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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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微言(谤誉无不可,入耳无不顺)

今日微言(谤誉无不可,入耳无不顺)

   【定律】受人尊崇是好事,但受到反儒派尊崇,不是好事。对孔孟都不尊崇的人尊崇你,如果不是你比孔孟更值得尊崇,那只说明你有问题,或者言行有病,或有乡愿之嫌,至少正义性不够,可以被反儒派利用。

   【电影】美国惊悚悬疑电影《冰血暴》,讲述的是,一个汽车销售商雇佣两名绑匪绑走妻子,以此向岳父索要赎金,导致各种血案。故事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一个字:愚。销售商和两名绑匪都极其愚蠢。今天看到一个更加愚蠢的现实故事:已婚大妈网恋一年被骗60余万,事后发现对方是女婿。蠢易恶、恶必蠢啊。

   【愚恶观】或谓“大多愚昧的人都很善良”,这是一个普遍的误会。相反,愚昧者都不善良,或者说,愚昧者的善良,只是小善良,低级的善良。这种善良充满不确定性。完全靠不住,一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二则很难上升极易堕落。盖愚昧根本原因是昧于良知,缺智必然缺德。

   【态度】二十几年来,东海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真言直发毫无遮掩,狮吼棒喝,毫不客气私底下姑不论,当面、公开或半公开预测我甚至盼我“出事”者不少。很抱歉,让他们失望了。明哲保身,圣佛庇佑,良有以也;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岂虚言哉。可怜的是一些“友好”提醒警告我的人自己倒出事了。

   【态度】德性通达,理性通明,自然宠辱不能惊,谤誉无不可,入耳无不顺。受誉固可乐,遭谤又何妨,那是成德成名的副产品,孔孟文武尚且“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古来没有不遭毁谤的圣贤君子也。好人坏人都赞好的,除了乡愿,还是乡愿。

   【启蒙】制度背后必有相应的文化体系。要建设礼制,就必须树立以道统为核心的仁本主义体系;要建设民主制,就必须依托以人本主义为背景的自由主义体系,而不能把民主、民族、平等之类自由主义的下位法放到主义的位置上。在马家物本主义或耶教神本主义体系下追求民主自由,纯属南辕北辙。

   【开蒙】“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未必也。祸福并非简单的互相依存和转化,其转化的关键是德。缺德之辈,祸难以转化为福,坏事难以引出好的结果;大德之人,福不会转化为祸,好事不会引出坏的结果。岂无正哉,我知其极。(《儒家法眼》“关于老子”)

   【定律】“你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某些人,也能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这是一个道德定律和历史定律。前苏联和中共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可谓不好,但它们的大量机密又何尝保住了?反而“天下之恶皆归焉”。现在中共即使说的是实话,也常被国人疑为谎言。

   【五四】文化自卑是根本性的自卑,必然导致道德自卑、道路自卑、制度自卑。无论怎样狂妄叫嚣虚张声势,都遮掩不了那种骨子里的自卑和猥琐。西学并不能为中国人提供文化自信,遑论耶教、马学。能让中国人恢复文化自信、重建道德尊严的,除了儒家,还是儒家。

   【五四】或说:“西方文明史的基本特征或可四字概括:寻人启示;读中国史,也有四字可概括为国史大纲:吃人有方。”很显然,此人未曾认真读过中国史,是个昧于中华文化、文明和历史的三昧分子和五四遗孽。热衷于为西方历史涂脂抹粉,对中华文明无知抹黑,是反儒派的共性。

   【五四】天地之性人为贵。仁者爱人,仁政爱民。在人与万物、人与鬼神的关系中以仁为本,在政治上以民为本。这都是儒家原则,是王道政治必须遵循的。历史上的“吃人”恶行和黑暗面,都是违反、背离儒家的结果。救人无术、吃人有方是古往今来所有反儒派的共同特性。

   【态度】大罪必杀。儒家无权则已,若有权力,必重新立法,从重从严,置所有十恶不赦之徒于法。当然,会给三个月教育转化期:涉嫌犯罪者,三个月内,改邪归正,可以从轻处理,怙恶不悛者,无论官民,杀无赦!

   【理学】孔子、朱熹、王阳明为儒家三巨头。孔子集儒学之大成,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王阳明集心学之大成。理学是儒学正宗,心学是理学別宗。朱熹在理学中的重要性,比二程还要略高一筹。所以,他在儒家的地位,是孟子之后唯一可与孟子颉颃的大儒。相比而言,王阳明犹略有所逊。

   【理学】之所以将心学定位为理学別宗,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陆九渊对“道问学”、即下学、即格物致知的基础性认识不足,二是王阳明对格物致知两个条目的解释略嫌狭隘,科学精神不足。当然,陆王仍是大儒、大贤,心学仍属理学、儒学的范畴。

   【理学】古代宗法制称嫡长子以外之子为别子。理学別宗,正宗之外,别为一宗。略逊于正宗,但高于外道,包括荀子那样的儒门外道。如果说正宗是嫡长子,別宗是庶子,儒门外道就是义子,或者上门女婿。

   【理学】在儒家,是否正宗,依道依理而论,不依师承。例如,孟子私淑孔子,比孔门七十二贤更有资格成为道统传人,不仅正宗而已。二程受学于周敦颐,但洛学为理学正宗,濂学只是准理学。二程谈及周敦颐,皆称其字而不称先生,历代不少学者大惑不解,其实根本原因在此。尊师与重道,事有轻重故。

   【开蒙】认为孟子比七十二贤更有资格成为道统传人,并非否定颜子和其它孔门弟子。论德性,颜子孟子或许无异。但颜子与孔子同时而又早亡,论代表性,孟子自然更合适。故儒家被称为孔孟之道。合称孔颜时,唯言孔颜之乐,不称孔颜之道。

   【赏诗】儒生桃源《游瞿塘峡有感八首》颇有气势和哲理,其一曰:“盖日铺天气势高,瞿塘峡里浪滔滔。若无两岸千山迫,怎有中心一水豪?”后两句理义可味。唯略嫌啰嗦。题目已说明游瞿塘峡,首句又述其浪盖日铺天之势,第二句七字皆可省略,换成其它意象,可让内容更加丰富。

   【俞可平】官本主义是马家特产,并非传统中国所有。法家是君本主义,儒家是民本主义,都与官本主义有别。秦法家的法制和儒家的礼制之下,都没有产生官本位的空间。当然,家天下时代,儒家王朝未免有君本倾向,明清两代,这种倾向尤为严重,但与官本主义仍是两回事。

   【有感】于文化人,思想讨论、辩论是常态,观点批评、批判也是常态。但因此而上升为道德批判甚至人身攻击,就非常态了。这种非常态争执无礼无趣无聊丑陋,暴露的是争执双方或各方的理性缺失和德性匮乏。攻击的是对方的人身,丢的是自家的脸。只要有一方略有君子风范,是争不起来的。2017-5-10

   【民国】蒋介石貌似很推崇王阳明,其实很有限。真知阳明,就不会信仰耶教,不会放任反儒运动泛滥成灾,不会治军无能,治国无术,制度非礼;真崇阳明,就不能局限于把草山改成阳明山之类小打小闹,而应该以儒学和阳明学为第一学科和指导思想。

   【特色】以马家话语来推扬中华文化,是现政府一大特色。有的官员甚至满口毛家话文革腔,令人生厌。以此宣传中华文化,就像试图用弓箭发射火箭,徒留笑柄而已。当然,这在转型期亦所难免。话语体系的更新有一个过程,中华话语取代马家话语,有赖于意识形态的革命。

   【理学】重孟轻荀,是因为荀子之学根源处有误。世界观、人性观、价值观是学说之根源所在。这里若有差之毫厘,便难免失之千里,流弊无穷。荀子不识本性,误认习性为本性,滑向法家就是逻辑的必然。这一根本错误不是其它枝叶方面可以补偿的。荀子说礼说得最好,也成不了儒门正宗。

   【理学】是否适应社会和时代,不能作为衡量人物和学术品质的标准。高品质的学术,对于社会,当以引导为主,不能以适应为高。高品质的学术诉诸于人类的良知,即使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不适应社会,也不影响其生命力的持久。良知不灭,良学不死,此之谓也。

   【理学】理与礼是体用、本末关系。理指天理,与《礼记》的太一、《易经》的乾元、《中庸》的天命、《大学》的明德异名同指。不识本性至善,即不明天理、不明明德,不明宇宙生命之真相,这就是荀子在儒门中地位有限的原因。所以二程批评荀子: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

   【理学】适应社会,实质是迎合社会,不外乎两种方式、两个方向:一是向下迎合民众,一是向上迎合官方,或者上下并迎。例如,民国知识群体侧重于迎合民众,逢民之恶;邓江时代知识群体侧重于迎合官方,逢君之恶;毛时代知识群体上逢君下逢民,上下并迎,成为古今奇观。

   【理学】某些理学末流,或有空谈心性之嫌,但理学本身并无此病。批评理学空谈心性,是外行话。盖儒学内圣外王不二,理学的心性,作为道德根源,亦涵盖外王。换言之,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统一、同归于心性。八条目纲举目张,心性就是纲;八条目以修身为本,修身以尽心知性为宗旨。

   【态度】汉族作为中国主体民族,深受法律法规政策的歧视和欺辱,这是史无前例的奇特现象!中国是境内所有人所有民族的中国,法律应该对所有人和民族一视同仁。无论哪个民族都不许主义化,无论汉族少族都不许搞特殊化。谁搞特殊化、谁触犯法律都要受到相应的惩罚,歧视欺辱汉族者必须严惩。

   【电影】阿根廷的《荒蛮故事》,讲述了以航班、饭馆、路怒、罚单、肇事和婚礼为主题的六个复仇或争斗的故事。其中路怒纯属无礼引起。开始只是一个商人坐在新买的奥迪车里向一个乡下人竖中指,结果双方相仇相斗,小事变大,事态失控,最后是两个人在扭打中死于非命。

   【朝鲜】朝美对话,朝鲜如果能向美国靠拢,对中国来说,未尝不是好事。盖金氏政权充满不可预测性,又与中国反目,制造人道和生态灾难的可能性急剧上升,中国作为紧邻,难免首当其冲,首被其害。它若能接受美国一定程度的约束,意味着危险性有所下降。

   【周作人】周作人生平有两大污点:一是附逆,一是曾为五四反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但他也有一大亮点:晚年文化立场和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反孔转向尊儒并主张“儒学文化中心论”---尽管对儒学只是一知半解。仅此一点,便非胡适、鲁迅之流所能望尘。

   【经权】经是大经大法,基本原则;权是通权达变,方便善巧。经权关系即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公羊传》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这里提出了行权的三个前提。

   【经权】《公羊传》提出的行权三原则是:一是反经而善,动机和结果必须良好,“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这是总原则;二是必须到了面临生死存亡而关键时刻,“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三是“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贬损自己而不伤害他人,绝不许“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损人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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