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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门三大杂家

儒门三大杂家

   杂家的特点是博采众家,兼容并蓄,“于百家之道无不综贯”。杂家有两种,一种对各种文化体系一视同仁,主张“文化无高低”;一种则有一定的文化倾向或立足点。立足于佛,为佛门杂家,如李贽、南怀瑾。

   立足于道,为道门杂家,如淮南王刘安,其编著的《淮南子》一书糅合了阴阳、墨、法和部分儒家思想,主要的宗旨是道家。《汉书•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归入“杂家”类,准确的说应该称为道家杂学。那些号称“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的道家,大多实为道门杂家。

   立足于儒,为儒门杂家,简称杂儒。杂儒首先是儒家,这是他们的基本立足点,也是他们高于一般杂家和各种异端外道的关键。但他们学识驳杂,立足不稳,常常游移不定,这是他们成不了醇儒的原因。儒门杂家之作称为儒家杂学,如《吕氏春秋》。历史上三大儒门杂家是诸葛亮、王安石和苏轼。王安石更是儒门第一大杂家。

   王安石以变法著称。其变法有两个中心,一个是“理财”富国,一个是“整军”强兵。所谓的“理财”,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取财”的对象。这就导致了富国不富民,强兵而不强民,甚至与民争利和损民扰民。

   其所变各法都有一个共同点:不同程度地增加了政府收入,好的利弊并存,坏的有弊无利。所以,变法纵有一时之效,却遗无穷之患。不仅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而已,更加导致国富民贫,与王安石的初衷“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大相径庭。

   王安石变法的问题,根源在于王安石的思想学术。王安石的思想颇为驳杂,虽于人伦礼义上本诸儒家,但主儒释调和,融汇诸子百家。王安石创立的学派被称为荆公新学,又简称新学,以《三经新义》及其为释经而作的《字说》为核心著作。《三经新义》中,《周礼义》由王安石亲自训释;《诗义》、《书义》则由其子王雱和吕惠卿等共同参与训释。另外,王安石的《洪范传》、《老子注》、《易义》、《杂说》等也是新学要著。

   《三经新义》成后,由官方在全国正式颁行,“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各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宋史•王安石传》)新学成了北宋后期60年中居于独尊地位的官学。

   新学也是心性之学,即“道德性命之学”或“性理之学”。即使反对王安石的人也不否认其学为“性理之学”。当时陈颧为批判王安石的《日录》而作《尊尧集》,其序中也说:“臣闻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义也。有《三经》焉,有《字说》焉,有《日录》焉,皆性命之理也。”

   讲性命之理,仿佛与儒学、理学无异,所以有学者称荆公新学“是当时理学思潮中的一个重要学派”;侯外庐在其《中国思想通史》中把二程的“洛学”名为“道统心传式的理学”,把王安石的“新学”名之为“新义式的理学”,都是混扯。

   新学对性命之理的解说掺杂了佛道和诸子思想在内,根源处出了大问题。主要问题,一是对章句训诂之学过度否定,二是对佛道法墨诸家“兼收博采”的汲取。

   首先,王安石深爱、深汲佛道。他喜欢注释佛道经书,有《老子注》二卷、《庄子解》四卷、《楞严经解》十卷,并曾注《金刚经》《维摩诘经》奏进神宗。其《字说》一书,在元祐年间被“言者指其糅杂释老,穿凿破碎,聋瞽学者,特禁绝之”(《郡斋读书志•〈字说〉解题》)。《郡斋读书志》的《子部•道家类》中著录了王安石、王雱、吕惠卿、陆佃、刘仲平等变法派人物各都作有《老子注》,在《解题》中特别说道:“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释最所致意。”

   《续通鉴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甲午”载有王安石与宋神宗的一段对话:安石曰:“……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上曰:“佛西域人,言语即异,道理何缘异!”安石曰:“臣愚以为,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无以易。”

   王安石的《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中说:“盖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中国之老庄,西域之佛也。”将释老之学与周易相提并论,一视同仁。全祖望在《荆公新学略序录》中说“荆公欲明圣学而杂于禅”云。

   其次,王安石对法家颇为欣赏。晁说之在《元符三年应诏封事》中说《新经义》“援释老诞谩之说以为高,挟申商刻核之说以为理”云。南宋张九成在为刘安世《尽言集》所作《序文》中说,王安石所学的是申商刑名之术而“文之以六经”。虽不免过甚其词,也可见王安石思想中的法家倾向。

   宋高宗说:“安石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7绍兴五年三月庚子)王安石之子王雱通达释老而公开赞美商鞅。《宋史》记载:

   “安石更张政事,雱实导之。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言不诛异议者法不行。安石与程颢语,雱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数为人所阻,故与程君议。”雱大言曰:“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安石遽曰:“儿误矣。”卒时才三十三,特赠左谏议大夫。”

   这个王雱颇有才华,通达释老,却是个狠恶角色,居然对着程颢放言枭韩琦、富弼之头。《宋史》其《传》说他“为人慓悍阴刻,无所顾忌”,“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 王安石很欣赏他的宝贝儿子,在变法的问题上颇受儿子的引导和影响。

   又其次,王安石对杨墨之学和其它杂学亦多有认同,他认为:“杨墨之道,得圣人之一而废其百者是也。圣人之道兼杨墨,而无可无不可者是也。”(《临川文集》卷六八《杨墨》)。于释老申商诸子百家无不杂取,真不愧是儒门一大杂家。

   儒家乐从诸子之善,海纳百家之优,但允执厥中、以仁为本不动摇,在根源处贵纯卑杂,严防杂染。根处不纯,源头有染,必然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王安石变法之所以问题重重后患深重,就是因为其指导思想有问题。

   严厉批判佛教的二程认为荆公新学之害又超过了释氏之害。其一、佛教只是以其术“化众人”,荆公新学则是以功利动“人主心术”,君心一动则天下“靡然而同”;其二,以王安石之才辩,将功利之学“遽施之学者”,“其学化革了人心”,带坏了“后生学者”,败坏了天下风气,故其“为害最甚”,新法虽废止,其害犹难除。(详见《程氏遗书》卷二)

   “整顿介甫之学”为洛派的一大急务,整顿的方法是高举道统、天理的旗帜,更加强调王霸、理欲、义利之辨。程门弟子杨时《上钦宗皇帝(其七)》说:“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为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败坏其心术者,不可缕数……”(《龟山文集》卷一)杨时的大弟子陈渊在与宋高宗面对时直言新学根源错谬:

   宋高宗曰:“以《三经义解》(杨时著)观之,具见安石穿凿。”陈渊对曰:“穿凿之过尚小,至于道之大原,安石无一不差。推行其学,遂为大害。”宋高宗曰:“差者何谓?”陈渊说:“圣学所传止有《论》《孟》《中庸》,《论》主仁,《中庸》主诚,《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论语》随问随答,惟樊迟问,始对曰‘爱人’,爱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爱为仁。其言中庸,则谓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处已。《孟子》七篇,专发明性善,而安石取扬雄善恶混之言,至于无善无恶,又溺于佛,其失性远矣。”(《宋史》卷376《陈渊传》)

   朱熹赞同杨时对王安石的批判:“指其离内外判心迹,使道常无用于天下,而经世之务皆私智之凿者最为近之。”朱熹自己着重指出王安石学术从三个方面败国:

   “其为人,质虽清介,而器本偏狭,志虽高远而学实凡近,其所论说盖特见闻億度近似耳,顾乃挟以为高,足已自圣,不复知以格物致知、克已复礼为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于天下之事,每以操率任意,而失之于前,又以狠徇私而败之于后,此其以为受病之原……

   若夫道德性命之与刑名度数,则其精粗本末虽若有间,然其相为表里,如影随形则又不可得而分别也。今谓安石之学,独有得于刑名度数,而道德性命则为有所不足,是不知其于此既有不足,则于彼也亦将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为妙道,而谓礼法事变为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

   若其释经之病,则亦以自处太高,而不能明理胜私之故,故于圣贤之言,既不能虚心静虑,以求立言之本意,于诸儒之同异,又不能反复详审,以辨其为说之是非,但以己意穿凿附丽,极其力之所通而肆为支蔓浮虚之说。至于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诸身,以验其实,则一切举而归之于佛老。及论先王之政,则又骋私意饰奸言,以为违众自用、剥民兴利、斥逐忠贤、杜塞公论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为事者,则或苟因旧说,而不暇择其是非也。”(《朱文公文集》卷70《读两陈谏议书》)

   《宋史王安石传》记载:

   “朱熹尝论王安石以文章节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

   对于王安石的评价,陆九渊与程朱派有所相同,他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从褒奖乡贤的角度为王安石鸣不平,并对其治国志向给以很高评价,但也指出了王安石学术之不纯不正,是导致新法误国的主要原因。

   王安石为了表达变法决心,曾经发豪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言就像王安石的性格一样偏激。其变法失败的思想原因,在这句话中就有所体现:对天变、祖宗和人言都缺乏必要的尊敬慎重之意。有德欠大,有智欠高,人事未协,虑事不周,一意孤行而欲求成功,难矣哉。

   熙宁变法品质不良,问题重重流弊深重,根源就在荆公新学。但有必要指出,王安石变法与商鞅变法仍有本质区别。至于王安石个人的品格,更有值得肯定称道处。蜀派和王夫之斥王安石为奸臣,过了。对王安石不能论忠奸,只能说他迂腐顽固,智慧不足,好心坏事。司马光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此言最为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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