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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比夹边沟还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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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流:比夹边沟还恐怖!

   
   四川“415”劳教筑路支队
   
   民国复兴运动 來源:電子郵件2017-02-27 老憨05
   
   题记:祭奠在四川省劳改局“415”劳教筑路支队罹难的右派难友
   
   (一)中国还有一个415屠场
   
   如果说,中国甘肃省酒泉市附近的夹边沟劳教农场成了“中国右派分子饥饿死亡坟墓”,那么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直属“415”劳教筑路支队,却是中国右派分子的“屠场”。
   
   何以叫它为“屠场”呢?第一是因为大批劳教右派在炸山凿洞修筑铁路的劳动中,轻则炸成终身残废,重则炸得血肉横飞;第二是它采用分化瓦解、刑讯逼供的手段制造了一个轰动全省以至全国的子虚乌有的所谓反革命组织“中国马列主义联盟集团”惊天大案,最后判处死刑2人,死缓3人,无期4人,有期徒刑14人。这个冤案至今还没有昭雪。
   
   这个拥有5000名右派分子的四川省“415”筑路支队,在“文革”前忽然解散,大约不足一半的人活着回到了社会,另外2000多名右派分子,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工伤,不是自杀便是逃跑,不是被杀掉便是被判刑。生还者的我迄今仍怵目惊心,常有恶梦相伴。屠场,这个扑杀四川右派分子的屠场何时才能曝光清算,写进历史?
   
   我作为415的幸存者,作为“中国马列主义联盟集团”的一个“成员”,现在把我所知道的情况,追记如下,并以此文祭奠在四川省劳改局“415”劳教筑路支队罹难的右派难友。
   
   (二)还历史以真实
   
   为什么这个“屠场”直到今天还鲜为人知呢?一是它高度保密,不让资料外泄;二是这些“屠场”的幸存者已垂垂老矣,有的人对所经暴虐至今心存余悸,有的人不想再触动这些伤心往事,有的人则是因为舆论封锁无处表达自己的声音,但只要有机会有条件仍然有人无所顾忌地要说话,例如有位重庆的难友就领头草拟上书,要求中央补发工资,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对右派分子赔礼道歉。这是国内最早的上书者之一。此事早已传到海外。他们并没有因为周居正们被杀害于先,就全都吓得闭口噤声,相反,大家都想要还历史以真实,还历史以公正,还历史以清白,而且也是要还中国共产党以真实,以公正,以清白。
   
   为了还历史以真象,回报“伟人”的“大恩大德”,我这个劫后余生的“教民”,必须把当时的情况真实地记录下来,哪怕是冰山一角,也不能让这段惨烈的历史就此尘封湮没。正如山东大学附中难友李昌玉先生说:猪在被屠宰前还要叫几声,可我们叫也不叫,就那么无声无息地带着条条鞭痕刀伤去见马克思,岂不是愧对自己、愧对社会、愧对历史,欠了一笔良心债么?
   
   (三)四川省的反右派的丰功伟绩
   
   四川是打右派分子最多的省份,也是“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最多的省份。打右派多,说明紧跟伟大领袖,饿死人多,也是因为高举“三面红旗”,所以由于有“右派多”和“饿死人多”的“政绩”,原省委书记李井泉才能扶摇直上当上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尽管共和国的法律没有惩罚他,冥冥上苍却惩罚了他。“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四川最大“走资派”被红卫兵揪出跪在成都人民广场遭三十余万群众批斗,尔后老婆跳楼自杀,女儿遭“造反派”暴凌至死,儿子毙命于“武斗”。应了民间一句俗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皆报”。我想我们的“领袖”也不会如此长眠于天安门广场吧?
   
   四川到底抓了多少右派分子,一说五万,一说八万,一说十二万,只有天知道。我的难友李才义在《风潇潇路漫漫》一书中引《当代四川简史》为6万多,划为右派分子的为50279名。民间有这么一个传说,到了“落实政策”的1980年末,仍有不少人向中央申诉,要求复查自己的右派问题。一次邓小平问李井泉:“你当四川省委书记到底揪了多少右派?现报上来的数字已超过了八万多人还有人申诉。我给你擦屁股嘛你得告诉我一个实数啊!”别的单位揪多少右派不知道,我们新建不久的《成都日报》社不足40人的编采队伍,竟定了12名右派分子。四川当时有七千多万人口,近五六万个单位,该有多少右派分子?
   
   (四)何谓“415”筑路支队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何谓劳教?何谓“415”筑路支队?“劳教”是毛泽东又一“发明”,也是他不明杀右派暗诛异已的一把“兵不血刃”的利剑。在中国法律条文里,没有“以言治罪”或“以思想治罪”的惩罚条款,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一家法院可以使用法律手段来判处右派分子。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不知那位助纣为虐的朝臣出此“妙策”,国务院于1957年8月1日发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有了这个“决定”,中共各级党委负责人,就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把揪出的“右派分子”或不顺眼的“分子”,送去“劳动教养”。“劳教”又称“最高行政处分”,没有时间性,被劳动教教养的人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有“通信言论自由”。至于几时解教,主要是本人的“改造表现”。因此,要想“表现好”,就得“靠拢党和政府”,“检举揭发坏人坏事,”“争取立功受奖”。一言以敝之,通过“劳动教养”把人变成一条没有脊梁的狗。如果你不做狗要做人,轻则批斗重则杀头。在“把人变成狗”的政策指示下,四川省成立了不少劳教农场、劳教工厂、劳教××队。
   
   我是写文章的“铁帽”右派。1956年10月四川省文联所主办的《草地》文艺月刊上发表了我一篇“干预生活”的作品《给团省委的一封信》,于1957年7月19日在省市委联合召开的千人批判斗争会上被定为“死不悔改”的极右分子,旋即开除公职送峨边沙坪农场劳动教养。峨边沙坪农场位于深山老林,海拔2500米以上,气候极为恶劣。不知是什么原因?从1958年起我们就吃不上一顿饱饭,三餐全是稀汤汤。不到半年时间就出现浮肿,号称“南方神童”的刘盛亚先生(原西南作协青年部委员,曾有小说《三K党》和《再生记》)和1955年从美国回来的电光源专家、重庆大学教授董时光等有名的知识分子,便饿死在这里(直到今天也找不到遗骨)。所幸此时我调离了沙坪农场,躲开饿死一劫,但却躲不过几乎被砍去脑袋的“415”劳教筑路支队的“屠场”。
   
   1958年为了打通大西南通道,为毛泽东的“大跃进”摇旗呐喊,壮威助阵,内昆(成都至昆明)铁路决定动工。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立即从全省各劳教场所抽调出一批年龄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的青壮年“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在当年四月十五日那天组成筑路支队,故名“415劳教筑路支队”。
   
   我于1958年7月从沙坪农场白夹林中队调到“415”劳教筑路支队第19中队,驻云南省盐津县黄桷槽开掘内昆铁路黄桷槽隧道。“415”共有30多个中队,每个中队有四个大组,每个大组有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有13至15名“教民”,共约5000余人,分布于云南省盐津县、大关县【1958年地名】一带。我们这些“教民”多是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大部分人是读过几天书的知识分子,根本不懂得开山放炮,架桥铺路的技术活儿,唯一本钱是年轻力壮,有点气力。按理说,筑路支队应对我们进行专业技术培训,至少学习七天半月的筑路知识。可没门,一来就得上“火线”。我们相信共产党说的话,为了提前“摘帽”“解教”,哪管人身安危,谁不拿着生命去拼!修铁路累是累,苦是苦,险是险,但与农场而言勉强能填饱肚子,每月还有18元人民币的工资。不过筑路支队的管理干部却很“霸道”,成天追进度、逼工期,比《半夜鸡叫》里的“周剥皮”还厉害十倍。他们多是来自于农村的荣复转军人和劳改队的干部,根本无文化教养与素质可言。他们管教我们的办法是一骂、二打、三捆、四吊、五批、六斗。手段极为残暴毒辣,好像心肝不是肉做的。我们每天干着超负荷的劳动,时间长达十五、六个时小,晚上还要学习两个小时的“思想改造”。平常不能随便走动,纵是到一里之遥的商店买点生活用品都需报告;相互间不准探听情况或谈论案情,如果几个人纠合在一起便是“小集团”。除此,来去书信要检查。我们中一些人为了争取提前“解教”,常常告密打小报告,日子过得真恐怖!
   
   由于筑路支队不对我们进行筑路支队的培训(比如怎样打眼、填药、处理瞎炮?又怎样辩认托盘石与撬除危石等等),只一个劲儿的强调进度,强调加班加点。加之我们当时都相信“劳教时间的长短决定于自己表现”的信条,一上班就脱去衣服卖死力干,哪管汗流如水,哪管骄阳似火,哪管北风怒吼,哪管危险悬命……为此,土地上每天都要发生大小工伤事故,但并不影响大家干活情绪。据难友原重庆市医院外科主治医师车玉生先生说,他在“415”医院作主治医生期间,每天各中队都要送来不少伤员,少则七八人,多则十多人。这些伤员不是炸断手,便是炸掉腿,有的还炸脱了脑袋,血淋淋的吓死人。现在我把眼见目睹的几件惨案写出来,你看它是不是“屠场”?
   
   (五)段大组长被炸得“仙女散花”
   
   我所在的四大组组长段某,他是改造积极分子,经常受到表扬。反右前是重庆一家国营工厂的车间主任、支部委员,家里有妻有子,生活过得十分美满幸福。整风中他响毛主席号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天条”,在一次厂里召开的座谈会发言说:“北京大学教授们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看工厂也一样。书记、厂长不懂生产,怎么领导组织工人生产?我们的厂长、书记应该脱产去学学技术,不然永远上不了台阶。”为此,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当时我在主办中队墙报。一次他私下和我聊天说:“晓枫,划你当右派千值万值,你毕竟写了篇大毒草《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可我就那么几句话,还是他们再三动员我去说的,你说冤不冤?”我表面上不敢附和,笑笑道:“你反对书记、厂长就是反党啊!你没见北京那些教授,凡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哪一个跑脱了?”他无可奈何地嗯了声说;“看来这付药吃定了,可害苦了我的老婆儿子。管他妈的干它三年,我不信帽子摘不掉。”为了“摘帽”他总是拼命在前,吃饭在后,忙得快疯了。一次他们大组三小组放炮,装了12炮,只响11炮,一炮哑了(不响的炮称哑炮)。处理哑炮是件危险工作,一要技术,二是胆量,三要机警。他是大组长,负责全大组人的安全,每次处理哑炮都责无旁贷,当然这次也是他。
   
   一抹残阳血红血红,几只暮鸦在远远的树枝上凄切悲鸣。他提着一桶水,拿着铁挖耳,吸着烟,蹲着在哑炮的岩石前掏炸药,不知是铁挖耳触着了雷管还是引线慢燃的原因,突然“轰”的一声巨响,黑烟冲天,只见群石狂飞。他的身躯随着冲天的黑烟,伴着腾空的岩石,像天女散花似的飞向四处。一只胳膊搭在远远的树梢上,一只大腿飞向横江边,眼耳口鼻模糊不清,鲜红的血流遍工地。我和他组里人哭着喊:“段大组长,段大组长……”没有回声,只有横江河的在咆哮。大家认为是因公死亡,应通知他家属开个追悼会。我们把情况向中队长作了汇报,中队长想也不想,冷冷冰冰地说了几句:“右派分子专政对象,开什么追悼会,叫木匠用木板钉付棺材,在山坡上埋了就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敢说个不字?他的死真不如条猪,叫也没叫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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