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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雅著《八九民运史》第7卷134600字)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他们无意间重蹈了所有传统革命政党无不陷落的覆辙。
   据李录回忆:
   
   “采取激烈手段,是为了尽早结束,以避免真正的出现生命威胁。15日,我建议可能的话,是不是把队伍干脆拉到天安门广场的长安街上。原来是认为15日可能有回答,既然15日没有回答,那最多16日就有结果。要有结果的话,恐怕只能施加压力,因为当时在场的只有几千人了。但是这个提议在第一次联席会议上被当场否决掉了。从那时起,我也一直比较相信民主原则,这一点我跟小封一致。”“自焚呢,当然更是被限制了。”
   5月15日召开的这次40余人的代表会议,就是后来几乎每天举行,并一直持续到6月3日的广场“营地联席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它成了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最高权力机构,事后的许多事实证明,一切没有经过这个会议的决策、措施,基本上无法得到推行。事后,无论是赵紫阳、李鹏、阎明复,还是胡绩伟、万润南、首都各界联席会议,都没有想到通过这个已经建立起来的民主决策机制发挥作用,而是专注于与学运主体脱节的领袖个人,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当天站出来的学生,都是有担当的青年。5月15日下午回到广场的王超华,正好目睹了程真焕发人性光彩的最美丽一幕:
   “……有两个人架着程真从南边往北,就是绝食团前面那个空的地方一路走过来,程真挨个地跟大家说:‘大家千万要冷静啊。’我就问王丹是怎么回事,他在自己队伍中坐着。他说,有人说,要到长安街上去滚马路,去挡路。‘我们不要做那种事啊。’程真从那头一直到这头。我印象当中,之所以那些绝食同学对程真有印象,而且觉得她是一个主要的领袖,就是因为这个。她很虚弱的,穿着黄长袍的裙子,两个人架着她走的,到处走,说是有人要滚长安街。”
   5月16日,在阎明复的广场演讲 结束后,绝食团正副总指挥召集了第二次“营地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文、马少方、程真等绝食发起人另立了一份指挥部名单,在下来的表决中,李录一度落选。但在柴玲的挽留下,李录又重回指挥部。” 据李录回忆,这次会议确实开得相当激烈:
   “……我们在广播站,广播站后面是一道草墙,草墙外边聚集有上千名群众,所有人都伸长脖子在喊,喊什么的都有,有喊我们走的,大部分的人是喊我们千万别上政府的当。那时北京市民刚发动起来,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这跟各个学校先发动,后发动,跟北京,外地同学的区别差不多少。而且那时开始已经有成万的大笔捐款,都是由国家单位做的,实际上这时候北京已彻底解放,彻底自由了。……”
   “当时我派了一队纠察把他们挡开,派了两队纠察将近50多人勉强划出一个地盘,让大家坐下来有一个稍稍安静的环境。开始让大家先安静了一、二分钟,情绪开始平静下来,然后开始发言。印象较深的是周勇军,他坚决主张立刻离去,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他是一个少数派,是极端坚定的少数派,每次我开会他都是做这个。但是后来他的代表资格逐渐受到挑战,而且法大来了不止他一个,一共来了4个人,没有一个人承认他的代表性。当然他的发言资格没有被剥夺,因为当时我是主持,从开始到后来大部分营地联席会议都是我主持的。但当时百分之七、八十的发言主张坚决不能够撤,说这完全不够级别,跟我们的要求不一样。我们写出了要求了,就按照我们的要求做,纸上怎么写的我们就怎么要求,等等,而且很激烈。当时我的一个建议是我们先看一看,同时继续保持联系,看一看是否有更大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我说这还不是最后的结论,希望大家回去商量,然后再开第二次会议。第二次会议仍然是同样的决定。”
   据会后各校代表回去统计,结果是90%的绝食同学坚决不撤。 这是继5月14日晚统战部“对话”后,5月15日凌晨广场绝食学生就“撤”与“不撤”作出的第一次表决后的第二次表决。
   事后看来,这一决定是事态朝恶化方向发展的开始。但是,它也证明了“广场营地联席会议”权威的有效性。这是一代人防止个人独裁,尝试民主的开始。因此,要撼动广场这块几近生根的“顽石”,只想着做少数领袖的工作是不够的,但这却是整个八九民运期间学生与知识界互动、朝野互动的不幸现实。
   1991年在巴黎召开的“八九民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上,不少学生领袖们反思了“绝食团”指挥部成立的必然性和局限性。封从德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对此作了系统批评:
   “高联因为反对绝食等原因丧失了广场领导权,而广场又急需一个能代表绝食同学的权威组织,因此绝食团指挥部就产生了。而高联开始意识到丧失对运动领导权的危机,反过来支持绝食,试图重新取得运动的领导权,在广场上同指挥部的摩擦就不可避免。”
   “(绝食团指挥部)这个自我任命的过程突如其来,门坎又几乎高不可攀(自焚),对其他学生领袖来说无异于又一次‘政变’。如果说抗拒北高联的绝食团是八九学运组织的第一次分裂,指挥部的形成则是第二次大裂变,既是绝食团抗拒北高联的延续,又是广场上后来越来越多的裂变的开端。譬如,与指挥部宣布成立几乎同时,人大绝食同学也脱离了对话团或北高联的领导,理由同样是‘既然绝食是一部分同学不满政府,自己报名、自发组织、自发进行的,那我们就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怎么做。’”
   此后,围绕广场指挥部发生的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如矿泉水塑料瓶中发现硫酸; 针对李录、柴玲、封从德的一系列绑架案,大体都与“权力的非程序更迭”有关。
   5月17日凌晨,赵紫阳代表政治局常委所作的“书面讲话”在电视上播出后, 一直致力于与政府改革派合作的对话代表团撤离了在天安门广场设立的联络处。 这意味着,绝食团的初衷——“通过绝食促进对话”的设想——已完全失败。据王德邦回忆:
   “5月18日,对话代表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后赶到中国音乐学院去开会。会议中新闻联播的时间到了,大家心悬着天安门的情况,于是打开电视收看新闻联播,当看到一辆辆救护车长鸣着将一个个生命垂危的学生送往医院,看到红十字会一位副会长出来说,绝食几天后学生生命危险的情况时,整个会场哭声雷动,四十多条汉子肆意横流的泪水模糊了电视的画面,不可抑制的呜咽盖过了街上的救护车的汽笛……自我有记忆以来两次痛哭。其一,是我14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那种失去亲人的痛心,让我无法抑制悲哭;其二,就是这89年的春夏之交,我不止一次地痛苦过,为学生那种慷慨赴死的豪情和与之相对的当局的冷漠残忍,为自己多年培养的信念的崩溃。说实在的,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这个社会的党和政府还是值得信赖的、可以依靠的,而今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
   
   

   
   第二节 广播站、纠察队

   
   “镜头面前出领袖,广播里边出指挥。”事后,封从德总结道,尽管这不是他建立广播站的初衷, 但5月15日“绝食团广播站”的恢复,的确是“绝食团指挥部”赖以诞生和巩固,以至于日后行使权力的主要工具。
   那天早晨,从北大回到广场的封从德,先是经受了柴玲“自焚”的信息惊吓。之后,得知妻子暂时没有性命之忧,他又重新投入了广播站工作。但是一夜之间的变动,令14日刚刚具有雏形的广播站已经形同一个“杂货摊”。于是,他们的团队不得不着手重建:
   “陈林已买来好几只高音喇叭,我就用广播求助,希望懂技术的同学帮忙。很快就有同学赶来,迅速将二只喇叭安在华灯柱上。”
   “然后我开始建立一个广播班子,都是临时根据需要,利用广播征聘来的。我征请男、女播员各一人,于是来了广播学院的王童和石冬青。还来了许多专业播音员,有一个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他说﹕‘白天,我是政府的喉舌﹔晚上,我要做人民的喉舌!’”
   依据以往各自的经验,他们边干边制订出一套广播站运作流程和一个稳固的工作班子。其各自分工如下:
   总负责:封从德作最后审稿与综合调度,并作为广播站的代表,接洽处理各方面的事务;
   站长:负责日常事务,先后由张伯笠、白梦、王童担任;
   审稿:白梦、何贵方 ,将各方面传来的大量传单、文稿和通知,根据重要性和内容进行筛选;
   播音:王童和北师大的女播音员(郑义的夫人北明也一度担任播音员);
   技术:管设备维护;
   秘书:将广播内容全部录音,并管理磁带和文稿。每天都有能装一大纸箱的文稿;
   纠察:保护广播站不受冲击。
   经过几次调整,绝食团广播站逐渐从初期的由封从德一人掌握,改为“总编辑负责制”、“站长负责制”,白梦和王童逐渐取代了封从德的事务性作用,使他得以抽身,参与广场上更多事务的处理。
   
   图7-2:绝食团指挥部广播站王童和北师大女播音员(选自64memo.com)
   
   广播站建立之初,基本上沿用北大三角地“自由论坛”的模式:自由发言、自己负责,发言顺序由主持人协调。后来,虽然一度与“北高联”的“学运之声”广播站有所摩擦,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绝食团广播站也倾向于不“参与任何派别之争”,成为独立的学运新闻机构,对各派学生组织一视同仁,谁有通告、宣言,他们都负责播出。封从德自我评价:这“颇有新闻独立的意味”。
   “审稿并非新闻审查,”封从德解释道:
   “但内容过于激烈的,如‘打倒共产党’之类,我们一般不播﹔寻人启事播过一段时间,后来不得不中止。好文章层出不穷、应接不暇。各界声援学生的文章,简短而感人。知识分子、记者、工人、市民的占大多数;农民、个体户、企业家、军人的也时有所见﹔警察、士兵甚至便衣的也有,或是亲自来广播站演讲,或是写几句话,表示不愿再跟政府走。这类消息,初期极鼓舞士气,随着成百上千的绝食者一个个倒下,我们便听从医生的劝告,逐渐减少这类新闻,以免绝食同学过于兴奋不宜健康。”
   在稿件甄选上,学生领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身有北高联常委身份,又侧身绝食活动的王超华,在“514”斡旋失败的痛切教训之上,深感让学生们认识到自己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并进而意识到保住胜利成果比盲目躁进更重要,因而认为广播站播出文章一味强调“未达目的,决不罢休”和“需要进一步牺牲”的煽惑于事无补。 在另一方面,民间运动人士则觉得广播站的顾虑过多,局限太大,被认为有“狭隘的学生运动意识”,将辜负大有可为的历史局面。
   张伯笠事后回忆说,所有这些不满事后都演变为对广播站的冲击和“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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