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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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学儒化和儒学马化----与钱逊教授商榷

   关于马学儒化和儒学马化----与钱逊教授商榷

   最近,钱穆之子、清华大学资深教授钱逊在全国儒学会议上做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当代中华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的学术报告。他说: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一个吃掉一个,或一个化掉一个,而是二者各自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在新的形态上继续独立发展。二者相结合实现了两个过程:马克思主义经过中国化的转化,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儒学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儒学。中华文化在儒学的创新性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两者是统一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对钱逊教授的观点,我赞同一半,反对一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即儒家化,简称马学儒化,我高举双臂赞同;“中华传统儒学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儒学。”此为儒学马克思主义化,简称儒学马化,我坚决、强烈反对,期期以为不可。何以赞同反对,解析如下。

   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各个层面,儒与马皆格格不入。哲学上,儒学唯仁,仁本位;马学唯物,物本位。仁本主义与物本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皆背道而驰。政治上,儒学民本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人民放在第一位;马学党本位,把党放在人民之前。制度上,马家政治是党主制,经济是公有制;儒家是礼制和民有制(近乎西方私有制)。教育上,马家第一学科是马学,儒家第一学科是儒学……

   论基本立场、道德标准和政治原则,儒马不两立,别说儒学马化不可能,马学儒化也不可能,也是个伪命题。但是,就现实而言,马学儒化的思想取向有其重大意义,值得肯定。

   积弊深重,弃马归儒不可能一蹴可几的,任何人当国为政都不可能。质变需要量变的积累,就像革命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样,弃马归儒同样有赖于量变的持续,需要具备相应的政治社会基础。在一时不能去马的前提下,立马尊儒不失为次优选择,优于马家原教旨,优于马家与法家结合,也优于马家修正主义。有志之士应致力儒家事业,为未来彻底去马、真正尊儒创造条件夯实基础,但不应否定当局局部尊儒的努力,也不应否定马学儒化之追求的进步意义。

   马学儒化,意味着马家争取进步、趋向文明的努力和向儒家接近,儒化的过程就是去野蛮、去邪恶的过程。马家若能借助儒化,最后放下唯物论、党主制及公有制三大政治屠刀,退归百家行列,那就实现无害化了。故东海曾作《儒文化和马主义》一文,表示对马学儒化的支持。

   就学理而言,儒马不相容;就学者而言,儒马会互变。学生“而立”之前,立足未稳,如果学习马学,可能堕落为拜物教徒;马主义者在彻底物化、断绝善根之前,若有机会学习儒学,也有可能逐渐上升,变为正人君子。儒学饱含着真理,诉诸于良知,对学习者自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换言之,马学不能儒家化,不代表马党不能儒家化;马党不能儒家化,不代表马党中人和马国人民不能儒家化,不代表儒家化的努力无用。

   东海衷心赞同马学儒化,理由如上。但我坚决反对儒学马化。

   儒学是圆学,正如张载所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吾道,孔孟之道、中庸之道也。理义精微,根本圆满。一是理论圆满:彻上彻下,全体大用,彻里彻外,内圣外王;二是理想圆满:人格理想为圣人,从心所欲不逾矩,社会理想为大同,群龙无首,万物咸宁,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

   儒家坚持正道和中道,追求极高明而道中庸,至广大而尽精微。在思想学术上,茧丝牛毛辨析精微,不容一点差错和混乱。如果思想学术混杂,意识形态有误,问题很大,后患无穷。《近思录》记载伊川先生语:

   “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终则不可救。如「师也过,商也不及」,于圣人中道,师只是过于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则渐至于兼爱,不及则便至于为我。其过不及同出于儒者,其末遂至杨墨。至如杨墨,亦未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推之便至于此,盖其差必至于是也。”

   二程认为圣学无偏。若过或不及,就会出问题,甚至流为异端。杨墨也并非全然无父无君,但其流弊就会无父无君。故慎思明辨、择法之眼非常重要,故韩愈称赞孟子辟杨墨“功不在禹下”,孟子也以大禹治水、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和孔子作春秋自喻并宣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东海学舌曰:能言距马列者,圣人之徒也。

   儒学贵纯不贵杂,不宜杂染异端外道。孟子辟杨墨,宋儒排佛道,原因在此。比起杨墨佛道来,马学毛思错误更严重,危害性更大。为了维护儒学理义上和根源处的纯洁,凡我圣人之徒,不能不予以严厉的批判。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马学的错误是双重性的:将民粹主义与极权主义圆满结合。民主主义、平等主义、平均主义都属于民粹主义范畴,与极权主义一体两面,相反相成。平等、民主一旦扩大化主义化,就会从自由的价值从属演变为自由的敌人,往往有极权主义相依而起。古今中外造反派,或以民粹始以极权终,或一开始就是民粹、极权双轨并行,原因在此。

   马学中也有很多美妙的承诺和所谓的理想,但只能是永远不可能兑现和实现的巧言。原因很简单:马家的唯物主义三观、社会主义道路、党主制和公有制的制度模式,都与其承诺和理想背道而驰,为南辕北辙作了最深刻的注。马家越真诚,奋斗越努力,离它们的承诺和理想就越远。

   我说过,宗教极端主义是现中国一大祸源,但不是最大的,最大的祸源仍非马学莫属。政治之祸、社会之祸、宗教之祸最大也有限,文化之祸则具有潜在性和无限性。而且,政治、社会、宗教之祸往往植根或引发于不良的主体文化。占据宪位的马学是中国内忧外患和人道灾难的源头。

   近年来一些官员和知识分子开始承认腐败是全方位系统性的,但论及原因,仍多不着调,不老实。其实腐败两大根源在此:一是马学,二是马制。我在旧作《文化性腐败》中开宗明义指出:中共的腐败是制度性的,更是文化性的。若不剑指马学马制,反腐只能是锯剑式的外科手术。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在马家政治中,修正主义比原教旨好,“不争论”比旗帜鲜明好,即右比左好,邓小平比毛氏好。但是,这种好非常有限,无改于本质的坏。所谓的改革开放,无非外科手术,治标不治本。要治本,必须把手术刀指向马主义,彻底切割马学毛思,全面回归中华文化。那才是真正的好,真正的拨乱反正。

   当年邓先生主张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不争论”,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是可以的,但不能一直苟且下去。意识形态问题是政治核心问题,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基本品质和架构。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意识形态就是最大的名。

   马学作为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最大的拦路石。这块硬石头迟早要搬走。豺狼当道,莫问狐狸;恶石挡道,莫捏软柿。捏软柿也是好事,比万马齐喑和道路以目好,但儒生和公共知识分子更应该顶硬上,勇敢地面向并把手伸向拦路石。

   摆在中国面前有三种制度选择:党主制,民主制,新礼制。一是马路,二是西路,三是中路。反道统之本,开中华之新,依据仁本主义道统开出来的新礼制,可以汲取上古禅让制、传统君主制、西方民主制等优点。无论是选择民主制还是新礼制,都必须从宪位上驱逐马学,或换上西学,或改为儒学。

   或谓批毛批鲁迅也罢了,现在批马克思过早。我知道,或许十年内驱逐毛氏可以,驱逐马学需要更长的时间。但要复兴儒家重建中华,必须驱逐马学。要驱马,又必须将它批倒批臭。万事开头难,但总要有人开头的。先知先觉者必须负起觉后知、觉后觉的责任来,儒者自当当仁不让。

   钱逊教授“儒马结合,相互转化”的观点,在学界和体制内儒学界颇为流行,东海有同意也有异议,特此分解如上。钱逊教授乃钱穆先生公子,大贤之后,纵然不同意,听不进,至少有容人之量,能容忍我剖肝输胆的真话。2017-6-6余东海 首发北春

(2017/06/0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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