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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中共基层干部是瓦解中共专制的特效办法

    打击中共基层干部是瓦解中共专制的特效办法
   
   
   
   


   
    对执行中共暴政的基层干部,究竟该不该反抗?总有好些故作高深的迂腐人说:中共的暴政出自上面,与下面的执行者作对,无济于事,对自己也很危险!
   
    也有貌似激烈的人说:要杀,就杀制定暴政的人,杀那些城管、公安小喽喽有什么用?他们并以此否定杨佳、夏俊峰等武力抗暴者的价值。
   
    其实这些观点似是而非,且毫无可行性。
   
   
    的确,“冤有头,债有主”,制定暴政的中共高官,是最该打击的对象,如习近平、王岐山、张德江、俞振声、刘奇葆之流。问题是他们安保严密、戒备森严,民众根本无法接近他们,更遑论打击他们。“六四”之后,中国撕下“人民政权”的伪装,赤裸裸法西斯化,打造警察国家,如今市一级的官员,老百姓都已很难接近。
   
    因此,反对派要“打蛇打头”——打击暴政的制定者,毫无可行性。
   
    但是,广大中共的基层干部,他们并没有严密的警卫,老百姓也容易接近他们,他们的住所、家人,也无法与普通老百姓隔离开来、、.因此,打击他们是完全可行的。
   
   
    那么,打击中共的基层干部,对于动摇中共专制,真的无济于事吗?非也!现阶段,打击中共的基层干部,恰恰是瓦解中共专制的特效办法。
   
    因为,现阶段打击中共的基层干部,会严重动摇中共统治集团的士气,且会大大增加其维稳的成本。
   
   
    “六四”大屠杀,加上“六四”后邓小平的“南巡”全面走资,导致共产党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因此,从江泽民时期到今天,中共广大基层干部之所以帮中共维持统治,全靠利益驱动。
   
    理想主义丧失、纯利益驱动,其后果有二重性:一是不可理喻性——你无法以讲理、规劝、良心等方式感化利益驱动的作恶者(所以那种以上书规劝等方式所谓“引导中共”的做法,纯属伪类放屁);二是容易动摇性,即:
   
    如果帮中共“维稳”的风险不断上升,他们的士气很快就会瓦解。
   
    这全然不比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候中共意识形态正旺,广大吃了政治迷魂药而不怕苦、甚至不怕死的基层干部,很难被风险吓阻,故彼时中共,尽管被土匪和国民党游击力量干掉许多基层干部,仍然最终牢牢掌控了江山。
   
    昔非今比,今天的中共基层干部,不再有任何献身精神,都是色厉内荏、欺善怕恶的人渣、无赖,一旦民众的强烈反抗,令他们死伤了几个人,便会大面积的齐齐吓破胆。
   
    今天的中共基层干部,之所以仍然普遍凶恶猖狂,是因为为中共效劳,暂时还有利益刺激,而民众普遍地又没有反制手段,他们不用担心作恶后遭报复。以上海为例,上海的国保(政治警察),早在2005年就达十万年薪,而上海人在中国又以缺乏反抗精神(动不得真格)出名,所以上海的国保警察特别嚣张。
   
   
    但是,在少量民风强悍的地方,民众已经勇敢地起来打击中共基层干部了,并取得了“和平、理性、非暴力(又曰:“公开、和平、透明、守法”)根本取不到的好效果:
   
    面对强征土地暴政,四川好些农村自发地进行有组织的武力反抗,他们利用崎岖的地形,挖断山路,打退包括公安武警在内的强征队,废黜中共任命的村支书、伪村长、另立自治领导人、、.令中共付出了巨大的镇压代价。结果不得不在事后收敛暴政,进行安抚。
    面对强征土地暴政,民风强悍的浙东农民,则把卖地村干部的家打得稀烂,吓得当地农村基层干部,不得不收敛巧取豪夺的行径。
   
    而同样面对强征土地暴政的广东太石村,在范亚峰、郭飞熊等人的非暴力误导下,完全放弃抗暴自卫权,以数倍于军警的人数,居然软弱到眼睁睁看着中共匪警冲进村委会办公室强抢账本,都不敢抵抗的程度!
   
    结果是广东党官匪警气焰万丈,太石村维权彻底失败,连最低的补偿都得不到。
    广东和浙东一样富庶,但广东人却不敢象浙东人、四川人那样暴力反抗,其结果是中共广东当局非常嚣张(直到今天),张德江主掌广东时,之所以敢于赤裸裸地开枪屠杀汕尾村民维权,就是看透了广东人的软弱而肆无忌惮。
   
   
    计划生育方面,敢于反抗(打击中共基层干部)和不敢反抗的效果,对比同样鲜明:
   
    清朝以来,四川就以民风强悍著称,四川多地农民以暴力反抗中共“计划生育”暴政,令“邓计生”在当地形同虚设。他们采取“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在山道伏击进村拆房抓人结扎的计生队,甚至将计生队员连人带车推下悬崖。吓得中共在四川的计生工作人员,长年不敢下乡“执法”,惟以虚报的数字应付上级。
    四川农民对“邓计生”的英勇反抗,令中共的“计生”国策在四川多地农村形同虚设。
   
    相比之下,湖南的农民,就普遍比较软弱,不敢组织起来打击中共基层干部,只敢流亡外地,变身“超生游击队”,其结果是湖南农村计生之野蛮,全国闻名,湖南乡县的计生系统,频频窜到外地,去绑架、结扎“超生”、“超怀”者,可见嚣张到何种程度!
   
    同为广西,面对“计生”暴政,桂林十二县的农民就比较软弱,因此桂林的“计生”系统之野蛮猖狂,广西闻名:笔者同乡,民主党人李志友的表姐,怀孕八个月,已近临产,虽藏身桂林市,仍然被临桂县计生委搜出绑架、惨绝人寰地将即将临盆的男婴拉出来用剪刀戳死(曾节明按:这种血债今后一定要偿还!)
   
    而玉林农民对“邓计生”的暴力反抗广西闻名,因此多年来当局对玉林农村的“超生”睁眼闭眼,2007年,时广西一把手刘奇葆欲以“计生”作政绩,恶抓玉林“计生”,结果激起玉林地区十多万农民大规模暴动,把乡、县政府砸得稀烂,十多个乡、镇的中共政权,竟在段时间内垮台,当地大批中共基层官吏,吓得不敢上班,不敢回家,流亡在外、、.而捅了大漏子后,刘奇葆在胡面瘫的保护下,仓皇调任四川。玉林农村的“计生”,也就不了了之了。
   
    以上可见,现今完全由利益驱动的中共基层干部不可理喻,只认反制手段(打击),你的反制手段越多、越硬,他(她)越收敛、越“文明”,而你越和平、越理性、越守法,他(她)越嚣张、越野蛮。这同样表现在个人案例上:
   
    2008年杨佳手刃六名上海公安后,数年之间上海公安的嚣张气焰收敛很多,出事的闸北分局尤其老实规矩了很多,这种效果,是非暴力、规劝、喊冤根本取不来的。
   
    2008年,笔者一个个体户老板朋友,没有“准生证”生了第二胎,当地计生办主任带人找上门,要按年收入比例罚款几十万元,这位朋友苦口婆心的论理,表示愿意缴纳几万元罚款,计生办头头蛮横拒绝,态度傲慢,严令限期缴纳罚款,还跑去威胁勒索女方,这位朋友闻讯勃然大怒,把心一横,拿了一把杀猪刀藏在衣服里,当晚就在计生办主任必经的归家之路上,把他截住,抽刀喝道:
    妈了个X,再敢惹我,老子砍死你!老子奈何不了共产党,总奈何得了你吧!总奈何得了你家里吧!你他妈的也有家有口,你试试看!
    结果吓得几乎尿裤子的该计生办头头,再也不敢来找麻烦,一分钱罚款没交,还上了户口!
   
    笔者做记者的时候,尝与一个派出所的年轻干警聊天,他自诉干这一行风险不小,说:
    抓赌因为利润丰厚,所以公安特别来劲,以前去抓赌,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因为还没遭遇过抵抗;结果有天晚上去抓赌,遭遇一个赌徒开砂枪反抗,伤了五个,他腿上面还有几颗铁砂没取出来,所以现在抓赌,他再也不敢冲在最前面了、、.
   
    现在中共基层干部之所以为中共效劳,无一不是出自为己为家,因此,如果反对派针对作恶基层干部进行跟踪或人肉索,摸清其住址,家人、子女(或孙子、孙女)所在单位、学校(或幼儿园)(这并不难做到)、、.这无疑会对中共基层干部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令其寝食难安,从而决不敢肆无忌惮地为中共卖力。
   
    由于现今的中共基层干部,都是意识形态全无、纯粹由利益驱动的地痞、流氓、混混,他们色厉内荏、欺善怕恶,因此,打击他们,可以极其有效地吓阻广大基层干部为中共效力,令他们不敢作为。
   
    而基层干部又是中共政权的基础、地方政权的支柱,基层干部一旦士气崩溃,大面积地不作为,也就意味着中共专制管控的失控,和地方政权的大面积坍塌,这样,反对派在国内就有了运作的空间,这样,中共中央政权的就不堪一击、一推就垮了。
   
   
    由于现在的基层干部为中共效力,纯粹出于利益,没有人会为中共的事业而献身,因此一旦他们在民众的反抗打击下,风险不断增长,他们必然就会向上级要价,要装备,要设施,要奖金、、.否则不愿作为,这就会极大地增加中共维持政权的成本:
   
    中国2010年的维稳支出金额为5,490亿元已经超出国防费用的5,340亿元人民币,此后维稳经费的继续连年上涨,超越军费越来越多,成为中共政权身上的毒瘤。
    2016年初,中共官方承认:中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有十三个发生了债务危机;当年2月官方更新的数据显示,中国100多个市级、400多个县级政府债务率超过100%,处于实质性财政破产状况,而且此种趋势还在滚雪球一般扩大、、.
   
    因此,打击基层干部会加速中共国的经济危机和财政破产,而经济崩溃是民众大面积上街的最好的动员力量。
   
   
   
   
   曾节明 于丁酉乙巳丙辰与阴雨纽约州
(2017/05/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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