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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毒瘾和党性


   谢选骏:张学良的毒瘾和党性
   
   张学良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吸毒者。他的许多行为都是毒瘾发作的体现。与此同时,张学良还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共产党员,他的许多行为都是共产党党性的发作。他的矛盾,就是一个黑社会打手小弟的矛盾,又想花天酒地苟且偷生,又不得不执行老大的任务和命令。
   

   
   《千古罪人张学良究竟无耻在哪里?》说:
   
   【1】虎父犬子
   
   人们常说,“虎父无犬子”,但事实往往是:虎父出犬子。例如纸上谈兵葬送赵国精锐40余万的赵括;例如乐不思蜀拱手出降的刘禅;再例如,一枪不发丢弃乃父张作霖苦心经营几十年、拥有百万雄兵、千万百姓、无数兵工厂军火库乃至飞机野炮装甲车之东三省的张学良。
   虎父出犬子的原因,在于虎父忙于征战,疏于教导犬子,犬子养尊处优,不知人间疾苦,骄娇为气酒色为友,空有虎父营就的舞台,并无腾挪舒展的功夫,自然变成败家子。“少帅”流连于北平的酒场舞会中,正所谓“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于温柔乡中乐不思东北,兼之“少帅”是个吸毒鬼,每日“鸦片枪在手、快活似神仙”,欲这样的人抗日爱国,不亦难乎!
   张作霖在民族气节上是铁了心的,对苏俄毛子毫不退让,对日本人的手段也是软硬不吃。日本军部曾经研判:若与张作霖的剽悍善战之东北军开战,以张作霖的智谋军术,日军没有必胜速胜之把握,而一旦战事胶着,东北军得到全国支持,则日军就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因此也一直想解决张作霖。但是最终,却由更恨张作霖的苏俄,派出红色特工炸死张作霖,并嫁祸日本军方,而该红色特工,由此而成为苏俄“国家英雄”,被斯大林召见授勋。
   昏君上台,总要先杀几个先王忠臣以“树威”,但那还是江山稳固之际。张学良一接班,即面对日本关东军(驻朝鲜)的随时入侵,面对苏俄长期虎视眈眈的侵略野心,竟擅杀杨宇霆、常荫槐、郑谦等老臣,以巩固权力,这不仅失掉了自己最重要的军政支撑,更令东北军将士寒心。张学良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吸毒者。他的许多行为都是毒瘾发作的体现。与此同时,张学良还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共产党员,他的许多行为都是共产党党性的发作。他的矛盾,就是一个黑社会打手小弟的矛盾,又想花天酒地苟且偷生,又不得不执行老大的任务和命令。
   
   杨宇霆出身日本士官军校,雄才伟略,爱国之心强烈,不仅是张作霖最信任的托孤之臣,长期担任东北军军师(总参议),在东北军政各界威望最高,为张作霖打江山乃至入关执政立下汗马功劳,更是张作霖被炸死后迅速稳定局势,扶持张学良继位、并促成南北统一东北易帜的最关键人物,而杨事后为免张学良忌恨,已经辞去一切职务,清廉自守。而常荫槐,被东北人看做是“最能干的人才”,作为黑龙江省长、交通总长,常荫槐主持修造了打通、奉海、北宁铁路,维护了东北的路权,瓦解了苏俄中东日本满铁的垄断,更设立10万山林警察,配置进口武器,遏制了苏俄日本的侵略渗透!
   在被杀害当天,杨宇霆常荫槐是找张学良汇报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收回路权、维护民族利益!两人均是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大功臣,最为日本和苏俄忌恨!张学良却无耻地将他们杀害!在被命令捏造杨常罪状时,帅府秘书长郑谦愤怒质问张学良:“咋干这种事呢?!”张学良无言以对,三天后又把郑谦秘密杀害。“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张学良如此自毁长城,东北不待日本苏俄侵略,已不可守!张作霖虽然出身土匪,但归顺朝廷后尚无滥杀恶行,对兄弟同甘共苦,张学良如此大逆不道,张作霖在天有灵,必当痛心。
   张学良上台时,关内的国民革命军已扫平中原,定都南京,张学良既无对抗中央之能力,又无对抗苏日之意志,为保存实力,曾按照杨宇霆等老臣的意见,由杨宇霆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使北伐军师出无名,也顺应天意人心,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借此将自己的外患压力踢给中央(后来蒋介石就成了张学良不抵抗的替罪羊),苏日要侵占东北就得和中央打交道,就得考虑国际外交军事全局,有所顾忌。
   但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军阀派系,没有哪个能真正服从中央调度指挥的,北洋政府时期如此,国民政府时期也不例外。盘踞广西一隅的李宗仁、白崇禧尚且跟蒋介石的“中央”内耗了近三十年之久,何况拥兵自重的新“东北王”张学良与刚刚组建内忧外患的南京国民政府。新军阀对中央的态度,一是拼命“索取”,从官职到地盘到金钱到军火;二是拼命“自保”,拒绝缩编拒绝改组拒绝作战拒绝支援;三是拼命“欺骗”,以少报多冒领军饷,以多报少力图扩张,口号动听拒绝实行,争功踊跃遇过推诿。张学良便是这样一个新军阀。
   
   【2】不抵抗将军
   
   张学良一“易帜”,蒋介石便授以全国级军事重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蒋介石还与之结拜兄弟,待之非薄。“9.18”事变一爆发,时在北平温柔乡里度春宵、销金窝里吞大烟的张学良便急令东北军撤退入关,让日本人大喜过望,不费吹灰之力得此物资雄厚之沃土,以东北军遗留之大批军事物资(进口步枪12万支、机枪4000挺、大炮3000门、坦克26辆、飞机260架、兵工厂一座、弹药被服粮草均堆积如山),屠杀我百姓,并激起其更大野心,以东北为跳板和灭华基地,将中华民族迅猛推至国亡族灭之边缘。
   日军缴获东北军军工厂!
   此后,日军万余人进攻易守难攻的热河省,张学良带兵30万,居然不让中央军队和宋哲元等部队前来热河抗日,而是自己再次让日本人几乎兵不血刃占领热河,其中,日军仅派128人,就夺取东北军上万人把守的热河首府承德,再次上演9.18不抵抗的耻辱。故贼势益张,贼胆益壮,日本军少壮派认为中国军队完全不堪一击,狂言:“三个月可灭中国”!如果不是在随后入侵上海的战争中,国军拼死抵抗,让日本军方四易其帅,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大戏就早就上演了。
   然而,张学良却乘机对百废待兴的国民政府用了第一种态度——“索取”,索要天文数字的巨额军火粮食,完全暴露了丑恶的军阀嘴脸。此后,张用了第二种态度——“自保”。新改组上台的行政院长汪精卫飞赴北平,亲自施压,督促他出兵关外抵抗日军收复失地,张学良说:“我去抵抗,受了损失谁来补偿?!”气得汪精卫两眼含泪,表示:“连你我都指挥不了,一枪不发丧失东三省,我怎样向全国民众交代?!”张学良无耻地说:“交不交代是你的事,抵不抵抗是我的事!”汪精卫要求张学良辞职谢罪,张学良拒绝;汪精卫伤心至极,飞回南京后,立即宣布引咎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出国下野,以换取对张学良的惩处,共同谢罪国人!
   但蒋介石心存仁厚,又怕张学良走投无路投靠日本人,于是在免去张学良军职之后,又给了张学良一个华北军政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位置。在全国国民一致怒骂张学良“不抵抗将军”、“汉奸将军”、“鸦片将军”的怒潮中,他开始用第三种态度了——“欺骗”,张学良装出委屈状,透出风声说:是“中央”电令他“绝对不抵抗”!而大量的史料都证实:“中央”的电令是屡次下发,催促他“抵抗”,张学良拒绝执行。其实,如果蒋介石此时能实行守土问责,逮捕法办张学良,处以极刑,不仅可严明军纪国法,避免之后汤玉麟、韩复渠之类的大小军阀避战失地,更能唤起广大国民抗日勇气和决心,不至于后来造成那么多令人遗憾的灾难。
   1932年,民国最好的军阀、以“四不”(不发财不纳妾不做督军不住租界)出名的吴佩孚,也专程赶到北平,责问张学良为何9.18不抵抗,为何不出兵关外收复失地?吴佩孚怒斥:“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
   一个鲜明的对比,便是9.18事变后,张大军阀手下的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曾多次向张学良请战:“让弟兄们教训一下这些横行东北的小鬼子!”张不允,马占山仍然喊出:“日军欲占黑龙江,就让它以血来换!”马占山领导几百官兵组织了江桥血战,坚守半月之久,予日寇迎头痛击,后一直在东北游击抗战达14年之久,坚忍到了抗战胜利,至今日本关东军老兵,提起他的名字就怕。
   无独有偶,还有坚守山海关对日反击的东北军何柱国独立旅;还有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十九路军反击七万日本海陆军精锐,坚守数月,迫其四易主帅;还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取得喜峰口大捷的宋哲元三十九军;一些小小的地方军阀,尚且有如此的民族气节,堂堂正正的被某些人称为“爱国将领”的张“东北王”,居然就一枪不发屁滚尿流地窜回关内。守土者皆有责,掌军者皆须保家卫国,别说中央没有“绝对不抵抗”的电文,即便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也许是当时纵情声色酗酒吸毒的少帅毒瘾发作,什么都不在乎了。瘾君子为讨一时毒欲之满足,连灵魂肉体父母妻女都可出卖,遑论其它。
   
   【3】西安兵变
   
   从结果上看,1936年的西安事变的确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从动机上讲,张学良逮捕蒋介石,枪杀多名军政人员,绝对不是为了“抗日”。
   事实上,在军变之前,张学良的真实想法是联合杨虎城,与延安结盟,从而得到苏俄的大力支持,以西北割据为第一步,再进而控制全中国。1936年12月,自任西北剿匪总指挥的蒋介石在张学良蓄谋已久的力邀下飞抵西安,决定在全面抗日前,彻底安定国内。这个消息,对于同任副总指挥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来说,是个好消息,把蒋介石抓捕杀掉。
   早在张学良动手杀害杨宇霆、常荫槐将军之前,东北名宿孙烈臣就曾预言:“将来杀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帅做得出来。”纨绔子弟无情谊,面对蒋介石的信任重用,以及兄弟结拜的情谊,张学良却动了杀心。军变中,张学良在临潼竟然杀害了包括蒋介石最器重的侄子蒋孝先少将在内的全部67名警卫;杨虎城在西安杀害了孙中山生前助手、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国民政府中央委员邵元冲和中央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军政要员,并杀害中央军警数百人,抢劫银行与百姓。
   1990年代,报刊上曾经公开揭露:张学良要联合杨虎城以及延安红军,组建“西北联合军团”,建立以张学良为首、以西安为“西京”的“西北联合政府”,并非为了抗日。苏俄考虑的永远都是自己的利益。张学良、杨虎城和延安建立“西北联军”和“西北联合政府”,可以帮助苏俄更好地攫取在中国的利益。可是,一旦捉蒋杀蒋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一旦失去公认的领袖,必将四分五裂,无力抵抗日军,不是迅速被击败,就是建立亲日的政府。这样日本必将开始已经准备了几十年之久的征服苏俄之旅,日本残忍的731部队的人体试验,有相当分量的冻伤实验,就是为进军远东做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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