了忙碌和紧张。1927年6月1日(阴历五月初二),离端午节还有三天,谁也想不起过节,忙的是清华园学院毕业生的毕业。
   
   学生们忙着向老师告别,请老师题字。父亲也为学生题扇。中午,举行导师与毕业生的叙别会,席仅四桌,席间父亲那桌寂然无声,因他惯常寡言笑,大家也习惯了。后来有位山西籍的学生听传闻北伐军将至,怕时局会乱,敦请父亲去他家乡长治。父亲答道:“没有书,怎么办?”接着梁启超起立致词,表扬学生成绩优秀,对清华研究院满怀希望,“继续努力,清华必成国学重镇无疑”。父亲点头赞同。
   
   下午,同学分别到各老师家话别。有几位学生到家拜见,父亲不在家,经电话询问,知他在陈寅恪先生家。父亲得知有学生来家,当即赶回会见学生,恳切论学。
   
   晚饭时,学生方告辞,晚上戴家祥(浙江瑞安人,历史学家、古文学家、经学家)等拜访父亲。他曾为文回忆当晚的情形:“是晚,某与同学谢国桢,谒先生于西院十八号私第,问阴阳五行说之起源,并论日人某研究干支得失。言下涉及时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焉!”父亲还告诉他们:“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
   
   谢国桢(河南安阳人,著名明清史学家、版本目录学家)记述这次会面如下:“先生未逝之前一夕,祯尝侍侧,谈笑和怡,诲以读书当求专精。既而曰:‘时事如斯,余全无可惜。惟余除治学外,却无从过活耳。’盖先生之死志,着之久矣。”父亲送走两位学生后,回屋继续评阅学生试卷。回忆中,父亲当夜熟眠如故,并无异样。
   
   1927年6月2日(阴历五月初三)早上一切如常,父亲早起盥洗完毕,即至饭厅早餐。那时我们兄弟姊妹虽没有上学,但必须与父母亲同进早餐,不能睡懒觉。
   
   父亲餐后必至书房小坐,大概是整理些什么,如有东西需带至公事房,总是叫老佣人冯友跟随送去。这一天,他是独自一人去的。到了研究院教授室之后,又与同事商议下学期招生事,并嘱办事员到家里将学生成绩稿本取来。昨夜他为谢国桢纸扇题字,偶称谢国桢为“兄”,此时又慎重将“兄”字改为“弟”字。
   
   一切料理妥当之后,他向研究院办公处秘书侯厚培借两元钱。侯厚培身边无零钱,就借给他一张五元的纸币。当时教授习惯身边并不带钱,侯也不以为意。两人谈话甚久,父亲走出办公室,就去清华南院校门外两旁守候的人力车中,雇车赴颐和园。进园前,命车夫等候,并付洋五毫。
   
   父亲十点多钟走入颐和园,漫步过长廊,在石舫前兀坐沉思,不多久即步入鱼藻轩,吸纸烟。大约十一时左右,从鱼藻轩石阶上跃身入水。有清洁工闻声即来救助,捞起后,已气绝。时投水最多两分钟,看来父亲死志已决,用头埋入淤泥中,窒息而死。因为那里水浅,死前背上衣服还未湿。
   
   大约下午三时左右,颐和园中的工作人员问门口车夫,何故在此久候。车夫告知有一老先生命其在此等候。工作人员告知有人投湖自尽,叙述投水者衣着、相貌,一一符合。该车夫即奔回清华报信。
   
   其时,三哥贞明刚从上海转到燕京大学准备就读,母亲久等父亲不归正感奇怪,就命他中午回家吃饭,到清华找父亲。在校门口问车夫,才知父亲早上搭35号车往颐和园,即西奔往探。途中正遇上35号车回校,车上坐着一名巡警。三哥认识这位车夫,待巡警问明三哥身份之后,一起折回颐和园,接着又到警察局备案。这是6月2日下午四时左右。
   
   到了下午七时许,清华学校全校之人均已知晓此事。晚上九时,教职员、研究院学生二十余人,乘两辆汽车至颐和园。园门已关,守兵不许进入,经再三交涉,始准校长曹元祥、教务长梅贻琦及守卫处乌处长入视。
   
   6月3日晨,母亲带着我们及教职员、学生等入园探视。时父亲遗体仍置于鱼藻轩亭中地上,覆以一破污之芦席,家人及学生莫不痛哭失声。
   
   下午四时检察官始至验尸,此时在父亲口袋中,搜出遗嘱一封,并现洋四元四角。验尸毕,即由校中员生及家族护尸至颐和园西北角园门处之三间空屋中,于此正式入殓。棺木运来甚迟,直到九时,才正式运柩至清华园南边之刚秉庙(太监们敬仰的鼻祖神仙,类似关帝里的关公)停放。
   
   校中员生来者均执灯步行送殡。麻衣执拂,入寺设祭。众人行礼毕,始散,已6月3日晚上十一时矣。是日送殡者有清华教授梅贻琦、吴宓、陈寅恪、梁漱溟、陈达;北京大学马衡教授、燕京大学容庚教授,研究院学生均前往送灵。
   
   父亲死后,法医在父亲口袋中找到遗书一封,纸已湿透,然字迹清晰,封面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因为当时大哥已逝,二哥又在外地工作,所以写了三哥的名字。遗书内中云: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墓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这份遗书是父亲自沉(阴历五月初三日)的前一晚写的。据母亲说,他当晚熟睡如常,并无异样,可见他十分镇静,死志早决。
   
   依了父亲的意思,我们不曾请风水师择坟,也没挑选“吉日”,就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一块地把父亲葬了。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封的谥号“王忠慤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
   
   “王忠慤公”是有一段来历的。父亲去世之后,罗振玉先生送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父亲的“遗折”给皇帝,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文字。宣统皇帝读了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量后,发一道“上谕”为父亲加谥“忠慤”,派贝子溥忻前往奠醊,赏陀罗经被并大洋两千元。
   
   “遗折”是罗先生命他的第四子仿父亲的字迹写成的。罗振玉先生为什么这样做?想是要利用父亲“忠于清室”来标榜自己吧!
   
   这些年来,凡是有关父亲的任何资料我都尽量剪存并仔细阅读。时间越是长远,越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对父亲的感情与愧疚,正如父亲的词句:“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蝶恋花〉之五)
   
   三哥说,想到父亲生前:“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之情境,总会怆然而泪下。
   
   谢选骏指出:从上述记叙不难看出,王国维是被北伐军的暴行给吓死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不想受辱,所以像后来毛泽东的文革里的老舍、傅雷等人一样选择了自杀。所以我说,“王国维死于国民党的文革”。
   
   国民党的文革不是孤立的行动,而是相当广泛的。
   
   (二)
   
   谢选骏在《国民党曾经发动的“文革”》里指出:
   
   梁思成《中国雕塑史》记载:
   
   “北齐北周之雕刻,由历史眼光观之,实可为隋代先驱。就其作风而论,北齐北周为元魏(幼稚期)与隋唐(成熟期)间之折冲。其手法由程式化的线形的渐入于立体的物体表形法;其佛身躯渐圆,然在衣褶上则仍保持前期遗风,其轮廓仍整一,衣纹仍极有律韵。其古风的微笑仍不罕见,然不似前期之严峻神秘;面貌较圆,而其神气则较前近人多矣。此时期可称为过渡时期,实治史者权宜感兴趣之时期也。北齐时代虽同,然地方之区别则极显著。北周遗物,今见于陕西一带者,率皆肥壮,不似北齐河北所遗玉石像之精巧。今山西天龙山所存此期遗物最多,然前数年山西国民党党部以打倒偶像号召,任意摧残,其受损害如何,不敢设想。”
   
   《中国雕塑史》这本书是根据梁思成一九二九一一九三○年在东北大学时讲授“中国雕塑史”的讲课提纲编辑而成的,所以“前数年”当在北伐的“联俄容共”时期,那时,“山西国民党党部以打倒偶像号召,任意摧残”古代文物,明显与四十年以后发生的“文革”,一脉相承。
   
   不论国民党发动的“文革”还是共产党发动的“文革”,都是第三期中国文明对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清算,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第三期中国文明对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清算——在这种意义上,蒋介石和胡适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帮助了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争议,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没有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共产党就无法在中国获得合法性,也不能获得漂白、上台执政。
   
   即使反共义士蒋介石本人,也是靠联俄容共起家的,他的儿子蒋经国不但是共产党徒,而且一手提拔同样是共产党徒的李登辉,这个“三连炮”决定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是一体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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