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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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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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羊作俑,让儒家蒙冤---翻一个两千多年的案
·是公羊作俑,让儒家蒙冤---翻一个两千多年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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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为思想先锋,还我言论自由

    愿为思想先锋,还我言论自由

   附言:本文是拙作《儒钟响起----我的中国梦》的自序。该书原拟在台湾出版,因颇多“异议可怪之论”,过于敏感,决定暂缓,或者干脆等死后再出---这也是有故例的,孔子的《春秋》,康有为的《大同书》,生前都限于小范围传阅。就当是我写给未来的一本书吧。当然。我还是希望,在我生前,这本书有机会堂堂正正于大陆出版,并能获得文政两界一定程度的认同和共鸣。兹先发序言,以飨读者。2017-3-23余东海

   古往今来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都离不开思想开拓和文化先行,先有“应然”,才有望“实然”,故文化人应该比政治家先行,提供政治理论参考,创造社会转型条件。现中国面临千年不遇的政治大变革社会大转型,在思想文化上突破原意识形态的藩篱更是当务之急。

   儒家既应该是坚定的道统保守派,又应该是自由的思想先锋队和真理的传播者,十几年前曾对一位友人豪言:“在野君子一时不敢说的话,在朝正人一时不便发的言,都让我先吐为快吧。”我愿意把儒家和中国的命运放在自己的命运之上!个人的一切包括安危和生死,且置之度外,顺其自然。古人云,先为豪杰,后为圣贤。此生能否成德成圣我不知道,豪杰之气颇为充沛。

   凭着这股子气,十几年来陆陆续续吐个不休,遂有了这一本《儒钟响起----我的中国梦》。本书阐述了一个当代儒生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思想,并依据仁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现实政治、对马列毛鲁展开了强烈批判,摧邪显正,破旧立新,大刀阔斧,大破大立,应是我所有著作中政治性最强、敏感度最高的一本。

   全书共分为六个部分:政治篇,现实篇,正义篇,崇正篇,辟邪篇,台湾篇。政治篇正面阐述一个当代儒生的政治思想、社会理想和制度设想;现实篇是面对各种现实问题进行的思考和批判;正义篇阐说正确的理义、正当的道理,并对经典作出正确的解释,对政治、道德各领域的是非善恶作出恰当判断;崇正篇以肯定为主,对国内外各种正人正事正义思想给予如理如实的赞肯。

   以上各篇都侧重于立,辟邪篇侧重于破,对国内外各种不良人物和思想给予实事求是的批判和破斥。台湾篇谈论台湾问题及有关人物,有立有破。

   范滂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东海闭关磨笔,发澄清思想之愿。五四倒孔反儒,导致文化颠倒和思想混乱,各种歪理邪说冒充真理正义泛滥成灾。最典型者,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平等主义、集体主义都属于民粹主义。如果说极权主义是纵容君恶、逢君之恶,民粹主义就是鼓励民恶、逢民之恶,两者相反相成,马列主义就是民粹主义与现代极权主义的圆满结合。

   上述主义的信奉者和支持者,既与儒家文化背道而驰,也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哈耶克对民主主义早有严厉批判。遗憾在中国,很多人依然分不清楚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本质区别。所以特色启蒙派越启蒙,中国人越蒙昧。所谓启蒙,实为蒙启。

   拉着自由民主平等大旗的伪启蒙派,与马列派文化、政治立场相反,但在反孔反儒方面不约而同,例如,在抹黑历史、诋毁清官方面,它们就高度一致,形成了两个共识:一是儒家王朝官贪吏恶,二是清官比贪官还坏。其实都是颠倒而反常识的。历代儒家王朝大多数时期,清廉是主流,即使晚期吏治败坏,仍然清官不少。只有马帮才会无官不贪。

   又如,马克思和鲁迅,都颇有迷惑性。不少人认为各国马帮包括列宁斯大林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都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所致,马主义本身不坏。又有不少人认为鲁迅的问题是被毛氏利用,本身是好的。殊不知,马恩列斯毛,一根藤上的蚂蚱也。虽有思想之小异,或有政治之矛盾,皆不碍本质之大同和精神之一致。鲁迅被利用,是因为在政治立场、文化精神和道德本质上与毛氏有共性。崇鲁派最容易崇毛,崇毛派必然崇拜马恩列斯,水到渠成,势所必然。让它们真正尊孔尊儒则不可能。本书对马恩毛鲁皆予以毫不留情而如理如实的揭批。

   认为儒家是极权主义的帮凶,认为马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认为民主主义、平等主义、马主义可以开出民主制来。这是五四至今最大的误会,堪称二十世纪三大蠢见。一个知识分子如果蠢到这种程度,纵然好心,也是邪人,无意中充当了恶人恶势力的帮凶帮闲。

   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澄清诸如此类的思想迷雾,让越来越多的人具备分辨优劣是非正邪善恶的择法之眼,并对体制内外有识之士和健康力量起到一定的支持、鼓励、引导作用。尽管孔孟被打倒、乾坤被颠倒已久,但我相信两岸朝野都不乏能辨优劣是非、能识正义真理的法眼。

   遗憾的是,本书目前只能在台湾问世。希望当局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给人民,还给儒家,让本书早日有机会在大陆出版,让复兴儒家、重建中华的洪钟响彻神州大地。在言论标准上,应该严于官而宽于民,严于政治人而宽于文化人。官员发表错误、反常言论,可以党纪官律处分;民众和文化人则应该充分享有言论自由---这是民众应有的“特权”,尤其是文化人,更应该拥有危言诤论的自由。

   民众和文化人噤若寒蝉的国家,必乏生气生机,必然反常反动。

   或担心言论自由不利于“意识形态安全”。姑不论“意识形态安全”不能靠剥夺民众和文化人的言论权去维护,姑不论“意识形态安全”本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提法,只说习近平思想已是现行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儒家思想在习思想中占有不少份量。限制儒家言论,本身就是对习思想的某种虚置。

   在中共历代领导人中,习近平先生最为倾向儒家,其思想最能与儒家相通。东海对马主义、毛思想、邓三科一概不认同,但对习近平讲话有所认同,就像习先生对儒学有所认同一样。可以说,在习近平努力之下,现行意识形态已渗入儒家因素,与马学毛思存在重大区别,有趋善性向正性并已自成体系。如果连儒生都不能或不敢论及时政,避之惟恐不及,那是政治之恶,政府之耻。

   自习先生公开有所尊儒的态度之后,猖獗百年的反儒势力有所收敛,但私下里依然顽固反儒和防儒之口,导致儒家的言论、出版、结社诸自由依然残缺。

   反儒派主要可分为三大派:一毛派,极左派,文革余孽;二伪启蒙派,民粹派,五四遗孽;三贪官恶吏和既得利益集团。本书针对这三派的批判炮火最为猛烈。希望它们及早在政治上洗心革面、思想上改邪归正,希望习先生对中华文化的尊重逐步落到实处,希望儒家和人民早日享有言论自由。

   历劫归来,儒家的力量还很微弱,甚至不如清末。但清末儒家处于下降阶段,而今则是一阳来复的上升时期。作为中华文化的主统和中华文明的缔造者,儒家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其历史性的复兴意味着中华文明新一轮的起航。长风破浪会有时,两岸有识有志之士应该做好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准备了。2017-3-11余东海于南宁,首发于北京之春

(2017/03/2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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