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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一卷149600字)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长征结束后,他参加了进军山西的“东征”,担任石楼县工作组组长。其发动群众,征兵、征粮的工作效率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并被指名作报告。
   后勤给养工作的性质,使很多人免不了“近水楼台先得月”,但胡耀邦却能洁身自好。据他当时的警卫员回忆,有一次,他在一个已经被抄过家的地主家的天花板上找到两口装满布匹、衣物和皮衣的大木箱,准备给耀邦换两件衣服。不料,耀邦知道后大发脾气。他对警卫员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发财党”,“这些东西是地主剥削人民的血汗,应还给人民。”他让警卫员马上把这些东西送到区政府去。
   1935年底,中共中央对共青团中央作重新任命时,胡耀邦仍为中央局成员,并先后担任秘书长、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
   1937年,他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次年,被任命为“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政治委员。据胡耀邦对严如平回忆,他曾约毛泽东为抗大校刊写文章。毛听了他对学员情况的汇报后,赞扬他叙述很有条理,后来就写下了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
   1938年,胡耀邦又以开展中国的“斯达汉诺夫运动” 而闻名延安。
   1939年,毛泽东亲自提名,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
   
   图1-2:胡耀邦的青年时代(选自网络)
   1945年4月,胡耀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1945至1949年间,他先后担任过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和第三纵队政治委员,任华北人民军第一兵团(后又改为直属中央军委的18兵团)政治部主任,在保卫张家口、解放石家庄、太原和宝鸡等战役中,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作用。
   《攻取太原紧急动员令》是一份很少见的战争年代遗留文献,从中可以看出胡耀邦的宣传鼓动才能:
   “太原是山西省城,是敌人留在我们华北解放区内一个孤立的大据点,它有数十万人民,又是华北的一个大工业与大兵工厂城市,我们打下了太原,不仅最后彻底歼灭了阎军、解放了全山西人民,而且夺得了一个巩固的大工业、大兵工厂根据地,对全国革命战争的支援有极大的帮助……正因为这样,敌人一定还要拼命抵抗。这就是说,攻取太原的意义很伟大,也很艰巨,凡是参加作战的人都是非常光荣的,牺牲的烈士将要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我们号召全体指战员同志们,都做夺取太原的英雄,打下太原立大功!”
   由于胡耀邦总是深入前线,身先士卒,他的思想政治工作使部队在不利的战争条件下焕发出极大的战斗力。为此,他也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同延安时代就结下战友情谊的李昌 到前线视察,敌机突袭扫射,将正端着碗在指挥所吃饭的胡耀邦的饭碗打碎。 另一次是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他的棉帽。
   从那时候起,胡耀邦爱读书的习惯,就给李昌留下深刻印象:
   “每打下一座城镇,他都要搜集历史、地理和各种书刊典籍。行军时,他骑在马上看书,读一页,撕去一页;读一章,撕去一章。”
   胡耀邦认为,要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就必须提高战士的政治和文化素质,为此,他于紧张的战争生活中主持编写了一本《革命军队三字经》。他还创建了“流动铅印车”,坚持出版铅印的《前卫报》。 在此期间,胡耀邦与聂荣臻、徐向前、杨得志等军队将领结下了战斗友谊。这几位将领后来在八九民运中的态度,与此不无关系。1989年4月17日,胡耀邦去世的第三天,聂荣臻曾致信李昭,介绍耀邦在华北部队先后担任纵队政委、兵团政治部主任时的情况。聂帅说:
   “他很善于抓政治工作,经常深入基层,足迹遍及华北,讲形势任务,宣传鼓动,使部队很活跃,士气高昂。与耀邦共事接触过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没有不称道的。耀邦同志参加了华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经历了各个最主要战役,指导战争的最后胜利,为华北人民的解放立了大功。”
   1949年9月,胡耀邦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0名代表之一,进京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并参加了10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是年底,回到十八兵团的胡耀邦率部与进军西南的第二野战军汇合。随后,被任命为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他与邓小平的工作关系,始于这个时期。
   

第三节 抵制“极左”政风


   
   与胡耀邦同在川北工作过的黄天祥回忆,那时的胡耀邦就以“土地不会增加,但人口会不断增加”的道理,鼓励“土地还家”后的农民增产增收。当这句话被《新华日报》记者批为“马尔萨斯主义”时,耀邦说,这不是什么主义,是常识!
   1952年7月,胡耀邦奉调进京,被毛泽东钦点接替冯文彬担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胡耀邦任职初始,毛泽东几次主持会议讨论团的工作,并指示:青年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青年团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活动。根据这个指示,胡耀邦创造性地发挥为,青年团要像地球一样,既要围绕党这个太阳转,又要自己转动,既要公转又要自转。他提出《中国青年报》要多办一些副刊。在这一时期《中国青年报》创办了《周末》、《自学》、《科学与卫生》、《长身体》、《长知识》、《青年团支部》、《舞台与影幕》等许多副刊,生动活泼,丰富多彩。胡耀邦说,孔子生日要介绍孔子,中秋节要介绍中秋,还可以介绍穿裙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怎样使自己长高一点,怎样才能不胖……
   1953年7月,胡耀邦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三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他以团长身份在大会上发言,郑重宣布“中朝人民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话音刚落,雷鸣般的掌声长达30分钟。回国后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赞扬说:“你现在敢到国际舞台上去讲话了”。
   1956年,胡耀邦当上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但胡耀邦并不热衷于这种地位的上升。在他去世后,团中央档案室里还存有一封他在参加中共八大期间给中央领导的亲笔信。 在中央领导的劝说下,他才接受了这一安排。
   在1957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1964年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均任第一书记,并一直持续到文革。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7月,胡耀邦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带领中国代表团16个民族1202人的队伍前往莫斯科,参加了“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为期两个月。而此时,正是国内和团中央反右运动最高潮时期。胡的这次幸运抽身,使他没有在这个得罪知识精英的运动中陷得过深,也使他在后来的“右派”平反问题上,没有邓小平那样沉重的思想包袱。
   1961年1月,胡耀邦参加了中共反思“大跃进”错误的“七千人大会”,任大会的工青妇组组长。当年夏天,团中央在黑龙江所办农场发生农民阻拦上调粮食车队事件。胡耀邦认为,所谓“抢粮事件”不一定是“阶级敌人破坏”,他批示道:
   “群众阻止公家运粮,恐怕是农民群众没有吃的东西,我们的干部又不关心群众的实际困难,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吧。如果有阶级敌人破坏,也是利用了我们工作中的问题。”
   对于当时流行的“空头政治”风气,胡耀邦进行了尽可能的抵制。据当时在清华大学念书的杨继绳回忆:
   “这一年(1964年),全国各高等院校都在学生中开展政治思想教育运动,而胡耀邦在一次关于‘又红又专’的讲话中,却大讲青年学生要学好业务知织。当时我在清华大学学习,清华大学没有传达他的讲话,却从其它渠道传了过来,大家觉得胡耀邦讲话很大胆,很实际。一些同学私下传抄这个讲话。”
   据一度联系团中央工作的吴江 回忆,在团中央,大家对胡耀邦一个共同的看法是,他思想活跃,不迷信,敢说话,与人坦诚相见。他曾发问:“为什么要喊毛主席万岁呢?人哪能活一万岁!”他曾给中央团校的学生出过一道题:《论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他说:“毛主席只有六十几岁,而人类已有一百多万年的历史,积累了许多科学知识,一个人不可能都懂得,都有办法。” 但团中央的书记们对他也有一个意见,认为他“主意多,事前却商量不够,有些问题往往未酝酿成熟就在会议上仓促作出决定”。
   1962年至1964年,胡耀邦曾代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湖南省湘潭县委第一书记。由于实际情况与党的方针之间的差距,他对“四清”运动产生了看法。一次毛泽东到长沙,召集他和华国锋见面谈工作,他竟以“感冒”为由,推却了觐见。但这段经历使他与同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有了一段共同的工作经历,也决定了他日后不愿取华国锋而代之的政治态度。
   1964年11月起,胡耀邦又兼任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他发现陕西省的粮食总产量一连几年都停留在80多亿斤,单产是全国最低的一个省,比西藏还低。为了抓好农业生产,他提出农业增产的方针是:两手抓,双丰收。他说在关中地区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在陕南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山货、土特产;在陕北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造林、畜牧业。针对“四清”工作中“左”的倾向,胡耀邦提出“四个不反,六个不查”。即不反社员,不反工人,不反学生,不反一般干部;不查阶级出身,不查一般工作作风,不查一般男女关系,不查瞒产私分,不查小偷小摸,不查小额贸易。同时,他还提出“维护人权,尊重风俗人情” ,提倡政令公开,反对神秘化。
   为了刹住“左”的错误,他还果断提出三个“暂停”:捕人暂停;“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他还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1、凡属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2、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3、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在职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究既往。4、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但是在左倾势力当道的陕西, 胡耀邦的上述政策、措施、方针,遭到了严厉批判。他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彭高习 在西北的黑线”人物。据称,毛泽东支持了对胡耀邦的批判,还留下“圣旨”:“胡耀邦要是不革命,就叫他走嘛!”
   据胡耀邦的秘书高勇回忆,他到任202天,先后被批判101天,实际工作99天!所以,文革后期,胡耀邦曾对同事戏称,这是他的第一次“百日维新”。 但这一失败经历,奠定了胡耀邦与习仲勋在后来的改革事业中协同合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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