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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思想家宣昶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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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思想家宣昶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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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转型不应转型宪政民主等应转型为新的文明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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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既优于历来专制又优于历来民主的新的文明专制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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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行高级民主制度转型才可化解美国南海挑衅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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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昶玮关于中国政治转型顶层设计问题的相关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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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所指中国崛起只是中华文明领导世界而非中国经济等崛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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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转型宪政民主是走不是未来人类前途方向的西方文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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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的观念八股僵化和欧洲思想家观念开放创新之对比


   
   
   
   之所以说中国学者的观念八股僵化而欧洲思想家观念开放创新,全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王六二的研究报告《近现代神秘主义研究状况》中看出来的。

   研究报告称十九世纪初欧洲对印度宗教、哲学的发现,曾被欢呼为文化上的重大事件,许多文化人预期着随之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叔本华甚至把梵文和奥义书的发现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希腊罗马的“真正的”文化的再发现相提并论。当时,西方的文化知识界滋生着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借助印度宗教、哲学创造出第二次文艺复兴,使西方文化来一次彻底更新。
   神秘主义热潮反映到教会内部,间接导致了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变化。19世纪精神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受到极其严重的怀疑,新教以道德价值观为核心的利奇尔主义让位给了施莱尔马赫,宗教中的直接性和自发性因素重新得到了承认。而在教会外,当正统思想受到怀疑,价值观念发生转变时,发掘传统寻找精神资源不可避免地相伴着神秘文化的泛滥。古老的巫术复活了,出现了催眠术、降神术,各种通灵术,唯灵论,神秘学也开始复兴起来。从德国到英国,从欧洲到新大陆,在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似乎都在经历着一场“神秘主义复兴”运动。
   恩格斯在《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中有过精彩的评论。这个时期,出现了神智学,神智学者们声称,一切宗教都具有相同的古代智慧的根源、相同的神话和象征,因此,揭示出这些秘密将导向真理和精神的同一。几乎与此同时,心灵学也诞生了。心灵学从一开始出现就迷住过一些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从“功勋卓著的动物学家兼植物学家华莱士到化学元素铊的发现者和辐射计的发明者威廉克鲁克斯”(恩格斯语),直到今天,心灵学(现称“超心理学”)仍在吸引着那些对“心灵”、“人体”之类奥秘具有强烈好奇心和探索欲的科学家。
   19世纪下半叶,随着非洲、澳洲、环太平洋沿岸等地原始的土著文化的发现,对于世界上各种宗教作历史的、批判的和比较的研究开始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宗教的起源,原始神话的起源,“玛纳”、“瓦堪达”的发现,成了当时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当时的人类学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释不同宗教及其起源。M.缪勒的《宗教学导论》(1870),E.泰勒的《原始文化》(1871),J.G.弗雷泽的《金枝》(1890),A.兰格的《现代神话学》(1898),E.杜尔凯姆的《宗教现象之解释》(1899),以及稍后的R.R.马雷特的《宗教的发端》(1902)等早期宗教学著作对语言、神话、图腾崇拜、巫术的研究。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美国宗教心理学家J.H.柳巴从科学实证主义立场阐释神秘主义的内在本质,把神秘主义完全归结为可分析的心理活动,否认任何超自然实体的存在。他发表了《对宗教的心理学认识》(1912)。其他 的有F.V.休格尔的《宗教的神秘因素》(1908)、W.R.英格的《基督教神秘主义》(1899),E.昂德希尔的《神秘主义》(1911),R.M.琼斯的《神秘宗教研究》(1908),以及F.霍金的《人类经验中的上帝的意义》(1912)、C.G.荣格(1875-1961)对宗教和神秘主义的研究等等。
   总而言之神秘主义的出现冲击了西方思想家,结果他们纷纷投身于中积极研究,期望得到成就,以拯救在人们心目中衰落了的正统哲学。
   在上述西方思想家的种种努力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群观念丝毫也不保守的西方知识分子,他们面对神秘主义的冲击表现的不是冷漠和奋起批判“伪科学”,也不是纷纷起来揭露“骗子的伎俩”,而是以严肃和严谨的态度去对待之、研究之。
   现在到了我们中国了。
   我们中国的学者和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和当时欧洲同样的受到神秘主义的冲击后,他们的表现又如何呢?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传统文化活跃起来来,气功和宗教等纷纷登上社会舞台:于是神秘主义开始大行其道。
   他们首先就根本不承认唐雨的“耳朵认字”是真实的,即使到现在不是还有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不承认特异功能真的存在么?
   接着中国知识分子纷纷参与对“伪科学”、对气功、对邵伟华的八字算命、对特异功能、对巫术现象、最后对神医胡万林的讨伐和大打出手,把胡万林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到监狱里去了。
   而其实上述这一切都是和当时出现在欧洲的神秘主义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人家用冷静客观的态度对待之;而中国则以“彻底铲除封建迷信”、“彻底打倒蒙昧主义”为原则,先就欲把之“置之死地而后快”的。
   总而言之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学者对待神秘主义东西的巨大冲击首先是不承认;继而是大打出手大肆的公开批判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也有几个天才思想家天才知识分子开始了对神秘主义东西的研究,柯云路和钱学森等是代表人物,中华思想家宣昶玮不但研究而且还弄出了天大的思想成果了呢!
   可是作为对比直到今天我们众多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众多的学者、教授、专家、权威、研究员等,他们却依然是“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的对神秘主义的东西拒绝承认,并深恶痛嫉之。同时他们也对柯云路和钱学森、对中华思想家宣昶玮宣布当代中国已经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人类第二次文艺复兴思想运动等丝毫也不感兴趣,并对上述人物大肆的讽刺挖苦、百般嘲讽。
   现在看看当欧洲思想家对来自印度宗教和哲学的神秘主义冲击纷纷进行探索研究获得许多哲学成就的时候,这股研究神秘主义的风吹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众多的学者、教授、专家、权威、研究员等他们在干什么呢?
   这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王六二的亲自介绍。
   王六二在《近现代神秘主义研究状况》中说:
   “神秘主义作为宗教的核心和奥秘之所在,作为民族文化之一部分,近年来,受到我国一些学者的重视和关注,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积累了相当的研究资料,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典籍的翻译,如《五十奥义书》(徐梵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莲华生:《西藏度亡经》(徐进夫译,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阿丁•施坦泽兹诠释:《阿伯特》(张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乔荼波陀:《圣教论》(巫白慧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等。
   二是对经典著作和研究著作的翻译,如铃木大拙:《耶教与佛教的神秘教》(徐进夫译,台湾志文出版社,1984年);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三联书店,1986年);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7版);铃木大拙、弗洛姆、马蒂诺:《禅宗与精神分析》(王雷泉、冯川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米尔希•埃利亚德:《神秘主义、巫术与文化风尚》(宋立道、鲁奇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杰弗里•帕林德尔:《世界宗教中的神秘主义》(舒晓炜、徐钧尧译,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H.奥特:《不可言说的言说》(林克、赵勇译,三联书店,1994年);S.薇依:《在期待之中》(杜小真、顾嘉琛译,三联书店,1994年);尼古拉•库萨:《论隐秘的上帝》(李秋零译,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1994年);鲁道夫•奥托:《论“神圣”》(成穷、周邦宪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托名)狄奥尼修斯:《神秘神学》(包利民译,三联书店,1998年);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G.G.索伦:《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涂笑非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荣格:《东洋冥想的心理学》(杨濡宾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米尔希•以利亚德:《不死与自由:瑜珈实践的西方阐释》(张祥龙主编,武锡申译,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安德鲁•洛思:《神学的灵泉:基督教神秘主义传统的起源》(张祥龙主编,游冠辉译,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保罗•费尔代恩:《与神在爱中相遇:吕斯布鲁克及其神秘主义》(张祥龙主编,陈建洪译,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乔纳森•爱德华兹:《信仰的深情:上帝面前的基督徒禀性》(张祥龙主编,杜丽燕译,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等;以及散见于西方宗教学著作中的有关内容,如四川人民出版社“宗教与世界丛书”中,玛丽•乔•梅多的《宗教心理学》,约翰•希克的《宗教之解释》中的一些章节;还有相关的重要研究著作,如弗雷泽:《金枝》(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等。
   三是对各种宗教神秘主义的研究,如萨满教、禅宗、藏密、道教中的神秘主义,以及印度的瑜珈和克里希那崇拜、犹太教的喀巴拉和哈西德派、中世纪基督教神秘神学和隐修主义、伊斯兰教苏非派等;如果我们把对纷繁杂乱的神秘文化的重新整理和再阐释都算在内,如四库全书中的类书,从谶纬、符咒、数术、风水、星占学、内外丹术到养身等方面,则此类著作文章不胜枚举。”
   原文地址:http://www.cssn.cn/zjx/201410/t20141004_1351172_10.shtml
   上面的话明白无误的说:当欧洲思想家在积极探索神秘主义现象奥秘的时候,中国的学者却在大做特做“一是对典籍的翻译”、“二是对经典著作和研究著作的翻译”、“三是对各种宗教神秘主义的研究”即对“萨满教、禅宗、藏密、道教中的神秘主义,以及印度的瑜珈和克里希那崇拜、犹太教的喀巴拉和哈西德派、中世纪基督教神秘神学和隐修主义、伊斯兰教苏非派等”进行研究:总之是完全学着西方学者的样子,纷纷到各种“神秘主义”中去做文章。请注意中国学者的研究不是要“积极探索神秘主义现象的奥秘”,而是把“神秘主义”作为“一大研究领域”去研究的。
   这种情况就和现在中国有大量的《红楼梦》研究者,即有大量的“红学”家的情形一样。这些“红学”家们他们自己并不去写另外一部别样的《红楼梦》了,却要千方百计的去在曹雪芹的唾沫里挖掘一点黄金出来作为自己吃饭的本钱,也好器宇轩昂的在学术界里混,中国学者的积极研究“神秘主义”,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场景。
   欧洲思想家对来自印度宗教和哲学的神秘主义冲击纷纷进行探索研究,以期获得对神秘主义现象的奥秘了解;而中国学者也纷纷研究“神秘主义”却不是为了获得神秘主义现象的奥秘,而是为了“研究欧洲思想家对来自印度宗教和哲学的神秘主义的研究情况”:就和曹雪芹写出了《红楼梦》,他们纷纷去争先恐后的当“红学家”完全一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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