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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卢森堡首相拥有律师执照

    当今世界政坛中政府首脑的“70后”律师、法律人来了。现卢森堡首相贝特尔拥有律师执照、欧洲及公共法法律硕士、海事法硕士、政治学硕士等多个学术头衔。
    2013年12月,时年40岁的贝特尔成为卢森堡政府首脑兼任国务部长、交流与媒体部长、宗教事务部长。之前,贝特尔曾任卢森堡市市长、卢森堡市政委委员。
    贝特尔还曾任一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这份高公众曝光率的工作,直言不讳言行为他积攒了不少社会知名度及支持率。
    对比中国当今的执政党领导人、国家主席、政府首脑都是50后,60后还刚刚任中共省级党委常委委员,70后在地级政府中作为负责人还很少。70后律师和法律人,能成为政府首脑还是非常遥远的梦。
    中国的转型若用暴力革命方式,我看永远实现不了40岁律师、法律人成为政府首脑;若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还有可能实现40岁律师、法律人成为政府首脑。


    万事开头难,关键是国民观念的转变,当务之急是实现公民维权队伍人员结构的年青化、网络化、法律化、知识化,这是何等重要?否则公民维权将成为乌合之众的自娱自乐。
   
   
    我的朋友王全璋律师/山东律师李对龙
    (博讯2017年05月24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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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在某地开会时,一位律师突然问我:“你老师现在在哪?”我一脸茫然,“谁••••••?”“全璋啊!怎么,你不觉得他可以做你老师?”他笑言。“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现场喧嚷,打断了我的解释。其实我是想说,习惯了和这位给我过颇多帮助、一点架子也没有的律师以朋友相待,正式点的称呼是王兄,若是喊王老师显得多见外。
   
      2008年初春,我在济南和杨宽兴先生见面,下午吃饭时本想请孙文广老师同往,但那天孙老师家门口有人“站岗”,不便打扰,杨先生又给另一个人打电话,对方答应马上过来。“他叫王全璋,山大毕业的,在省图书馆工作,好像有法律职业资格证,”杨先生向我简单介绍此人。
   
      十多分钟后,一个戴着眼镜、看上去文绉绉的人推门而入,杨先生起身跟他打招呼,他大步流星过来落座。杨先生对我说:“他就是王全璋。”我起身与他寒暄握手,心想:“这气质,看着就像是在图书馆工作的人。”似乎是得知孙老师没能来,而眼前又是个陌生小孩子,落座后的王全璋显得兴致不高(以后我才知道,在聚会场合他就是一副闷闷的样子)。及至几杯啤酒下肚,面色红润的全璋兄开始针砭时弊,说到激动处声调特别高 ,话语激昂,内敛书生瞬间转变为慷慨义士。具体话题内容我已记不清,只记得他为因坚持信仰而受迫害者鸣不平,力挺当时引发争议的高智晟律师,毫不掩饰愤懑的情绪,间隙还向我们展示他手里那部当时很先进的带键盘的诺基亚智能手机。
   
      离别时华灯初上,杨先生驱车拐进校园,我和全璋在山大路与山大南路的路口分别。他壮硕的身影急匆匆地穿行在人流喧嚣中,看上去沉稳而显落寞。
   
      一年多后的夏天,我到孙老师家里拜访。晚上,王全璋给访民讲授法律知识回来,背着大背包汗津津地进门,身穿极普通的T恤、短裤,脚蹬一双大拖鞋,犹如一位远道而来的背包客。纵使到北京做了律师后,全璋很多时候依然保持着这种“不修边幅”的造型,以致被律师前辈批评,律师一定要注意衣着仪表!一次他到我所在的办公室,除了T恤、短裤外,脖子里竟还挂着一条白毛巾,擦着汗进门,给他开门的实习生误以为是前来求助的访民,充满了平易近人的大叔气质。
   
      那次在孙老师家里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他明显热心了许多,主动和我讨论一些时政与学术话题,让我表达观点、见解,我想大约是他看了我那些不足道的文字后,将我作为值得交流与交往的同道朋友了。那晚我们同住在孙老师的另一处寓所里,言谈中他已流露出对图书馆工作的厌倦,神情凝重,显得郁郁不得志。他未毕业前就为底层民众无偿提供法律服务,打“民告官”的官司。历城区的一个法官曾气急败坏地指责他永远也做不好律师,还给学校领导打电话,要求不发给他毕业证。多年以后,全璋成了一名出色的人权律师,那个法官则因判案不公被当事人用花盆砸成了植物人。
   
      在孙老师家里见面后不久,全璋就扔掉了省图书馆的“铁饭碗”,去了北京。当时杨先生对全璋的选择是持反对意见的,专程到济南劝他,但我倒是支持他走出安稳的书斋。之后杨先生因宪章事件远赴异国,我们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半年前在Skype上,他对全璋在代理人权案件上不计个人风险的勇猛非常担忧,现在不幸被他言中了。
   
      全璋到北京后,起初在一家民间研究机构做研究员,后来才专职从事律师工作。代理了一些包括信仰案件在内的维权案件后,他在这方面的名气越来越大,慕名向他求助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不会基于风险或个人利益考虑而推脱,再无时间和精力去做普通案件。全璋给自己的定位是一名“人权捍卫者”,就像他不注重所谓的律师仪表一样,他从不标榜自己的律师身份,始终站在底层立场,为被伤害与侮辱的弱势群体维权,在法庭上为受迫害者辩护。在我接触的众多同道朋友中,全璋是少数毫不考虑风险与私利、绝不向专制权力做任何妥协与退让的人权捍卫者之一。
   
      全璋在北京做律师后,偶尔会因办案路过济南,但总是来去匆匆。孙老师的妻子韩伯母抱怨,这孩子来了也不怎么说话,就知道闷头吃饭,三十多岁了也该考虑成家立业了。全璋在济南时,韩伯母一度很热衷于为他说媒,但似乎皆因双方缺乏共同语言而无果。我能够想象得到,两个人坐在一块,女孩想着逛街、看电影等等浪漫的事,而全璋却总是一副忧国忧民的深邃表情。直到有一天,他从北京带着年轻端庄的女朋友突然而至,不久后他们就喜结良缘,然后有了一个活泼的儿子。这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壮举,让我们啧啧称奇。在省图书馆积聚多年的书生,就这样转变为了一名坚定的捍卫人权的行动者,同时也成为了一名合格的丈夫与父亲。
   
      纵使以律师身份投身于人权捍卫事业后,全璋依然保持着一贯的低调,很少参与研讨活动,从不做自我宣传,也甚少以实名发表文章,但从他对刑法修正案的评论、对行政拘留制度的质疑中,足可见得他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他对运动式的政治迫害案件从程序问题入手、阻断违法庭审的辩护方式被众多同行借鉴,也卓有成效。
   
      全璋真正为公众和舆论所熟知是通过2013年的靖江事件,苹果手机的云录音功能让法官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作为辩护人的全璋被当庭司法拘留,引发全国律师和公民的声援。全璋热心研究现代科技电子产品,熟练操作苹果产品的各种功能,常买诸如投影电视播放仪、高清拍照灯等新奇玩意。
   
      多年来,作为人权律师的全璋遭遇过来自原律所、司法行政及公检法部门的各种打压,履行辩护职责时被暴力对待也是家常便饭。他头部有淤血,一直靠针灸减轻痛苦。巨大的风险从未让他退缩,但家人是他最大的牵挂。去年全璋的母亲突发重病,他非常自责没能给父母提供悉心的照料,决定把母亲接到北京治病。但现在,家人都不知道身陷囹圄的他在何处。
   
      全璋和现在的律所只是挂靠关系,很少到所里去,忙于为信仰群体辩护的他也没有参与近期的一系列社会热点维权事件,但执着的他早已被公权力部门视为巨大的麻烦制造者。所以在这次以徐纯合事件为导火索的对人权律师的全国“围剿”中,他“躺枪”一般被列为了“锋锐团伙”的主要成员。
   
    他执着、真诚、质朴,不畏强权,以法治为信仰,为权利受侵害者辩护,践行着人权捍卫者的道路,并因此而受难。他就是我的朋友王全璋律师。
   
    作者:李对龙 山东律师
    2015年7月22日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7/05/201705241649.shtml)
(2017/05/2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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